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井奎
經濟學家、科普作者
5 月 12 日，隨著 2022
年廣州統計年報的公布，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四座我國一線城市的最新人口數據就都公之於眾了。這份公報顯示，廣州常住人口截至 2022
年末為 1873.41 萬人，對比 2021 年末的數據，減少了 7.65 萬人。
在此之前，根據深圳的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 年末深圳常住人口 1766.18 萬人，同比減少 1.98
萬人。此外，上海人口減少 13.54 萬人，北京人口減少 4.3 萬人。
至此，北上廣深這四座一線城市均出現了人口的負增長。
作為中國經濟最活躍，人口流動性最好的一線城市，這種集體開始的人口流出局麵，到底說明了什麽？又是否具有轉折性意義呢？
其實，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負增長並非始於今日。北京是第一個人口減量發展的一線城市，自 2017
年開始，北京人口已經連續六年負增長，至今累計減少近 12 萬人。上海此前也提出控製人口規模，除了 2022 年外，上海曾在 2015
年和 2017 年都出現過短暫的負增長。
但是，深圳和廣州也加入到負增長的一線城市之列，多少讓人感到不安。不僅這兩座城市在過去十餘年間，常住人口均增長了數百萬，是全國增量最高的兩座城市。而且，2022
年的負增長，乃是深圳自 1979 年建市以來常住人口的首次下降，對廣州來說也同樣罕見。
城市人口規模將逐漸趨於均衡，維持在最優水平上
對於這種局麵，若還以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為托辭，恐怕不能得到較為準確的解釋。
首先，生活成本高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對於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的高房價和高消費，一個生活在三四線城市的人自然會感到有壓力，認為其生活成本高。但生活成本的高與低，隻能相對於收入而言，如果收入較高，那麽生活成本雖然比那些收入較低的城市來得高，人們就不會認為它是一個壓力。
其次，生活成本的高低由人口 –
資源相對多少決定。也就是說，生活成本之所以被抬高，乃是因為有太多的人在追求太少的生活資源，市場通過價格的調節來反映各種經濟資源的稀缺程度。由此可知，生活成本的高低，反映的恰恰是人口的流入和流出。
此外，大城市人口規模也不會無限地增加下去。城市人口的增加，會為城市帶來規模化的收益，龐大的經濟體量往往意味著市場集中，經濟的集聚效應可以得到充分的發揮，從而為城市帶來更大的收益。
但是，城市人口的增加也會為城市增添運行的成本，當這一成本大到超過城市人口增加所帶來的總體收益時，城市規模的擴張自然就會停止。於是，城市的最優規模就會穩定在一定的水平上，而不會出現繼續增加或開始下降的情況。
由此可見，大城市的高生活成本並不是人口負增長的原因，相反高生活成本反映的是城市人口增長的結果。一旦城市規模穩定在最優水平上，大城市中人的生活成本並不會無限上漲，也會趨於穩定，與大城市中人們的收入形成穩定的比例。
反過來說，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低，也是小城市中人們收入與支出形成的均衡結果。離開具體的城市談論生活成本的高低，是沒有意義的。
撇開政府的人為限製，我們看到，城市人口的規模會穩定在一個與城市中人們的收入相適應的水平上。那麽，人們的收入從哪裏來？對於在城市間流動的人口來說，他們的收入恐怕主要還是來自於工作。
工作機會是關鍵，離開的人還會回來嗎？
如果一個城市創造工作崗位的能力下降，那麽，人們能從工作中獲得的收入也會下降。我們遊牧時代的祖先是逐水草而居，生活在現代社會我們，則是逐工作而居。就像當年顧況對白居易說：”
長安米貴，居大不易。”
但像白居易這樣的有為青年，仍然絡繹不絕地要到長安去，原因很簡單，因為那裏才有做官揚名的機會。與白居易一樣，現代的青年人要想找到一份有前景的工作，當然也要到大城市去，那裏不但工作機會更多，收入也更高。
而根據 2022 年 8 月份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22 年 7 月份我國 16-24 歲城鎮青年人失業率為
19.9%，連續多月創下新高。今年 5 月份國家統計局最新就業數據顯示，2023 年 4 月份 16-24 歲青年人失業率為
20.4%，比 3 月份上升了 0.8
個百分點。這些數據告訴我們，從去年到今年，我國城鎮就業的主力軍中的一支——青年人的失業率是持續高企的，幾乎相當於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中五個就有一個處於失業狀態。
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大城市的生活成本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調整，那麽，這一因素疊加失業壓力，這些人口流出一線大城市就是很自然的趨勢了。畢竟，離開一線大城市，至少可以減輕壓力。
那麽，接下來的問題是，工作從哪裏來？
在當今這樣一個全球化經濟時代，工作的來源有兩個，一個是外部的需求，一個是來自內部的投資。
一般而言，一國國內如果不出現較大的自然自然災害或政府刺激措施，來自國內的需求是不大會出現較大的變化的。但來自國外的需求則麵臨著諸多變動不居的因素，這類因素很可能會帶來對國內產品的需求下降，從而減少了對國內勞動崗位的需求。
而除此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即來自內部的投資則顯得更為重要。這部分的決策是由企業家來完成的。
企業家投資開辦企業，對未來的收益預期充滿期待，一國經濟對工作崗位的需求就會增加；如果企業家階層對未來缺乏信心，他們就不會投資建廠，不會擴大經濟規模，甚至為了安全過冬，還會縮小規模，把本來打算開展的投資項目撤下馬來，這個時候，經濟就會趨於蕭條，失業也就隨之而來。
如果隻是外部需求出現了短暫的下降，企業家對經濟的整體判斷和未來的長遠打算並不會受到根本性的影響，正如著名經濟學家約翰 · 梅納德
· 凱恩斯所說，人們總是有一種幹事的衝動，這就是所謂的 ” 動物精神 “。
在這種 ” 動物精神 ”
的驅使下，企業家總會在外部需求有所恢複時，迅速開始尋求新的經濟機會，此時再輔之以適當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經濟的複蘇也就不遠了。
那些離開這些一線大城市的人們，也會很快回來。當預期轉好，收入增加，人口規模還會加大，不需要擔心城市過大，因為它受那隻 ”
看不見的手 ” 調節，會停留在邊際最優的水平上。
危險的是另外一種情況，那就是企業家精神的低迷變成了常態。這種情況下，投資萎靡將會導致經濟長期失衡，資源配置的優化趨勢受到阻礙，經濟最終會穩定在一個低水平均衡上。
如果這種情況成為現實，那麽，今天我們看到的這種一線大城市人口負增長的局麵，就可能將持續下去，直至經濟萎縮到另外一個均衡水平上，而龐大的失業人群也將成為那樣一個時代傷痛的背影，希望這樣的事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