“吃苦耐勞”從不是一種美德，而隻是一種無奈與被PUA。
關於天門山四人相約跳崖的事件，昨天已經寫過《樂觀是一種道德責任》一文，從感性上做了一點規勸，今天想再寫一篇文字，從理性角度略微分析一下，這起案子到底意味著什麽。
從目前報道的綜合梳理看，我得知這四位相約跳崖者的身份是這樣的：
彭某，男，河北人，家庭經濟條件不好，當地村民說其家庭是村裏最窮的那幾戶之一。
張某，男，福建人，家中獨子，今年23歲（四名跳崖者中最年輕），初中畢業後到廣東打工。
陳某，女，四川人，家境普通，家中除父母以外，還有一個兄弟，一家四口，其生前性格很開朗，而陳某男朋友的姐姐也證實，印象中陳某是個很好的女生。
劉某，男，河南人，今年34歲（四位跳崖者中最年長），有一個十三歲孩子跟媽媽生活。父母身體不好，常年吃藥，經常給家裏生活費。
可以看出，這四位跳崖者的籍貫不同、性格不同、各自經曆也不盡相同，可能唯一的共同點，就在於他們共同遭遇了同一種命運的折磨：貧窮。
是的，沉重的生活壓力和看不到希望的未來，讓他們感覺到貧窮將是一條延綿在他們人生路途上看不到盡頭的苦行路，在這條路上他們感覺自己走的實在太累了，於是決定相約在美麗的天門山自殺，結束這場漫無止境的苦行。
但單以“受不了窮”去解釋天門山相約自殺案，卻也存在一個疑點——貧窮作為一種曾經中國人普遍具有的特質，不是驟然降臨到這片土地上的。
我昨天的文章後麵還有讀者留言：小西，你說你們這一代人忍受不了貧窮和空間小，可你想想你們父母那一輩人其實活的更辛苦啊！中國人祖祖輩輩不都這麽過來的麽？
這個問題，有點接近前幾年引發熱議的“農二代”問題。很多社會調查者發現的，曾經給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最大勞動力供給的農民工群體正在陷入枯竭，與一代農民工吃苦耐勞不同，二代、三代農民工們不約而同的出現了“躺平”、少工作、不結婚、不生育、賺錢欲望低等現象。“三和大神”等新聞，其實就是這種“農二代”現象的衍生品。
而天門山四人相約跳崖的事件則警示這個社會，受不了貧窮折磨的年輕人、“農二代”、“窮二代”們，可不僅會“躺平”，而且可能會自殺。
這就需要提供一個解釋，為什麽中國人曾經最鮮明的“美德”——吃苦耐勞，為了偏偏到了這一代，突然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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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寫作《鄉土中國》一書的費孝通先生，在總結中國傳統的農業鄉村社會時，曾提出過一個詞匯：他說傳統中國農村一直是一種“匱乏經濟”。
這種匱乏經濟從本質上講，是農業生產模式不可調和人地矛盾造成的——由於可開墾的土地一共就那麽多，而人口總在不斷增加，所以中國在清末最終形成了一種人多地少的“過密”狀態。在這種“過密”狀態下，農民們被迫進行一種“零和遊戲”：你的地多了，我的地就少了，你成了地主、那我就得是佃農。那我們之間的關係，必然就是你死我活。
所以農村社會給個體的發展空間是相當有限的，於是就會廣泛存在“閑漢”、“懶漢”、甚至覺得自己“窮命一條”、活著沒啥指望、隨時準備死的“賴漢”。而大多農民在農閑時也會呈現出慵懶的狀態，聊天、打牌、曬太陽。
但你用心分析一下，會發現他們的這種懶散、絕望，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土地就那麽多，地裏能長出的財富就那麽多，就是這麽匱乏，你能咋辦？
貧窮在這種“匱乏經濟”社會中，是一種不得不忍受的命運。
以這個角度去觀察最近四十年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農民工進城潮，就會意識到這場變革是多麽的深刻而偉大——它改變了中國農業社會幾千年來不得不遵循的“匱乏經濟”，打破了這個生存死局。
與農業必須依靠土地不同，工商業可以單純依靠協作來創造財富。於是傳統農民們驚奇的發現，他們的“餘力”有處使了。隻要進城務工，再苦再累，幹一天的活兒就能有一天的收入。這對曾不得不忍受窮日子的“農一代”們來說，有著無與倫比的誘惑力。
我當年做記者時，曾經係統的采訪過一些最早進城務工的農一代，發現支撐他們忍受艱辛、在城裏拚命苦幹的最重要原因，說來說去，無非一句話：“不想再受那種窮了。”
我當時有點不理解：這些農一代在城裏日子過的也很窮，那他們所懼怕的“那種窮”又是“哪種窮”呢？
後來明白了，就是費孝通所說的有力無處使、貧窮不可改變的“匱乏經濟”。
而這些苦難與痛楚的經曆、讓家庭成員能更好地生存，構成了這批人拚命幹活的重要動力。
而明晰了這一點，再反觀“農二代”“窮二代”們現在所處的困境，就能理解他們為什麽在吃苦上“不及乃父”——那種發展空間有限，有力氣也無從改變自己貧窮狀態，正重新降臨在他們的生活中。
看看三聯生活周刊寫這四個自殺者的報道，你就能感覺到他們就生活在這種苦境當中。前兩天看到一個新聞，說廣州的外賣送餐員居然史無前例的招滿了，這其實是一個警示，說明在沒有新的工商業模式被創造出來的大背景下，城市裏的“可耕地”（工作崗位）也幾乎被開墾用盡了。還有大量的“孔乙己”被要求脫下長衫，加入到基層勞動中去。那問題就來了——那些本就處在基層的駱駝祥子、“農二代”、“貧二代”們該怎麽辦呢？
中國人，尤其是中國農民“吃苦耐勞”，這在過去四十年中似乎是一個常識。但我們不應該忘記費孝通的提醒：這種“常識”也是要論經濟環境的。
在一個有足夠的空間發展，有一份力氣掙一分錢的“充裕經濟”中，農一代們可以發揮他們吃苦耐勞的本性，可是如果社會重新陷入“匱乏經濟”的循環，傳統農業社會那種狀態就有可能重臨，而在那種社會裏，有力無處使的“閑漢”“懶漢”“賴漢”，也曾是傳統中國農民的常態。
千萬不要以為中國的底層窮人隻有“吃苦耐勞”這一種性格，他們展現其性格的哪一麵，是環境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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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另一種變革正在發生，而它更深一些：底層中國人為之吃苦耐勞的那個“信仰”，正在消失。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中有一句名言：“人是一種懸掛在意義之網上的動物。”
韋伯說這句話，是為了解釋新教徒為什麽更容易發展資本主義：從近代宗教改革以後，歐洲就崛起了這樣一批新教徒，他們拚命地工作、攢錢，卻又死守著這些財產、不肯花錢，平素異常節儉的度日，宛如苦行僧。最終，他們積累的萬貫家財成為了實現工業化大生產的“資本”。
以外人的眼光去看新教徒的這種“能掙不花”的行為，是有點匪夷所思的，勞動掙錢，積累財富本來就是為了享受麽。隻掙錢不花錢，這輩子活的有什麽意思呢？
但韋伯解釋說：這樣做有意義，因為“人是一種懸掛在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新教徒們懸掛的那張“意義之網”就是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新教倫理。
新教倫理要求這些教徒必須努力工作、賺錢，通過積累財富證明自己的成功。而同時又需恪守節儉的生活，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他們的人生就為了這個意義之網而動，所以他們覺得自己獲得挺有意思。
以韋伯的這個觀點去審視傳統中國人，你會發現我們的父祖輩其實就是“中國式新教徒”，他們也吃苦耐勞、能掙不花，隻不過懸掛他們的“意義之網”有所不同——它名叫“家族”（或者說“家庭”）。
有一部曾經在日本引發大熱的中國紀錄片，叫《含淚活著》，講述一個中國男人告別妻女、遠渡重洋到日本去打黑工，每天做三份工作，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卻住著最破的房子、過最節儉的生活，把維持基本日用之外的所有工資都寄回家裏去。這個男人這樣在日本一幹就是十幾年。而他這樣做的目的，其實就是為了女兒、為了他的那個家。
“含淚活著”的丁尚彪，是個非常典型的“中國版新教徒”。
是的，太多傳統中國人就是這樣懸掛在那個名為“家庭”的意義之網上的，他們的社會意義和生命意義都依托於家族或宗族的延續——換句話說，也就是為家人而活，而不為自己而活著。
“為家人，含淚也要活著”。這構成了傳統中國人的終極關懷和一種準宗教信仰。
更有意思的是，這種生存模式不僅具有“內向性”，還具有“外向性”——如前文所言，傳統中國的農村社會是“過密”且“零和”的，這導致鄰裏親戚對你家庭的興衰、人員和財產變動都特別的敏感。中國農村逢年過節的保留節目就是七大姑八大姨都來問你在外麵工作怎麽樣、掙多少錢、娶媳婦找老公沒有，就是這種敏感的代表。
一個傳統外出務工者在外麵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隻要過年回家時，能在鄉親麵前展現自己“抖起來”的那一麵，顯示自己有身份、有地位。傳統村莊社會就能給予他們尊嚴回饋，以彌補他的辛勞。
所以中國人特別推崇過年過回家。
這張名曰家庭、家族、宗族的意義之網，給上一代“吃苦耐勞”的中國人不竭的奮鬥能量，甚至我們可以說整個中國的奇跡式繁榮，就懸掛在它之上。
但問題就在於，這些吃苦耐勞的農一代外出務工者，這些“中國版新教徒”們，**既是這張意義之網的能量發揮者，卻又是它的掘墓人。**
隨著大量外來務工者離開村莊，來到城市，鄉村家庭的意義之網在過去這些年中恰恰是解體最嚴重的，甚至甚至很多村莊的親屬、鄰裏關係因為外出務工造成的“空巢化”，其崩解的比城市還要嚴重。
於是“農二代”既沒有那麽強的家庭聯係，也不再以這種家庭聯係的利益為自己最高行動指針。於是他們成為了從意義之網上掉落的“飄零者”。他們不再屬於那個傳統的家庭、家族，不再為家庭、家族而活。為自己而活著，又實在太辛苦，他們找不到“含淚活著”的意義。找不到把自己懸掛上去的“意義之網”。於是“躺平”、乃至輕生，就成為了很多人的選擇。
我就認識這樣的農村出來的青年，他們沒有躺平、努力工作，人也很善良，但卻是比我還前衛的“不婚不育族”。我曾問一位這樣的姑娘，你為什麽要這樣呢？她給講了一段她小時候吃苦的經曆：因為家裏窮，學校寄宿出不起自己的床鋪，不得不跟同學“蹭床睡”，半夜被擠下來也不敢抱怨，隻能在地上忍了一宿。因為家裏窮，有一次帶到學校的飯菜沒吃，回家已經餿掉了，父母卻因為心疼糧食，硬逼著她把餿了的飯菜吃掉……
她講述了這些故事之後，我有點理解她不婚不育的想法了——一個忍受了這麽多窮困苦難的人，對活著有一種本能的懼怕，不想再受下一代的牽累、讓下一代也吃這種苦，把自己的懸掛到那個名為家庭的“意義之網”上，這是可以理解的。
而講到此處，我們再回看那跳崖的四人，就會發現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未婚或者已經離異。
而這樣的“窮二代”，正在變得越來越多。比如去年曾經引起轟動的自殺少年劉學州，身上就有這種氣質——他是從家庭這張意義之網上掉落的人。
是的，越來越多的青年（尤其是農村青年、貧困青年），正在從傳統家庭的意義之網上掉落。所以他們不再像父輩那樣“皮實”，不再願意為家族、家庭“含淚活著”。他們想為自己活著。
而如果貧窮和痛苦讓他們實在無法忍受，他們就寧可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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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兩點，我們基本可以得到斷言——“吃苦耐勞”作為一種民族性格，很可能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在中國退場。下一代中國青年從整體風貌上不會再像上一代人那樣任勞任怨、隻吃苦而不求享樂了，他們將對勞作、對回報和對發展空間更加敏感。
而這種民族性的改變很可能將是永久的，因為中國這幾十年農民工進城的浪潮，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的鄉村。
這件事的意義非常重大。
眾所周知，勞動力資源充沛，且特別吃苦耐勞，一直是中國維持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重大優勢。有人甚至戲稱其為“人礦”。如果這個比喻是恰當的，那麽中國人不再那麽“吃苦耐勞”，再配合上出生率的減少，四舍五入，幾乎相當於“人礦”枯竭了。我們正在喪失曾賴以為係的最大發展優勢。
你可以想象一下沙特如果沒了石油，俄羅斯沒了石油，美國沒了尖端科技優勢，瑙魯沒了鳥糞，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不長草了……大約會是個什麽狀態，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逆境。
但基於此，難道我們就應該呼籲新一代中國青年，尤其是基層“貧二代”，向他們的父輩學習，繼續“吃苦耐勞”麽？
並不！
有句話我憋在心裏，一直沒有機會說。那就是我總疑心，吃苦耐勞根本不能算一種傳統美德。
就如同費孝通所指出的，能夠忍耐貧窮而艱辛的生活，那是中國人在“匱乏經濟”下不得不忍受的一種現實。隻是因為不接受這個現實的人都死掉了，才給了一種大家都接受這個現實，甚至生活就應該這樣的假象。
但這種不幸，本應已經隨著近代工商業文明的勃興而終結了。小羅斯福總統提出的人所應享有的四大自由中，之所以有“免於貧困的自由”，就是因為在這個增量世界中，不應再有人明明願意用勞動改變自己的貧困卻不得。
所以貧困不值得被讚頌，苦難不值得被讚頌。一個人若能耐勞，他就不應當忍受貧困之苦。上一代中國人用“匱乏經濟”時代留下的“吃苦耐勞”在“充裕時代”中工作，創造了中國經濟的奇跡。但我們不應當認為這種“吃苦耐勞”就是理所當然的。這種舊時代的“美德”一定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瓦解。
而我們社會所需要尋找的，是一個能讓從傳統家庭“意義之網”上脫離出來的年輕人重新掛上去，讓他們為之活著（哪怕不是“含淚活著”）的新“意義之網”。
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也應該更多的去開眼看世界，因為這一代中國年輕人所經曆的這種“無意義”，恰恰是很多發達國家曾經經曆過的，他們對這個問題做的解答（哪怕是經常被批判的“個人自由主義”）雖然並不完美，但也好歹是一張現代的“意義之網”，可以供年輕人懸掛他們的人生。
比如，你可以看看《阿甘正傳》，這個故事的行進動機，
就是如羽毛般飄零的主人公在尋找懸掛他人生的那個意義。
同時，更要讓那些在貧苦中掙紮的年輕人看到改變他們生活的希望，在這一點上，我想沒有什麽比一個活躍而繁榮的自由市場，一個開放而充滿無限可能的流動社會更完美的答案了。
請實現它。
總而言之，“吃苦耐勞”的性格，也許很快將從我們的民族清單上抹去。
它曾給我們帶來極大的發展優勢，但請不要懷念它。
苦難和勞作從不值得美化，它隻會給人帶來心傷。
所以“吃苦耐勞”並不美好，更不理所當然——沒有任何人應該甘受窮困，卻隻勞作不抱怨的。這不公平。
對新一代年輕人，給他們呼疼的權利，給他們躺平的自由，給他們一個理由，讓他們帶著微笑與希望，而不是再像父輩們一樣含著眼淚的——活下去。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