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一名21歲的國民警衛隊初級成員就能接觸到絕密文件?
周四，馬薩諸塞州空軍國民警衛隊情報部門的士兵傑克·特謝拉突然被捕，聯邦當局認為他與大量機密文件的泄露有關，該事件暴露出涉密人員數量之多，他們都能夠接觸到大量被列為政府最高機密的國家安全文件。
從駐紮在馬薩諸塞州基地的國民警衛隊成員到布魯塞爾北約總部的將軍們，再到世界各地的美國官僚，“絕密”級別的權限賦予了持有者極大的訪問權限。有了它，他們可以看到嚴加保密的五角大樓和其他情報部門的網站、每日情報簡報、形勢地圖，以及美國情報界對世界局勢的詳細分析。
擁有絕密權限的包括美國各軍種600多名將軍中的幾乎所有人。但這個級別有時候也會擴大到他們的部分軍事助手、五角大樓裏的許多上校、海軍艦艇見長、大量初級軍官，甚至包括傑克·特謝拉這樣在情報部門工作的應征軍人。
五角大樓官員表示，擁有這種訪問權限的人即使不是數萬，也有數千人。而涉密級別低於他們的，也就是那些擁有“秘密”權限者，包括為五角大樓和其他國家安全機構工作的幾乎所有人。還有軍事承包商，甚至智庫的分析師都擁有一定的涉密許可。
五角大樓可能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麵對這次數十頁敏感材料泄露的後果，因為短期內俄羅斯的軍事策劃人員會仔細研究泄露的文件，尋找線索查明出現了漏洞的機構。但此案引發的更大質疑是，“絕密”一詞是否還能代表機密，以及國家安全機構是否對涉密權限的管理過於寬鬆。
奧巴馬政府時期負責俄羅斯和烏克蘭事務的國防部高級官員伊芙琳·法卡斯說，“顯然，有太多人接觸到了太多的絕密信息”，而他們本來是沒有必要了解這些信息的。
周四，五角大樓對於泄密者可能遠非一個可以接觸軍事情報和敏感國家安全數據的更高級別人士而深感震驚。
這些文件被發布在一個名為Thug Shaker
Central的小型網絡遊戲聊天群中，其中很多是在聯合參謀長辦公室裏，由高級將領和官員們收集整理，然而官員們並不是在聯合參謀長辦公室找到泄密者，而是突襲了空軍士兵特謝拉的家裏。
“我們每個人都簽署了一份保密協議——所有的涉密人員，”五角大樓發言人帕特裏克·萊德準將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所以各方麵都表明，這又是一次犯罪行為。”
法卡斯表示，特謝拉的被捕是對濫用機密信息者的警告。
“他們不會放過他，”她說，“這將使政府更有必要采取行動對付那些認為自己身居高位，因而不會受到影響的人。”
官員們表示，因此類泄密而被定罪的人可能會麵臨更長的監禁時間。特謝拉是根據《間諜法》被捕的，違反該法每項罪名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前空軍飛行員和國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員蕾亞莉蒂·溫納因向新聞媒體泄露機密文件而被定罪，被判處五年零三個月徒刑。海軍工程師喬納森·托比曾試圖向外國出售屬於較低“保密”級別的機密，但未能成功，他去年被判處19年徒刑。他的妻子戴安娜·托比被判將近22年。
“這是一次重大的安全漏洞，不能再次發生了，”羅德島州民主黨參議員、軍事委員會主席傑克·裏德在一份聲明中說。“任何擁有安全許可的人，如果蓄意不當處理機密文件或泄露機密材料，從而背叛國家，就必須被追究責任。”
一些軍官為不分年齡向服役人員授予安全許可的做法進行辯護；他們爭辯說，如果一個人到了足以為國捐軀的年齡，那麽此人同樣也到了足以被信任，能夠為國保守秘密的年齡。
“當你參軍時，根據你的職位，你可能需要安全許可，”萊德將軍說。“如果你在情報界工作，並且需要安全許可，你會需要經過適當的審查。在我們的成員非常年輕的時候，我們就將許多責任委任給他們。”
國家安全官員周四表示，這一事件凸顯了授予安全許可過程中的弱點和漏洞，盡管自前美國情報承包商雇員愛德華·斯諾登案以來，已經實施了一些變革。斯諾登向新聞機構披露大規模監控技術後，成為了世界上最知名的逃犯之一。
“顯然，這些改革成效不夠，”美國前高級反恐官員賈維德·阿裏說，他曾在聯邦調查局、國防情報局和國土安全局擔任情報職務。
例如，存放絕密情報的政府電腦都被放置於所謂“SCIF”（敏感信息隔離設施）的安全工作區域，在這裏，任何人都不允許攜帶可用於拍照、錄像或錄音的電子設備。五角大樓許多辦公室的訪客都必須將個人手機、筆記本電腦和一切可能被用於錄製或拍照的物品存入大廳的儲物櫃。
斯諾登事件後，為了防止情報泄露，高級官員出台規定，限製了以電子方式獲取材料的能力。
“斯諾登一案確實阻止了通過電子方式獲取機密材料，”阿裏說。“此人采用了另一種辦法，很可能就是因為斯諾登事件後出台的措施。”
官員們表示，此案中的文件似乎是在打印後被帶出機密設施。但目前還不清楚這些材料為何會出現在群聊之中。
到周四，尚不清楚特謝拉獲得了何種級別的許可。但一名國防部官員周四聲稱，特謝拉被派往馬薩諸塞州空軍國民警衛隊第102情報部，有可能獲得了絕密許可。
“顯而易見的問題是，在馬薩諸塞州空軍國民警衛隊這種級別相對較低、在軍方也相當不起眼的部門，為什麽有人不僅能接觸到一些最重要的國家機密，還如此海量，而且這些機密與他的職責可能沒有任何關係，”曾擔任國家安全局總法律顧問的格倫·格斯特爾表示。
前中央情報局官員兼五角大樓高級官員米克·馬爾羅伊認同這一觀點：“這確實說明了問題，資曆這麽低的人是如何接觸到這些要向最高層官員匯報的最為敏感的情報和文件，”他說。“誰能接觸到這種級別的材料，以及我們為何允許這種材料被打印，這些都值得深思。”
以往情報處理的兩個重大變化為最近這次泄密事件埋下了伏筆。
2001年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後，情報機構開始在政府內部更廣泛地分享材料。後來，在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評估失敗後，情報機構開始公布更多情報來源，及其對材料可信度的評估。
格斯特爾稱，改變的理由很充分，但有矯枉過正之嫌。他說，如今一些機密的公開範圍之廣“簡直令人頭疼”。
“我們做得太過頭，讓各種各樣的人接觸材料變得如此方便和容易，就因為我們永遠不想處於這樣的境地——覺得如果當初早點分享這些信息，本來是可以阻止某件事情發生的，”他說。“我們有一個原則，即僅在‘必需知曉’的基礎上提供信息，但實際上，我們並沒有真正遵守這個原則。”
美國情報機構對於何人可以接觸信息有嚴格的指導方針，但軍方規定更加寬鬆，實際上等於允許任何獲得安全許可的人獲取來自多方間諜機構的文件。
格斯特爾表示，保護信息“需要一個零信任架構”。在這樣的架構中，一份情報的標題或名稱可以公開，但要查看細節必須先經過資質審查。這將有助於更好地監控誰訪問了信息，以及訪問頻率如何。
然而在目前的係統中，“一旦獲得許可，你可以接觸到幾乎所有信息，”他說。
周四，在特謝拉被捕後不久，國防部副部長凱瑟琳·希克斯發出一份備忘錄，重申了處理機密材料的規定。
“能接觸到機密信息的人員都是此類信息的可信任管理人，而保護機密信息是一切獲得安全許可的個人的終身責任，”她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