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we talk about the cultural causes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It’s awkward but necessary to prevent the
next epidemic, writes Yi-zheng Lian https://t.co/1weYp7z5Pk— New York Times Opinion (@nytopinion)
February 22, 2020
新冠肺炎有名稱了：COVID-19。命名費了好一番功夫。新冠病毒出現以後，基因測序在兩周內完成，但之後好幾周的時間裏，對於這種病毒和它引發的疾病，我們都不知該如何稱呼。
在一些地方，這種疾病一度被稱為“武漢肺炎”。武漢位於中國中部，首批感染者來自這裏。但給COVID-19命名的世界衛生組織的原則是，不鼓勵以地名或人名來命名疾病，其中一個原因是防止“對特定群體汙名化而造成無意的負麵影響”。
確實如此。1月29日，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麾下的一份澳大利亞小報頭版出現一副紅色口罩，口罩上寫著“中國病毒混亂”：其中混亂(Pandemonium)拚做“Pandamonium”，“Panda”還顯示為斜體來強調，錯拚應是有意為之。墨爾本一位中國留學生在另一張報紙寫評論反對：“這不是‘中國’病毒。”
對，即使病毒源頭最終追溯到中國的某個山洞裏，這也不是中國病毒，它所導致的疾病也不是中國病。
另一方麵，傳染病的暴發則常常具有社會性與政治性——正如盡管幹旱是自然災害，其饑荒則通常是人為的。
就當下的疫情來說——單一病毒感染單一哺乳動物這樣的自然事件，如何迅速演變為全球衛生危機——有兩個文化因素能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一過程。而這個論證中，或將引來爭議的焦點在於：這兩個文化因素盡管不是中國獨有，但是從本質上而言很“中國”。
第一個因素是中國由來已久對傳遞消息者的懲罰。
1月初，武漢有八名醫生因在社交媒體上提醒人們病毒暴發的風險，而被警察以傳播謠言的指控扣留。其中有一人最近因感染COVID-19去世。
在由另一種冠狀病毒引起的SARS疫情期間，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2002年末，SARS疫情在中國南方暴發，地方當局掩蓋了一個多月，而最先拉響警報的外科醫生後來被軍事監禁45天。
2008年，中國某些大型奶粉品牌被發現在其產品中添加三聚氰胺，毒奶粉醜聞曝光。（六名嬰兒死亡；5.4萬名嬰兒曾入院治療。）四年後，據信首個曝露該醜聞的吹哨人被人捅死，且情形詭異。
這些都是近年來的案例，但這並不意味著這僅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懲罰帶來令人難堪的真相的信使，這樣的慣例至少可以追溯至公元前六世紀的孔子時代。
孔聖人援引更加古老的《詩經》，從中汲取了“明哲保身”的原則。《詩經》是一本詩歌選集，作品來自公元前10世紀或更早。“明哲保身”的原則或許無傷大雅，但如果考慮到孔子愛徒子路（即仲由）的命運，就恐非如此了。子路違背聖人的訓規，在王侯的權力爭奪中反對篡權者，引來殺身之禍而受醢刑、剁為肉糜。（孔子“遂命覆醢”，據說從此拒食肉糜。）
三世紀，在哲學家李康《運命論》一文中，這條警言染上了稍許文學色彩和悲觀的說教意味：“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句話最終被人們更為熟知的現代諺語“槍打出頭鳥”所代替。
固然，中國的統治者偶爾也向臣民征集實話諫言——但隻限於某一類或某一時段。毛澤東在1956年末、1957年初的“百花齊放”或“大鳴大放”運動中，號召人們自由地提出事實和批評意見。幾個月後，反右運動來了——運動中，成千上百之前發表言論的人被關進監獄、下放或遭受多年迫害，工作家庭盡毀。
懲罰說真話的人，是兩千年來中國統治精英維持穩定的標準手段和做法。它不是共產黨統治下的現代中國的發明——盡管共產黨一如既往地將它發揮到極致。而現在，堵住揭發者的嘴助長了致命疾病COVID-19的傳播，它感染了約75000人。
疫情背後的第二個文化因素，是對於某些食物功效的傳統中國信仰。這些信仰導致了一些有害的習俗，尤其是中國飲食中的“進補”文化。某些進補的做法限於民間或極少的人群。但即使對於不進補的人群來說，這一觀念的影響也是普遍的。
這種整體性醫學理論的出發點是食療勝於藥療。當身體的血和能量不足時，疾病就趁機而入。這裏的血和能量並非生理和物理中的概念，而是一個神秘的版本。
上個月，中國中部廣德市，警察從一家涉嫌走私野味的店裏查獲一批物品。 ANTI-POACHING SPECIAL SQUAD, VIA
ASSOCIATED PRESS
對男人來說，最重要的是補充能量，這關係到生殖和性能力；而女人則需要補血，以改善外貌和生育能力。野生的稀有植物和動物被認為是最滋補的，尤其是在新鮮或生的時候吃。冬季據說是身體最需要進補的時候。（這能否有助於說明為什麽SARS和當下的疫情都在冬季暴發呢？）
最為迷信進補的人似乎還相信“以形補形”，這裏的“形”有時是指人體器官及其功能。其擁護者對諸多奇珍異食趨之若鶩——而這些食物的獲取和準備方法有時極其殘酷，有些甚至過於惡心而無法在這裏描述。
在中國南部很多城市，我都看到過蛇和牛、馬的陰莖在餐廳出售，按照“以形補形”的說法，這些對男人很有好處。據信是當下冠狀病毒和SARS病毒來源的蝙蝠，被認為有益於恢複視力——尤其是它顆粒狀的糞便，名為“夜明砂”。活取的熊膽和膽汁對治療黃疸病有好處；虎骨則有助於勃起。
疑似將SARS病毒傳染給人類的果子狸，是野味中較為平凡卻不失擁躉的一種小型脊椎動物。果子狸與蛇一起燉煮，據說可以治療失眠。
不怎麽富有的人可能會轉而選擇狗肉——最好是在宰殺前被追逐過的狗，因為一些人認為，吃血和能量處於高水平的動物尤其“進補”。另外，上桌前剛剛宰殺的動物也被認為更加具有“進補”功效，這也是生鮮市場的野味更多以活體出售的原因——而這也讓它們成為潛在病毒的更有效攜帶者。
進食珍奇野味自古為學者所支持，並推舉到神秘主義高度。其中包括醫學著作《黃帝內經》。這本約2000年前寫就的著作，現在依然為很多注重養生的中國人所推崇。關於特定野味裨益健康的信念——這些信念在報紙專欄和諸多野味主題的網站上被討論，在中國醫學專科學校被教授——已經滲透到整個文化。
確實，這些現象並不適用中國全境。它也不是中國獨有的：許多其他國家的很多人也吃奇珍異食。但關於中國，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食物的某些特殊功能早已被接受；現在，即使在不去食用的人群中，這一點也是被默認的。它已經被深深烙入中國文化集體意識當中。
基於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兩個本質上很“中國”的文化行為推動了當下COVID-19疫情的暴發。這話聽起來也許相當不悅耳，甚至讓一些人深受冒犯。但我們有必要調查這一致命疫情背後的所有起因，不論其性質如何——否則，我們的行為無異於迎向下一場疫情。
華客網：紐約時報：為什麽新冠疫情始於中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