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超過400個人離開了他們日常的生活，回到前蘇聯時代。
上述文字，來自一場從電影出發、最後卻以極其詭異的方式突破電影概念的世界首映。
常有人戲言想去平行世界，但我們都知道，這種行為目前還隻能存在於瘋狂的設想之中，可是世界之大，不代表不可以自己創造一個平行世界。盡管這也很瘋狂，但這不是玩笑。
2019年2月17日，巴黎結束了一場恐怕是迄今為止，全世界工程最龐大、最難以想象的影像展映在法國巴黎的蓬皮杜藝術中心以及另外兩個劇院裏，人們可以沉浸式地感受一個被複製還原的前蘇聯社會，以及生活其中的人們。
請注意，這個前蘇聯社會是真實存在於21世紀，位於烏克蘭東北部哈爾科夫的某個地區，仿佛前蘇聯遺留的一個幽靈。
而處於其中的人們，與其說他們是在表演，不如說他們是生活其中，就像生活在另一個平行空間。
如此浩大的實驗性項目，隻因為當初的一個電影計劃，它有一個相當簡潔的名字：《DAU》。
當然這個電影計劃早已變質，有人形容它為斯大林式楚門秀，一場人類學社會實驗。
一座幽靈城隱秘的誕生
準確說，DAU不是一部影像，而是一場視覺呈現，取材自上述那個前蘇聯社會複製品曆時三年的資料記錄。
據DAU官網介紹，這一項目，目前已累積700小時的影像素材、250萬張圖片、4萬件衣物、8000小時的聲音素材、4000份文件資料。
此次巴黎展映，也許隻是這些資料中的一部分，也許這些資料所記錄的，也隻是DAU這個前蘇聯複製品的冰山一角。
DAU的展映計劃，還有接下來的倫敦、柏林兩站，另外據說電視劇、紀錄片，甚至可能包括發行最初構想的電影，也都在未來的計劃中。
回到這些資料、這些計劃的起點
2009年，有超過400個主要演員和10000名的參演者，離開現實生活，來到這個前蘇聯幽靈城斯大林時期一個巨大、封閉、獨立，猶如小型社會的秘密機構（下文統一以DAU代稱）。
在這樣龐大的人員構成中，大部分人卻都不是真實的演員他們從世界各地被招募來，其中有真實的藝術家、哲學家、諾貝爾獎得主，也有街道清潔工、酒吧工作者，甚至臭名昭著的罪犯。
官網信息顯示，諾貝爾物理獎得主David Gross參演，其角色為1956年在此舉辦的國際科學大會的參與者
他們隔絕與外界的交流，成為蘇聯公民，基本上都會被賦予和DAU之外一樣的身份清潔工仍是清潔工、服務員仍是服務員、學者仍是學者，甚至罪犯、黨員、巫師、納粹。
他們工作、生活、發展友誼、墜入愛河、誕下新生兒、接受前蘇聯的製度管轄，經曆1938-1968年前蘇聯的變化項目雖隻持續三年，但DAU內部也有自己的時間。
參演者扮演1952年的店員
然而一開始，你能想象這浩大複雜的工程，初衷隻是想拍一部簡單的傳記片？
目前豆瓣上還能查到早已過時、卻記錄了導演最初構想的相關條目，譯為《列夫朗道》。
列夫朗道，一位天才型前蘇聯物理學家，Dau其實就是他的昵稱。他在理論物理的諸多領域都有非凡成就，1962年曾獲得諾貝爾獎，也是那一年，因為一次嚴重的車禍，他的身體與智力都受損，到1968年時，終因惡化而去世。
導演伊利亞赫爾紮諾夫斯基（Ilya
Khrjanovsky）原本隻是想拍一部關於他最後30年的電影，這個影視計劃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2005年。
Dau在課堂上教授學生，此劇照出自原構想的傳記片素材
於是為了長期的拍攝，開始建造起約有兩個足球場大的巨大布景，盡可能地還原出了Dau生前所居住的環境也就是複製了當時一個位於莫斯科的秘密研究機構。
隻是到了2009年這個複製品完成時，這龐大的項目也開始走向一個始料未及的野心：
在完成一年拍攝後，導演幹脆放棄了傳記片的初衷，專心於眼前這個前蘇聯社會。
複製品可以有多逼真？
2012年以及之前，此項目都還有見諸報端，那時大概以為總快要完成上映了，國內《南方人物周刊》上也能找到一篇相關文章，可是之後，消息沉淪，DAU似乎隱匿不見了。
自從導演轉變目標，DAU便從一個影視拍攝場地轉變成了一個滯留在20世紀、隔絕於現實世界、實際存在並運行著的平行世界。
直到距離開始拍攝的2009年近乎十年後，2019年1月24日至2月17日，這25天時間裏，我們這些局外人才終於有機會在巴黎真正親眼目睹這座傳聞已久的幽靈城。
有意思的是，進入劇院參觀DAU影像，你所需要的門票也不叫門票，他們管它叫Visa，簽證，分為三種：6小時、24小時、無限製。獲得後兩種簽證，你還需要特別通過一項心理測試。
這倒算不上是為了這次展映特別想出來的點子，因為實際造訪DAU，你也真的需要得到一本護照，審核、入關。
項目拍攝期間，能夠獲得過許可進入DAU探訪的記者，屈指可數。而外界的大部分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這個隱秘的存在。
如前所述，這個蘇聯複製品啟發自Dau最後30年工作生活的秘密機構，這裏設施齊全、秩序井然，近乎一個封閉獨立的生活區。
機構內部，複古的建築、裝飾、衣著、生活用品，都真實複製於蘇聯，乃至發型、食品包裝、香煙牌子等等，都會照著1938-1968年的時間推進而有相應的更新。
同樣，這裏似乎進行著真實的商業活動，人們用盧布交易。有參與扮演者試圖在這裏使用自己從蘇聯時期留下的盧布，結果被判為使用假幣。
我們可能會把DAU想象成一個老大哥式的生活區，其實完全不是。
這裏沒有到處裝著隱藏的監視器，也沒有片場可見的沉重繁多的攝影設備，事實上攝影團隊隻有三個人，他們會在隨意漫步時記錄下某個人物、某個事件，而這也僅僅隻是占用了DAU的一個小角落的一小部分時光，大部分時間裏，人們不會被觀察、被拍攝。
2011年，當蘇格蘭一位製片人Eddie
Dick要跟導演赫爾紮諾夫斯基談論一個新項目時，他被允許進入DAU，當時，按照DAU的時間，已是1953年。
進入之前，他和他的同事被要求穿著合時的服裝，剪短頭發，還會得到護照和一些盧布，並被審問來訪目的。
但是進入DAU之後，在Dick造訪的全程，他都沒有看到拍攝的進行。
Dick描述說，有警衛在行進，有人在喝咖啡，人們各自幹著自己的事。他甚至去了Dau的公寓，與他的妻子Nora喝茶聊天。我沒有對任何人說，拜托，這是在搞什麽鬼！你會發現，你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樣，隻管順其自然了。
Dau的妻子Nora
是現實還是造作？
盡管我們知道了DAU項目的具體內容，但許多地方依然令人困惑，比如真實和楚門秀被同時用在這個地方，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再比如，我們知道電影裏的楚門是被蒙蔽的，這裏的人們卻是出於自願。
就在巴黎展映開始沒多久，英國《衛報》發布了一篇詳細介紹DAU的文章，作者Steve
Rose表示，由於2019年的展映計劃，他在多年的無效請求之後終於被應允可以采訪導演，在此之前，他被要求先觀看13部DAU影片中的至少四部這13部正是剪輯自前麵提到的700個小時的影像資料。
在Steve所觀看的四部影片中，前三部相當於Nora的三部曲，第一部是Nora的母親來機構看她；第二部是Nora與Dau，及Dau的舊情人Maria之間的糾葛；第三部則發生在十多年之後，那時Dau已近乎臥床不起的狀態，他們的兒子已成長為一個古怪的男孩，Nora感到無聊而孤獨。
此為1968年Dau與妻兒。Dau由首席指揮兼劇團藝術總監Teodor
Currentzis扮演，妻子Nora由俄羅斯演員Radmila
Shchyogoleva扮演，Nora母親的扮演者，也是Radmila真實的母親。
在第四部影片裏，Steve看到研究機構的看門人喝醉酒，看到一個老夫人嘔吐，而影片相當大一部分是兩個男人在某個夜晚溫柔又笨拙的性愛、身體與言語的侮辱。
根據Steve的形容，這些，都不像是演出來的。然而所有這些影片，即吸引人又無聊，對話冗長又淩亂，幾乎未經剪輯，其間的情感卻又如此生猛、令人信服，就好像是在看一部道格瑪95的電影。
道格瑪95是一場由拉斯馮提爾等人發起的電影運動，旨在強調電影構成的純粹性並聚焦於真實的故事和演員的表演本身。或者如果你看過拉斯馮提爾的《白癡》，大概也能捕捉到一點Steve的觀感體驗。
如果我們沒有理解錯，也就是說，在DAU內部，一方麵仍是在演繹Dau生平最後30年機構內部的曆史和社會變遷；另一方麵，所有人同時又都盡可能真實地生活著。
那麽，是不是可以這樣形容：這就像一份真實可見的、活著的檔案記錄。
巴黎展映其中一個劇院，Thtre du Chtelet的藝術總監Ruth
Mackenzie說，我100%確信，我們所正在經曆的，將來會被載入巴黎、藝術、科技、電影的曆史。
已回歸現實身份的Teodor
Currentzis，Dau的扮演者，如此描述這種表演體驗：關鍵是，如何同時成為你自己，又不是你自己。
可即使如此，在那些資料中我們還會看到一些相當驚人的東西，比如
以訪問學者角色進入DAU、穿著50年代服裝的知名行為藝術家阿布拉莫維奇，正在進行一場薩滿巫師主持的潔淨儀式；
或者一名警員正在監獄房間裏折磨一個裸身、流淚的女子，此處不展開細節，但可聯想到斯坦福監獄實驗，這個實驗在6天後被迫結束，而DAU持續了至少兩年
這一切是如何進行的？
是噩夢還是樂園？
在導演所製造的那種真實與虛假之間的曖昧裏，我們展現了自己的恐懼、焦慮、自大，我認為這是工作的一部分：它會激活你內部或強或弱的某一麵。
DAU的執行製片Martine
dAnglejan-Chatillon如此說。當被詢問關於監獄那一幕時，她的回答是：她並沒有完全被剝奪權利，這一切其實還是表演。
她（照片中裸身的女子）知道她可以停止，每個人隻要說一聲這個我應付不了，就可以停止，但她選擇了繼續置身其中。或許是為了尋找另一麵的某種東西。
當然，Steve表示，由於無法向那位扮演者求證，這段說辭真實與否也隻能見仁見智了。
另外根據Dau的扮演者Teodor的描述，生活在DAU內部，他有絕對的自由，盡管他也會害怕被克格勃逮捕，也會感到不安，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也會感到這種不安。（注：國家安全委員會，簡稱KGB或克格勃，1954年至1991年期間蘇聯的情報機構）
項目進行的三年間，他約有一年時間是在拍攝影片，其餘兩年斷斷續續地待在機構裏，吃飯、睡覺、生活，每次一待就是幾個星期，當他或其他人離開時，他們反而會覺得自己來到了另一個時空，現實世界看起來倒更像是一個布景。
我知道有一些人，如果讓他們決定是留在那裏還是回到未來，他們會選擇留下。
實情確如Teodor所言嗎？也許不盡然，許多參與者都不願與Steve交談。
有傳聞說有人搬到烏克蘭，在DAU住了幾個月，甚至更久；也有人來去很快，認為這個極權主義的地方已經轉變成壓抑黑暗的地方它的存在隻是為了滿足導演對性和權力的享受。
至於導演本人，則認為DAU不僅僅隻是一個蘇聯社會的複製品，它同時也在折射現實。
在蘇聯、在DAU，人們會自願服從極權主義，但這一點，其實今天的我們更明顯，比如今天我們對手機的趨之若鶩。
手機這些東西知道我們什麽呢？其實它比我們更了解我們自己。這是一個透明的世界，但我們拒絕承認，這就像我們坐在這裏，但是拒絕承認正在一個運動的星球上移動。
盡管如此，有一點他是坦承的，那就是在DAU這樣一個架空的地方，人類的行為得以釋放，而在現實生活裏，通常你不敢做得太過，因為要承擔的代價太高了。
對此，製片Martine的說法是，DAU是一個觀察人類本性的顯微鏡。
是魔鬼還是天才？
為什麽會複製這樣一個蘇聯社會？這多少與導演本人的成長背景和蘇聯情結有關。
作為家中獨子，赫爾紮諾夫斯基生長於莫斯科一個充滿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的環境下。他的父親是一名享有聲望的導演，1968年他執導的《玻璃琴》成了蘇維埃政權下的第一部被禁電影；他的教父是一名編劇，也是作家米哈伊爾布爾加科夫的好友。
蘇聯解體時，赫爾紮諾夫斯基年僅15歲，但至今他仍視自己為蘇聯人，他自述在入境英國時，甚至會在表格文件上來自哪裏那一欄填上：USSR（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然而關於導演的謠言四起，更有甚者稱他創造DAU是為了滿足作為獨裁者的自我意淫。這個項目被拿來與《現代啟示錄》這部電影作比DAU就像一個隔絕於現代文明，生存於自己的規則的王國，導演就是其中的科茲上校。
《現代啟示錄》中，科茲上校在柬埔寨建立了自己的王國
前麵提到的製作人Dick，在那一次與導演的接觸中也並沒有留下好印象。他認為導演是個誇大其辭、對電影所知甚少的人，他自負、獨斷專行，對待工作人員就像對待仆人，而其他人對待他就像對待王子。
有一點是確定的，DAU項目開始拍攝的那年，赫爾紮諾夫斯基還是個29歲的新人導演，在此之前他僅有一部影片《4》，盡管獲得了不少讚譽，但此外似乎就再沒有其他作品了。
2011年，《GQ雜誌》上的一篇文章使得這個項目引起了更多質疑。文章聲稱一位應聘赫爾紮諾夫斯基助手一職的年輕女性，在麵試過程中被問及性生活以及是否願意演示一些性行為，當她表示拒絕之後，她很快就被打發回去了。
這是事實嗎？或許也未必。
在同樣會麵過導演本人的Steve形容下，赫爾紮諾夫斯基看起來不是一個專製霸道的人，他的行為舉止表現出隨意、健談、迷人的樣子。
我的項目總是有各種謠言，然後謠言開始看起來就像真相，然後它們變成了真相，但其實它們不是。
關於導演身份，赫爾紮諾夫斯基表示自己從來不真的做指導，但是會在外麵與某位扮演者交流，或者帶進新的人物角色以刺激新的事件發生。
我隻控製規定，如果規定出錯，我會修改它，但我不能違反它。
聽起來就像個獨裁者，但他又對此否認，相反，他認為很多行為其實都可以稱為獨裁，可能是一個家庭中的獨裁者，可能是一個公司中的獨裁者，可能是你自己生活中的獨裁者。
他同樣也否認自己操縱演員做出某些極端行為。我邀請的這些人不是那種願意進行真人秀的人，你得尊重他們，當你尊重他們時，他們會願意和你走得很遠。
至於《GQ雜誌》上的那項指控，他澄清自己從未在麵試非演員的職位時問過那些觸犯隱私的問題，但對於拍攝，他會討論童年、父母、情感、愛、性、友誼、死亡
這很重要，因為我們不是和演員共事，而是和真實的人共事。你和他們討論生活，而不是表演方法。
那麽創造出這麽一個龐大的項目，從2005年開始算的話，應該已經付諸了14年時間，可如今還處在大有可為的43歲的赫爾紮諾夫斯基，是否如傳說中那般自大呢？
赫爾紮諾夫斯基說，他認為的天才，有點像古代英雄，有神賦予的才能，這就是為什麽他沒有找一個物理學家，而是讓音樂指揮家Teodor扮演Dau因為他是有天賦才華的人，這種品質不是演員所能演出來的。
至於他自己，我並不聰明，我隻知道我有種強烈的直覺。
他甚至向Steve透露了一個更大的野心：未來他將建造一座5000人規模的實驗性城市，這5000人來自全世界，這個城市的一切將會被記錄，一切都將是公開、透明的。
如果成真，這一次將是玩笑還是現實？是魔鬼還是天才？
參考來源：
www.da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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