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UL THEROUX2023年4月24日
“北京快車”被蓄意脫軌在當時成為國際事件。 COLONEL ROLAND W PINGER FAMILY《北京快車》(THE
PEKING EXPRESS: The Bandits Who Stole a Train, Stunned the West,
and Broke the Republic of China)，作者吉莫曼。
想一下土匪——這裏說的是社會土匪，不是普通的搶劫犯、流氓、壞蛋、強盜或咆哮著“槍留下，奶油卷拿走”的黑幫歹徒。
社會土匪是群眾反抗中的農民英雄，他們被蒙騙，失去了生計，受到地主和權力掮客的剝削和蔑視，是在階級鬥爭的不對稱交戰中尋求正義的新生革命者。世界各處都曾有這樣的社會土匪，從巴爾幹半島早期的“海杜克”到羅賓漢、龐丘·比亞和孫美瑤——這個土匪首領在1923年的一個晚上襲擊了一列北京快車，是吉莫曼這本絕妙新書的主要人物。
《北京快車》詳細而戲劇化地描述了在中國農村地區一群絕望而足智多謀的人如何使火車出軌，但無論是在本書正文還是豐富的參考書目中，吉莫曼都沒有提到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艾裏克·霍布斯鮑姆的《匪徒》一書。即便如此，這本書讀起來就像是對霍布斯鮑姆的研究做出了廣泛而富有啟發性的注解，霍布斯鮑姆將這類人描述為“被領主和國家視為罪犯的農民亡命徒，但他們仍然留在農民社會中，並被他們的人民視為英雄，視為捍衛者、複仇者、正義鬥士，甚至可能是解放領袖，無論如何都是值得欽佩和支持的人”。
這種土匪行為在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傳統，在15世紀的小說《水滸傳》中被記載，並一直延續到近代軍閥割據時代。火車在山東省（吉莫曼使用的是人們在1923年所習慣的威妥瑪拚音寫法“Shantung”）遭到襲擊，該省由軍閥和外國投資者控製，因此到處都是遭遇不公的農民。這一事件最終成為聞名世界的懸疑故事，其策動者、25歲的孫美瑤曾是一名退伍軍人，他希望為手下的士兵討要欠餉，恢複原來的身份，並最終推翻中國政府。他的計劃是讓火車脫軌，綁架盡可能多的乘客，將他們扣為人質，用來談條件。
這個膽大包天卻也有些高尚情操的邪惡計劃與頭等艙乘客的自鳴得意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些乘客大部分來自歐洲和美國，他們在從上海到北京的火車上享受著豪華臥鋪和美味佳肴。其中包括約翰·D·洛克菲勒的妻姐、繼承人露西·奧爾德裏奇；著名出版商約翰·B·鮑威爾；多名美國陸軍軍官；一名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外交官；還有一些來自上海猶太社區的人——一名股票經紀人、一名騎師、一名花花公子和至少一名罪犯約瑟夫·羅斯曼。另外還有擠在硬座車廂那數百名窮困的中國人。
最初的計劃成功了。出軌地點在臨城，這起搶劫案因此得名“臨城事件”，成為1932年電影《上海快車》的靈感來源。但這部電影的劇情大部分是好萊塢的編造；瑪琳·黛德麗和其他主要演員從來不知道吉莫曼描述的那種恐怖和艱辛。羅斯曼和許多抵抗的中國人被槍殺，幸存的人質大多數還穿著睡衣，他們被迫在崎嶇多石的路上長途跋涉，最終來到一個簡陋的營地。與此同時，一名當地軍閥收到消息，開始圍攻綁匪。
這本書有一個具有教益的設計，那就是吉莫曼引用了書中人的原話，所有都來自回憶錄和報紙報道，因此常常讓人感覺聽到了人聲，效果甚佳。人質的數量超出了綁架者的預想——100人，其中包括28名外國人——而且食物也遠遠不夠。他們緊急籌措了一些補給送上山，利昂·弗裏德曼說：“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虔誠的猶太男孩會怎麽做？我們快餓死了，他們卻送來火腿！我們沒有東西可以讀，他們卻送來了《新約》！”讓弗裏德曼高興的是他收到一批說是小牛肉的貨物——他當起了廚師，卻發現那是狗肉。
談判開始了，一些生病的人質被釋放，一些美國孩子下山帶信；但來自山下的威脅在增加。孫美瑤和他的手下將人質帶到更高的地方，來到遠處的抱犢崮山頂的一個藏身之處。這個古代要塞同時也是一個囚牢，數十名來自中國富裕家庭的孩子被關押在那裏，飽受折磨。
掉隊的露西·奧爾德裏奇發現自己在一個小村莊並獲救。人們幾乎不知道該讚美還是鄙視這個女人，她冒死保住了她的珠寶，沒有被孫美瑤和他的手下搶走，先是把珠寶塞進胸罩，後來又藏在岩石縫裏。其他所有乘客都被奪走了財物，但她能夠找回自己的寶貝，這給她帶來極大的滿足，並成了日後在飯桌上反複講述的故事，還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與中國土匪共度的一個周末》。
在哈定總統、中國總理以及法國和意大利外交官的往來中，臨城事件的真正英雄是羅伊·斯科特·安德森，作為中國政府的政治顧問，他久居此地，講一口流利的中國官話，他被人從北京請到這裏談判促成其餘人質的釋放。隨著分批的釋放，人質最終減少到隻有八人，但將近一個月的囚禁已經造成了傷害。他們仍然餓著肚子，孫美瑤威脅說，如果談判不成，就殺了他們。然而安德森很有說服力，在沒有中國政府保證的情況下，他個人保證孫和他的手下將得到軍餉並恢複原職。37天後，人質重獲自由。
對人質們來說是好事，但對孫美瑤卻不是，他被捕並就地斬首，令安德森大為驚駭。但孫美瑤說的有道理：臨城事件證明了中國政府的無能和腐敗。中國的總統被罷免，最終毛澤東得到一個供他稱頌的農民烈士。
盡管我很喜歡這本書，但我對出版商說的“文筆出色”有些看法。我們經常會發現“東倒西歪在鄉間走了三天”和“穆安素氣炸了”。嚴肅的主題應使用更恰當的措辭。
吉莫曼可能算不上文體家，但他是一名勤奮的研究者，在中國生活多年，也是一名敏銳的政治觀察者。在一個不祥的結語中，他寫道，臨城事件應該提供一個持久的教訓。然而，“經濟不平等和係統性腐敗繼續困擾著當權領導層，就像1923年一樣。”他繼續說道，“中國當代的軍閥，在政府和國有部門上下層級，繼續以弱者為代價掠奪國家的財富和機會。”這應該也是一個寫書的好題材，催生另一位社會土匪的揭竿而起。
Paul Theroux 是五十多部虛構和旅行作品的作者。他的最新小說是《The Bad Angel Brot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