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中共外交興奮期已見頂 習近平“劇烈運動”後的效果來了

自間諜氣球事件後,北京調整了其外交策略,出現一個外交興奮期。從撮合伊朗、沙特,到習近平會見普京,又到東南亞政要紛紛出席博鼇論壇。此後馬克龍和盧拉先後到訪北京,德國外交部長在北京跟她中國同事舌戰,而不久又出現了駐法大使盧沙野關於東歐國家主權問題驚人之語,真是好不熱鬧。現在大概是評估習近平外交“劇烈運動”後的產生的效果的時候了。

b1f9ce67f50d34d2873873c964c52e78

習近平在2023年3月出訪俄羅斯

(德國之聲中文網)二十大之後,習近平的地位得到全麵的鞏固,這時他才下定決心,來挽救被清零政策以及蹩腳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帶來的災難。那是在去年10月左右。當初在外交方麵的決定似乎是,向西方呈現一種友善的態度,目的是要吸引更多的外國資本,同時向已在國內的外國資本打保票,保證他們能在中國繼續賺大錢。這樣,不管是技術轉移還是解決勞動市場,對中國均有利。而對科技強國的美國,則要緩和關係,使其在技術上不要過分打壓,在其他問題上諸如台灣問題等也給中國一定的周旋空間。
這就是為什麽習近平跟拜登在去年11月份在巴厘有了一個口頭上的君子協定,即雙方都做努力,減緩緊張的關係。於是,便約定了布林肯今年2月初的訪華等一列促進雙邊關係緩和的措施。

二月突變

可是,沒想到,這些設想都被2月以來的政局變化打破了。首先是中國間諜氣球,沒受到邀請便進入了美國領空。美國不僅把氣球打了下來,而且一步步地將有關氣球的信息公布出來,盡管對打撈出來氣球殘骸的最終分析還沒有完全公布,但有關中國間諜氣球的活動已人所皆知,這讓習近平很惱火。情緒型的習近平並不考慮拜登的難處,因為本來後者也想通過靜悄悄的外交,解決此事,但國內共和黨壓力明顯,使得他不得不顯示“技術上的”強硬。

同時也使習近平惱火的事是美國在芯片產業采取了一些列措施,而且口袋越收越緊,這樣在他看來等於剝奪了以前中國從西方國家享受的先進技術和產品的便利。更使習近平不安的是,美國在台灣政策上基本上已從戰略模糊漸漸轉為戰略清晰,不僅強化對台灣的武器的運送,而且動員了日本、韓國、菲律賓為美國在今後可能的台海之戰提供方便。

拋棄君子協定 更巧妙地挺俄

於是,習近平對外交決策做出一係列調整。首先,他認定跟美國無法妥協,也沒有必要妥協。他認為,隻有對美國采取對抗勢態,才能扭轉局麵。於是,中國的外交官員們一有機會便大罵美國。但同時,習近平認定,歐洲至少可以利用,而像法國那樣強調戰略自主的國家,更可能是中國的合作夥伴。至於歐盟作為一個機構,那隻是個空架子,沒有實權,但也不妨“溫情”應付。而要分化和軟化歐洲,最好的辦法就是顯示中國是和平的倡導者,於是,便拋出了對於烏克蘭戰爭的“中國立場”,
甚至讓駐歐盟使團團長傅聰大使拋出那些誤導歐洲人的中俄關係的說辭。
而同時,他更明確了俄羅斯的戰略夥伴地位。為了顯示與普京的老友關係,習近平特意去了莫斯科。但他並不想用西方擔心的方式即公開地輸送大批致命武器來支持莫斯科,而是用其他方式諸如更多購買俄羅斯的石油,以保證俄的戰爭財政正常運作,又如指示國防部長李尚福訪問莫斯科,細談軍事合作之事項。而李尚福特意傳達了習近平的意圖,在普京麵前讚揚他“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貢獻”。

習近平對普京的傾斜,不僅體現在上述一係列動作,也體現在他對烏克蘭總統的藐視。戰爭開始至今,自封為中立的他就是不跟澤倫斯基直接交往。
而上周五中國駐法大使盧沙野的一係列言論更是登峰造極,因為他暴露了中共黨內以習近平為首的挺俄勢力在烏克蘭戰爭如何結局、如何對待歐洲那些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的主權的真實思維。

中國的所謂和平建議已經顯示出其清晰的框架:烏克蘭必須接受部分領土被俄羅斯占領的現實,並讓雙方立即停火。這才是為什麽盧沙野用所謂曆史的證據來證明克裏米亞是俄羅斯領土的用意。殊不知,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忘了中國的海參威等類似的曆史。
一名外交官不顧國際法,如此挑釁聯合國憲章,真讓全球特別是歐洲感到震撼。

給習近平的外交打分

應該說,這幾個月習近平的外交“劇烈運動”還是產生了一些他預期的效果。譬如說,表麵上建立了一個鬆散的反美統一戰線,而且這種統一戰線對中國似乎也帶來了一些實惠,諸如在雙邊貿易更多地使用人民幣、吸引個別歐洲資本特別是德國到中國投資。
至於像巴西這樣的國家,北京更顯示出它是發展中國家的典範。

但使得習近平忐忑不安是他本來寄予很大期待的中歐關係。他原本以為利用像馬克龍那種“歐洲戰略自主“的勢力和部分歐洲人由於各種危機的不滿情緒,為中國開創一些新的機會。殊不知,本來中國骨子裏挺俄,已經讓歐洲人不滿,而這次盧沙野“撒野”的話可說是把歐洲人激怒了。這一方麵打破了馬克龍依然還在做著的跟習近平一起在烏克蘭大反攻後共同作為調解人登場的美夢,另一方麵,使得人們更看清了習近平心裏的那盤棋。這等於大大抵消了習這短時間的頻繁外交活動的“成果”。

本文作者張俊華為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