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至19日，中國—中亞峰會在陝西省西安市舉行。
這是中國和中亞五國建交31年來，六國元首首次以實體形式舉辦峰會，也是今年中國首場重大主場外交活動。
18日晚，習近平主席和夫人彭麗媛為出席中國－中亞峰會的中亞國家元首夫婦舉行歡迎儀式。
政知道注意到，這場歡迎儀式在地點選擇、形式設計上都獨具特色，傳遞深意。
細節一
大唐芙蓉園
歡迎儀式地點在大唐芙蓉園。
這是一座在唐代芙蓉園遺址以北、仿照唐代皇家園林式樣重建的大型文化主題遺址公園，位於陝西西安城南、毗鄰大雁塔，全方位展示了盛唐風貌。
紫雲樓是大唐芙蓉園最主要的仿唐建築群之一，18日晚的迎賓表演就是以紫雲樓為背景。
在唐朝鼎盛時期，西安曾經匯聚了來自各國的商旅，是當時全世界最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之一，也是中國和中亞、西亞乃至歐洲貿易往來的重要樞紐。
兩千多年前，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伴隨著駝鈴聲，絲綢之路從這裏綿延萬裏，連接起中國與中亞的友好交往。
兩千多年後，“駝鈴”變“汽笛”，西安依然是中國和中亞經貿往來的樞紐。
2022年全年，中歐班列長安號開行量達到4639列，創年度開行量新高，西安成為全國中歐班列開行城市中首個年度開行量突破4600列的城市；2023年至今，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裏，西安在全國率先實現通航全部中亞五國。
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前4個月，我國與中亞五國進出口1730.5億元，同比增長37.3%。尤其是4月當月，我國與中亞五國月度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500億元，達到502.7億元，邁上了新台階。
具體到陝西省。
近兩年，陝西與中亞五國外貿進出口呈現較快增長態勢，年均增長31.1%。2022年，陝西與中亞五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20.85億元、增長32.5%。中亞五國也已成為陝西對外投資合作的重要夥伴，截至2022年底，陝西省18家企業對中亞五國累計投資8.2億美元，占全省對外投資總額的15.1%。
細節二
“大唐盛禮”
據新華社和央視新聞報道，18日當晚迎賓表演以“大唐盛禮”為主題，複原唐朝時期迎賓禮儀，以傳統文化之“禮”，迎遠道而來之“賓”。
這樣獨具中國傳統和特色的迎賓儀式，在近些年來中國主場外交活動中並不多見。
儀式中的“唐”元素很多。
現場有八麵大鼓，鼓的顏色來源於唐三彩的花紋，也就是寶相花紋。
寶相花是中國古代傳統裝飾紋樣的一種，集合了蓮花、牡丹、菊花的特征，包含了花瓣、花苞、葉片的完美變形，在唐代是非常流行的裝飾題材，被廣泛地使用於各種絲織品、工藝品及建築裝飾上，含有吉祥、美滿的寓意。
迎賓表演中身著唐代紅色官服的男子，雙手平伸，指尖交錯，左手在外，掌心向內，舉手至額，欠身行禮，以中國傳統的“天揖禮”表達對賓客的敬意。
迎賓表演中的“芙蓉花舞”，創意取自唐詩“清水出芙蓉”，通過芙蓉花開綻放起舞，呈現出“曲水映芙蓉，相聚在長安”的美好場景。表演還引用了唐代樂伎盤鼓舞的元素，踏鼓、拍板等。
細節三
佾舞
佾（yi，四聲）舞是中國五大古禮之首，作為國禮流傳千年至今。
古代樂舞的行列稱為“佾”，佾舞有“二佾”、“四佾”、“六佾”、“八佾”之分。“八佾”為規格最高，即每行八人，共八行六十四人。
此次迎賓儀式現場跳起的“八佾舞”就是規格最高的禮儀舞蹈。央視新聞報道說，這也是我們用最高禮儀迎接中亞五國遠道而來的友人。
表演中，“八佾舞”的演員們著墨綠、朱紅兩色中國最具代表性，最富麗色彩的簡化唐製漢服出場，左手橫拿“籥”（yue，四聲）、右手直拿“翟”，籥翟結合，展現“仁義禮智信”的精神特質。
值得一提的是，這場在“陸上絲綢之路”起始地跳起的舞蹈還與“海上絲綢之路”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2021年6月，佾舞入選第五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申報地區就來自福建。
北宋時期，福建福清籍樂師劉詵主持製訂的《大晟樂》被宋徽宗欽定為國家正統音樂，頒行天下。《大晟樂》中，對唐宋以來佾舞的程式、動作等樂理和樂製進行了係統梳理總結，成為後世各代禮樂製度的典範。
清代後期，福建閩縣（今福州）人王元穉受命赴台傳禮，佾舞傳入台灣。自1893年以來，佾舞在閩台兩地的交流中得以存續，至今已有130年的曆史。
2015年，福清佾舞團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代表文化元素，應邀赴泰國、柬埔寨參加“中國福建周”和澳門“福建文化節”，這也是佾舞首次赴境外表演。
從古絲綢之路的起點攜手再出發，中國-中亞合作未來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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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外交，實力原則貫徹得赤裸鮮明，絲毫不加掩飾。看看古代波斯帝國流傳至今的“萬國來朝”浮雕就能明白，國際關係的實質不平等是根本性的。
唐朝“以我為主”的外交已經相當成熟。所有與唐朝有外交關係的國家，都被唐朝納入自己的外交體製中。
在唐朝的外交體製中，交往各國都有等級，這個等級是由唐朝設定的，相應的接待工作，也按等級進行。專門的外交部門，唐朝叫做鴻臚寺，鴻臚寺的長官鴻臚卿、副長官少卿也有相關的出使任務。
冊封政治首腦，是中國皇帝的權力，而鴻臚卿等人是執行者，即參加各國首腦的加冕儀式，表達中國皇帝的政治姿態。鴻臚寺管轄的典客署，職責為招待外賓，“凡朝貢、宴享、送迎預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職事。凡酋渠首領朝見者，則館而以禮供之。”等位顯然是個關鍵因素，具體而言，“三品已上準第三等，四品、五品準第四等，六品已下準第五等”。第一次來中國的外國使者很可能沒有官階，不過唐朝也有安排，級別不同，待遇不同，這是那個時代的等級特色。
國外領袖，獲得唐朝的官職，在當時很普遍，顯然是雙方共同遵守的一項規則。以阿史那思摩為例，他是突厥人，在東突厥內部官職為“夾畢特勤”，沒有兵權，幾次出使唐朝，唐高祖曾封他為“和順郡王”。
貞觀四年（630年）三月，唐太宗任命他為“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五月又冊封為“懷化郡王”，將軍號為正三品，而郡王品階為從一品。很多冊封，是具有沿襲性質的，比如新羅王為樂浪郡王、百濟王為帶方郡王、高麗王為遼東郡王等。
與唐朝交往各國，多為附屬國，向唐朝稱臣朝貢；而接受唐朝的冊封官職，應是它們外交的內容之一。史書對於唐朝的邦交國，也稱之為“外臣”。因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與中國交往的條件與待遇，各國或者隻有接受這一種可能，形式上的平等交往並不存在。
古代外交，實力原則貫徹得赤裸鮮明，絲毫不加掩飾。看看古代波斯帝國流傳至今的“萬國來朝”浮雕就能明白，國際關係的實質不平等是根本性的。在實力相當的大國之間，小國的選擇變得更加困難，不得已隻好首鼠兩端。西漢與匈奴長期戰爭不休，致使很多小國朝秦暮楚。樓蘭王對漢武帝說：“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存”，獲得漢武帝的同情理解，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所以，與大國交往，小國追求的絕不是與大國分庭抗禮，而是其他實際利益。
朝貢，看上去是附屬國的進貢，在政治上主仆分明，但是現在研究表明，朝貢與其說是政治關係，不如說是經濟關係，所以學術界又稱之為“朝貢貿易”。
唐朝對於這種朝貢貿易，有獨特的語言描述。對於朝貢一方，唐朝稱之為“獻方物”，名馬、戰象、獅子等，都是具體的“方物”。唐朝有專門的規定，如何接收處置，都有明確的程序和辦法。如果方物是藥物、食物，一進入唐朝邊境，邊境的州縣就要驗收、打包、封印，然後交給使者，同時上報鴻臚寺。鴻臚寺檢驗無誤，通知少府監和市場管理部門，派專門官員檢驗貢品並且確定價值，然後奏報並送往朝廷，是否引見、宴會等皆聽從朝廷指示。使者歸國（稱作“還蕃”），一定要賞賜（“賜各有差”），地點是朝堂之上，典客署的官員負責引導使者領取，並教會使者拜謝禮節等。為什麽“賜各有差”呢？之前對朝貢品的定價，在最後的賞賜環節發揮因果作用，皇帝的賞賜是有依據的，即根據進貢方物的價值決定賞賜的多寡。雖然沒有使用交易之名，而本質上就是交易。
唐朝皇帝對外交使節的賜物，並非百物皆有，通常隻是紡織品，這就是“賜物”的真正含義。不過，賜物分內外，如果是朝臣，賜物“十段”的具體內容是絹三匹（四丈為一匹）、布三端（五丈為一端）、綿四屯（六兩為一屯）；如果是“賜蕃客錦綵”，則“十段”為錦一張、綾二匹、縵三匹、綿四屯。看來為蕃客準備的賜物更加豐富多彩。唐朝與邊境之外的居民有互市，但有些物品不許用來互市。唐朝的《關市令》規定：“錦、綾、羅、縠、繡、織成、紬、絲絹、絲布、犛牛尾、真珠、金、銀、鐵，並不得與諸蕃互市及將入蕃”。同是錦綾等絲織品，皇帝的賜物中有，但卻不許互市交易，或許是想體現浩蕩皇恩的獨特性。朝貢貿易本質上是貿易，但畢竟打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記，所以受到政治的影響不可避免。唐朝安史之亂時期，回鶻曾經援助唐朝平亂，作為回報，唐朝除加大賞賜外，還規定以絲絹購買回鶻馬，每年最高額為10萬匹，每匹馬換絹40匹，這為唐後期的雙方關係帶來了長期的問題。回鶻利用互市關係，輸送大量的馬匹給唐朝，以換取唐朝的絹帛，為唐朝帶來了巨大的財政壓力。
外交活動具有能量交換的意義，著名的張騫出使西域，就是為了建立國際統一戰線共同抗擊匈奴，雖然沒有成功，但開辟的絲綢之路卻成為當時世界主要文化區域之間的交通大通道。此後，佛教傳入中國，中國文明輸入西方，都是通過這條道路實現的。文化交流是文化發展的重要途徑，而文化也常常成為外交活動的一部分。文明的近似會促進雙方的好感，這並不是今天才有的現象。漢武帝正是在張騫的介紹中了解到西域有“行國”與“城郭之國”的區別，知道後者與中國文明相近，這才對發展與西域的關係產生濃厚興趣。古代中國，因為對本國文化擁有堅定的自豪感，所以在外交活動中對文化因素的加入采取積極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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