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題為《大學“心理幹預”係統，為何越來越像“心理監視”係統？》的文章再次引發大眾對於高校心理谘詢工作的熱議。
大學“心理幹預”係統，為何越來越像“心理監視”係統？
文章中提到：
高校的心理健康幹預係統建設越來越健全，本是一件好事。但在一些大學生眼裏，這個本意是“幫助”的係統，如今卻越來越像一雙無處不在的“眼睛”。
這雙“眼睛”涵蓋了“學校-院係-班級-宿舍/個人”的四層“預警係統”。從開學做的第一份心理健康篩查量表開始，它似乎就注視每一個“狀況異常”的學生，關注著他們的情緒、變故、挫折。等達到某一閾值，有的大學甚至會向學生發出警報：“你的情緒一直不太好，是否該考慮休學了？”
經過封校的餘波，心理幹預係統這雙“眼睛”的存在漸漸被學生們感知——
有人發現，開學做的心理健康篩查量表，讓自己成為輔導員眼中的“重點觀察對象”；有人暴露出心理疾病，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叫家長”；還有人因為一時衝動在社交媒體上流露“自殺傾向”，會被學校保衛處輪番上門詢問，“要麽休學，要麽陪讀”……
安全感的缺失在學生群體裏蔓延。甚至有學生問：在這個學校裏，是心理問題需要被解決，還是有心理問題的人要被解決？
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發表的《高校體檢篩查抑鬱症，個人隱私如何保護？》一文中，曾描述過類似的故事。
某高校學生張戈在參加完心理健康測試後的第二周，當著全班同學的麵被“傳喚”到心理谘詢室。同學們因此嬉笑他，懷疑他是因為心理不正常才被叫去“喝茶”。
這讓張戈感到非常難堪，他確實因灰暗的青春期和家庭背景，經年累月地累積負麵情緒，但他不知道如何與外界溝通，隻會愈發懷疑自己真的不正常。
另一位大學生張梵柚的遭遇則更加令人瞠目結舌！
“有一次我好幾天沒吃飯，負責心理谘詢的那位老師就對我說，你不吃飽，怎麽有力氣繼續難過呢？”
張梵柚覺得老師說得挺好玩，就去吃飯了。
但讓張梵柚氣憤的是，當她因為信任走進學校的心理谘詢室，在在簽訂了保密協議的情況下，那位老師還是把她的病情和經曆告訴了學院領導。
“像是被人捅了一刀，當信任崩塌的時候，整個人是廢了的狀態，那種對人性的絕望可能沒有人會懂”，張梵柚說到。
張梵柚於2019年11月被診斷為重度抑鬱症，被建議進行藥物治療和心理輔導。
醫生曾告訴她“沒什麽大事，吃著藥就行”。
但當校方從谘詢師那裏獲知她的情況後，開始反複聯係她父母，要求把她帶走住院。
為此，她與校領導產生了一些語言衝突。
“可能在學校看來，得了抑鬱症的學生都會自殺，所以必須休學住院，與其他同學隔離”。
張梵柚會永遠記得2020年5月，自己在學校門口剛亮出健康碼，就被送進了當地精神衛生中心。
她被診斷為複發性抑鬱障礙，伴有精神病性症狀的重度發作，母親陪她一起住進了醫院。
張梵柚沒有再被允許回到學校，畢業後宿舍裏的東西也是室友幫忙收拾送出的。
張梵柚說，同校還有一位大四學妹也向她傾訴相似遭遇，輔導員每天讓她辦理休學，讓家長帶她去住院。
2020年11月7日，《中國高校將篩查抑鬱症，學生們卻害怕被曝光和勸退》一文報道了某位大學生同樣的遭遇。
小疏在中國北方一所名牌大學念書，從大二開始被抑鬱情緒困擾，並在那年暑假去醫院確診了中度抑鬱和輕度焦慮。
她吃了一個暑假的藥後緩解很多，停藥了。
但升上大三後，沉重的課業壓力讓一切卷土重來。
在一個病友群裏交流時，一位心理學專業研究生建議小疏去學校心理谘詢室。
他們以為，一所名校的心理谘詢室，總該會專業些、得體些，卻萬萬沒料到它會如此不專業。
在學校安靜的心理谘詢室裏，剛上大三的小疏不知不覺就把抑鬱情緒暴露出來了。
“狀態好差，很痛苦，學業的壓力好重，要跟那麽多優秀、努力、善於投機的同學競爭，有時會想著死的事情。”她說，“但還好沒有出現軀體化症狀，睡眠也還好。”
“太危險了。”聽完後，那位老師丟下這麽一句話，準備打電話給小疏的輔導員，還要求她提供父母的電話。
小疏一聽就急了，很生氣，真的很生氣，信任感轟然消失。
小疏在學校心理教室谘詢後，被扣下了，心理老師要求她父母帶她回去。
小疏大鬧了一場，直到學院黨委書記過來把她帶回了辦公室。
書記安撫她說，學校的心理谘詢很不專業，這位心理老師以前就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老師，以後若有事去看精神科，或者找外麵的心理谘詢。一切才平息下來。
那一次遭遇後，小疏認為“體製是不可以信任的”。
所以，當中國政府公布將進行抑鬱症篩查時，她的下意識反應是恐懼與不適。
“這真是要抑鬱症患者的命啊！嫌我們死得慢，推我們一把啊！”在社交媒體上，她寫下這句話。
在國內，患有心理疾病的學生被學校當作“安全隱患”來處理已是不宣之秘。學生一旦被發現存在心理疾病多數會被要求休學，甚至出於安全和責任問題的考量，學校會主動泄露學生隱私，把學生的“秘密”告知他人。
網絡上與高校心理谘詢師（機構）“泄密”有關的投訴同樣屢見不鮮。
然而，人們在關注高校心理谘詢機構“東廠化”甚至因此指責高校心理谘詢師不專業的同時，往往忽視了故事的另一麵。
2015年8月，某高校學生蘇某在寢室自殺身亡。公安偵查現場後，發現蘇某在筆記本電腦桌麵留有遺書，記錄了其個人密碼及英文 (no
one is to blame.I hope it would be quick since I might
regret)，認定蘇某係服用苯巴比妥鈉中毒死亡。
事發後，蘇某家屬主張XX大學對於蘇某的自殺存有過錯，認為XX大學在新生心理健康普查時明確知悉蘇某患有中度心理疾病，並且確切得知其持有自殺藥物和有自殺的行動，卻未對蘇某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予以阻止，也未將上述心理問題和行為告知學生家屬，從而導致蘇某死亡的悲劇，XX大學對此應承擔主要責任。
據此，蘇某家屬向法院請求:判決XX大學賠償蘇某家屬死亡賠償金、喪葬費879759.2元；2.判令XX大學支付蘇某家屬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00元；3.判令XX大學向蘇某家屬支付為處理蘇某喪葬事宜而支付的交通費、住宿費、誤工費等合理費用217534元；4.判令XX大學承認在處理蘇某自殺事件過程中存在嚴重不當並書麵向蘇某家屬賠禮道歉；5.判令訴訟費用由XX大學承擔。
而XX大學心理谘詢中心主任注冊督導師李某作為被告方，在案件審理中被要求出具相關證明，陳述其在蘇某自殺事件中的履職情況。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學生因心理問題發生自傷、自傷事件時，高校心理谘詢師（機構）是首要的問責對象。
這就導致高校心理谘詢師（機構）在麵對有心理問題（疾病）的尤其是有自殺自傷、風險學生時，首先考慮的並不是如何為學生提供專業幫助，而是如何自保。
否則，一旦有學生自傷、自傷的責任被扣到高校心理谘詢師（機構）頭上，會直接影響其績效和晉升。
在絕大多數高校心理谘詢師（機構）的工作中，遵守專業倫理與履行工作職責已然是相衝突的兩件事。
尤其是涉及學生自傷、自殺的危機個案，嚴重的“責任焦慮”導致高校心理谘詢師（機構）更傾向於選擇突破倫理以規避風險。
此前，搜狐旗下極晝工作室發表過一篇題為《高校心理谘詢師的倫理困境》的文章，通過一些具體的事例，揭露了高校心理谘詢師工作中麵臨的諸多困境。
一方麵是高校心理谘詢師（機構）被指責設置不夠專業頻頻泄密“監控”學生；另一方麵則是學生因心理問題出現自傷、自殺事件時，又會被家屬指責未盡到告知義務甚至被告上法庭。
很多情況下，這種專業倫理與崗位職責的衝突要求，使得高校心理谘詢師（機構）猶如在夾縫中生存的老鼠，裏外都不是人。
正如很多文章所分析的那樣，導致高校心理谘詢機構“東廠化”的根本原因，是在於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行政化以及“問責”導向的管理機製。
當前國內的絕大多數高校都將心理谘詢機構納入行政部門進行管理。在這樣的設置下，高校心理谘詢師的工作需要接受上級行政部門的指導，而教育管理者與專業助人者的雙重身份使得高校心理谘詢師在工作中總是捉襟見肘，甚至不倫不類。
而在高校行政部門眼中，心理谘詢隻被當作維護校園安全穩定的工具，高校心理谘詢師（機構）行政部門的附庸。
麵對需要心理幫扶的學生時，行政部門的強製幹預使得高校心理谘詢師很難發揮自身的專業作用，甚至不得不違背專業倫理滿足上級行政部門的不合理要求。
曾有高校心理谘詢師向我們吐槽：
十年的高校心理谘詢專職工作，谘詢量少的可憐。省級教育管理部門的領導公開場合說專職老師去參加培訓是錯誤選擇，哪來那麽多培訓要參加，哪個省就不說了，也明確說心理谘詢中心專職老師谘詢不是主業。所以，你看，打雜就是必然了缺乏係統督導，缺少專業培訓，行政事務一大堆，每次學生預約谘詢和行政工作衝突，一定是被要求和學生另外約時間，長此以往，惡性循環。
因此，簡單的將高校心理谘詢機構“東廠化”問題歸咎於高校心理谘詢師個體，顯然不客觀，這口鍋並不應該由高校心理谘詢師來背。
高校心理谘詢師同樣會因為專業工作的“東廠化”遭受激烈的內心矛盾和衝突。
事實上，心理谘詢師對所學理論中隱含的獨立、自由、民主、平等西方價值觀念的認同程度越深，其對體製內工作就會越發深惡痛絕。
孕育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心理谘詢所強調的“自我與自由“會導致心理谘詢師下意識的過分強調“個人主義”，並與東方文化背景下強調“集體主義”與“係統工作””的價值觀點產生矛盾和衝突。
某種程度上，體製內心理谘詢師所遭受的職業痛苦與專業身份認同危機其實是心理谘詢“文化適應性”問題的一體兩麵。
當西方文化產物的心理谘詢傳播至偏好集體主義文化的中國，其必然會經曆適應性陣痛。
體製內心理谘詢師作為身處其中的個體，對此自然會有更加深刻的體驗。
需要意識到的是，在文化的矛盾與衝突之中，身處其中的任何個體都不應該成為被苛責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