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content

冠狀病毒重創全球化 世界重新審視對中國的依賴(圖)

全球化,這個概括我們的彼此互聯的別扭詞語,已經是民粹主義者、恐怖分子、貿易鬥士和氣候活動家的靶子,我們很容易把一些困擾歸咎於它。

現在又來了冠狀病毒。分析人士和專家說,在圍繞世界該怎樣整合或分離的激烈辯論中,它的傳播可能是一個決定性時刻。

甚至在病毒抵達歐洲之前,氣候變化、安全擔憂和對不公平貿易的抱怨就已加劇人們對全球航空旅行和全球化工業供應鏈的擔憂,同時也加深了人們對中國作為可靠合作夥伴的懷疑。

這種病毒對正在放緩的經濟造成了又一次打擊,並鼓勵民粹主義者重新發出帶有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的呼聲,要求對移民、遊客甚至跨國公司實施更嚴格的控製。

在全球化麵對的所有挑戰中,許多是政治或意識形態的,但這種病毒可能有所不同。

“我們總是忘記我們都受自然的擺布,事情過去後我們就會忘記,並繼續下去,”維也納人類科學研究所(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研究員伊萬·韋伊沃達(Ivan
Vejvoda)說。“但這種病毒提出了關於我們所建立的世界互聯性的所有問題。航空旅行、全球供應鏈——這些都是相互關聯的。”

隨著病毒蔓延到歐洲和其他地方,韋伊沃達說,“這讓中國顯得更加脆弱,對中國‘世界工廠’地位的依賴變得更不確定。”

倫敦研究機構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所長羅賓·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表示,這種病毒從亞洲迅速蔓延,是“壓在全球化駱駝背上的又一根稻草”。

他指出,美國和中國之間在貿易上的政治緊張關係,以及對氣候變化的擔憂,已經令人們質疑在各國之間運輸部分貨物的意義和成本,並考慮在邊境征收碳稅的可能性。

再加上供應鏈容易受到下一次冠狀病毒爆發的衝擊,以及日益專製的中國的脆弱性,尼布利特說,“如果你是一家企業,在麵對這一切之前必須三思。”

他說,特別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把製裁和經濟上的相互依賴“作為一種強製外交的新形式,這會令人在全球化中更加厭惡風險”。

布魯塞爾經濟研究機構勃魯蓋爾(Bruegel)的負責人貢特拉姆·沃爾夫(Guntram
Wolff)指出,疾病全球化並不是什麽新鮮事。他提到了歐洲人抵達美洲後的大規模死亡,或者說瘟疫,如今已經取消的威尼斯狂歡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為了紀念那場瘟疫。

“不同的是,隨著飛機的出現,病毒傳播得非常快,”他說。最直接的衝動就是後退,豎起障礙。“我們已經看到航班數量大幅下降。”

有氣候意識的公民已經不鼓勵不受限製的空中旅行,況且數字技術已令遠程參與和信息傳輸成為可能。

“你會想,全球飛行熱潮的頂峰是否已經過去,”沃爾夫說。“很多人都在問,我們是不是真的需要像現在這樣,經常定期坐飛機去世界各地旅行。”

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病毒凸顯了全球化的不平衡。私營部門的供應鏈已經極有效率。航空旅行是全麵的,永無休止的。因此,私營部門不斷在世界各地流動。

但是,無論是在氣候變化、衛生還是貿易方麵,任何形式的協調政府反應通常都是軟弱和無組織的。加強全球化公共努力的努力,遭到民族主義者和民粹主義者的攻擊,稱其侵犯了主權。

在供應鏈解凍方麵,政府也無能為力,而且歐洲國家的政府很少有向經濟注入大量額外資金的財政靈活性。

俄羅斯、歐洲和亞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Russia Europe Asia
Studies)主任特蕾莎·費倫(Theresa Fallon)也認為,現在中國可能麵臨許多的負麵反應。

她說,她最近剛從米蘭回來,那裏的官員正在檢查遊客的體溫,醫生們對出診很謹慎,當地人顯然在與中國遊客保持距離。

“中國的增長一直是一個漫長而積極的故事,但現在它受到了嚴重的打擊,”她說。

她說,許多公司“正在重新考慮在中國這個籃子裏放太多雞蛋的問題”,尤其是中國越來越像西方的希望日漸渺茫。

她說,“我們看到了中國更多的集權化,”以及對其統計數據和管理危機能力的不信任。即便中國領導人聯合世衛組織這樣的國際機構以影響他們所謂的“話語管理”,從而試圖淡化這種疾病。

柏林研究機構新經濟論壇(Forum New Economy)負責人西蒙·蒂爾福德(Simon
Tilford)說,中國的信任危機超出了中國應對這種病毒的能力。

他說,缺乏信任“隻會加劇企業之間減少依賴和風險的現有趨勢”。

蒂爾福德說,但是這種病毒向歐洲的傳播也將對政治產生重大影響,這很可能會提振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極右翼派。

他說:“我們已經看到許多民粹主義者對全球化帶來的利益感到擔憂,認為它造福於跨國公司、精英和外國人,而不是本地人民和本地公司。”

這將對堅持控製邊境和移民的政客有益,盡管病毒很容易越境。

蒂爾福德說:“他們的說法是,當前的製度不僅構成經濟威脅,而且還構成關乎生存的健康和安全威脅,而且我們不能為討好大企業而如此開放。”

他還說,這種說法可能會吸引這樣的選民——“憎惡公開的種族主義但又擔心失去控製,並且擔心體係容易受到世界其他地方影響。”

正在傳播的病毒產生的種族影響是微妙的,人們都同意這一點,但無濟於事。

“這種事發生在你自己的社區,發生在你身邊的人身上時,總會有所不同,”前意大利外交官斯特凡諾·斯特凡尼尼(Stefano
Stefanini)說。“當它發生在丹麥、西班牙或意大利時,你會感覺它發生在和你擁有相同生活方式的人中間——因此你能想象它會發生在你身上。”

但是,蒂爾福德說,人們可能對中國懷有敵意但不願開口,而病毒讓人們把它表達了出來。他說:“在歐洲和美國已經暗湧著一種對華人的恐懼,因為他們對西方霸權構成了挑戰。”

特朗普政府針對中國電信公司華為的行動,以及有關中國通過使用先進技術進行壓製和審查的報道,都加劇了這種擔憂。

據報道,許多在西方生活或旅行的中國人在公共場所遭受辱罵和回避的情況迅速增加。蒂爾福德說:“這表明這種情緒有多麽容易衝出表麵。”

斯特凡尼尼和蒂爾福德說,新聞媒體也存在這種文化距離和差異感。

斯特凡尼尼回顧了意大利外交部關於是否發送慰問信的辯論,這取決於死亡人數和死亡發生的遙遠程度。

“澳大利亞發生的事件得到了廣泛報道,但孟加拉國的大洪水和死亡幾乎沒有提及,”蒂爾福德說。他說,中國的疫情“在地理和文化上都與我們相距遙遠,還帶有一絲種族主義的感覺,就好像我們在用不同的方式衡量生命的喪失”。

意大利社會學家伊爾沃·迪亞曼蒂(Ilvo
Diamanti)對此有一種更具哲學性的擔憂。這種病毒向意大利的傳播“已經使我們的確定性產生了質疑”,因為“在我們的安全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這使防禦係統變得更加複雜,”他在周一的《共和報》(La
Repubblica)上寫道。“世界不再具有無法攻破的邊境。”

為了抵禦這種病毒,迪亞曼蒂寫道:“一個人不得不抵禦世界,”躲在家裏關掉電視、廣播和互聯網。“為了不被他人感染致死,或自己變成傳播者感染他人,我們不得不孤獨地死去。”

他表示,這是“比冠狀病毒更大的風險”。

 

華客網:冠狀病毒重創全球化 世界重新審視對中國的依賴(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