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教授：疫情暴露出中國政府治理弊端

新冠肺炎疫情使中國政府治理經曆了一次大考，暴露出政府治理方麵存在的諸多問題。對此，福建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2月21日在《國家治理》周刊撰文進行了深入分析。

文章稱，疫情暴露出政府治理方麵存在的諸多問題，絕不能視為工作上的偶然失誤、作風上的一時疏忽。問題雖是出在地方、基層，但認真地反思，歸根到底還是在政府行政理念、價值觀和體製機製上出了偏差。

文章表示，政府治理肩負著管理公共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的重大職責，針對抗擊疫情鬥爭中暴露的問題，必須痛定思痛、理清思路，亡羊補牢、深化改革，及時對症下藥地製定相關的規章製度，采取有效的措施。

文章指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必須針對暴露出的問題，認真反思，找到問題的症結，及時對症下藥，深入推進政府治理改革。

以下為《疫情中暴露出的政府治理問題及其症結所在》原文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提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行政體製，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係”。行政體製，是由國家行政組織機關設置，行政決策、執行、監督的權責劃分與協調運行，以及國家公務員管理等法規製度有機結合形成的框架結構。國家的行政管理，主要由政府來承擔，通過政府治理體係實施，政府治理體係是行政體製的具體載體。這次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不僅釀成了一個全國性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且也使政府治理經曆了一次大考，從中暴露出不少問題。解決這些問題，亟待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推進行政體製和政府治理的深化改革。

疫情暴露了政府治理的哪些問題

中國是一個有著14億人口的大國，人口超千萬的城市就有16座，整個國家構成一個巨型社會。這樣的國情決定了無論是中央的還是地方的政府治理，都肩扛著巨大的壓力和責任，各級領導和治理者必須知所敬畏，慎之又慎、戒之又戒，絕不能懈怠草率、心存僥幸。隻可惜有一些官員，熱衷於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且不擇手段地追求政績。不得不說，這次疫情最先在湖北武漢等地發生並迅速蔓延，其重要原因就在於當地部分省、市官員不良的從政心態，一味的輕鬆麻痹、放任恣肆，喪失了起碼的警覺。

在高科技層出不窮、社會發展日益多元化的時代，政府治理應當高度重視信息的收集和反饋，善於觀青萍之末、察於蛛絲馬跡。常言道，要把事故消滅於萌芽狀態，就必須對“萌芽”有著敏銳的感知。此次疫情剛露出端倪，就有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內科主任張繼先作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判斷，並堅持向上報告，第一個拉響了警報。還有李文亮等八名醫務人員通過微信群向同事發出提醒。如果這些信息當時能引起地方主官的密切注意，立即深入調查，肯定專業人士的意見和建議，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研判，則疫情斷不至於擴散蔓延到如此地步。

對新冠肺炎這類還從未遇到、認知空白、一旦流行難以控製的疾患，理應歸於風險防控的特大類應急事件。如何進行此類風險的防控？在決策和應對措施方麵，一定要堅決果斷、不能搞“好商量”“留有餘地”。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五條指出：“突發事件應急工作，應當遵循預防為主、常備不懈的方針，貫徹統一領導、分級負責、反應及時、措施果斷、依靠科學、加強合作的原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也要求：“做出快速反應，及時、有效開展監測、報告和處理工作。”這說明，在未知的特大類應急事件來臨之前，我們的風險意識就要繃緊，寧可全力以赴、嚴防死守，也絕不容許大而化之、漏洞百出。對照早已頒布的應急條例和應急預案，不能不指出，這次湖北和武漢的一些官員在應對風險防控的決策與舉措方麵，始於掉以輕心，繼則優柔寡斷，終致錯失良機。

當疫情發生後，在戰“疫”中湧現出了一大批勇於負責、恪盡職守、沉著冷靜、衝鋒在前的組織團體和黨政幹部、醫務工作者，令人感動欽佩。但是，坦率地說，也有一些機構和官員表現得實在不盡人意。例如，疫情發生以來，不論是抗疫物資，還是捐贈款項的使用效率，湖北、武漢紅十字會都引發公眾質疑。在黃岡市，當中央指導組派出督查組進行督查核查時，當地衛健委主任竟然對定點醫院床位數等問題“一問三不知”。雖然涉事官員都被及時處置、免職，但已極大地損害了人民公仆的形象。

這次疫情暴露出政府治理方麵存在的諸多問題，絕不能視為工作上的偶然失誤、作風上的一時疏忽，甚至覺得運氣不好，趕上碰上了倒黴而已。現在，問題雖是出在地方、基層，但認真地反思，歸根到底還是在行政理念、價值觀和體製機製上出了偏差。

政府治理的根本理念是什麽？馬克思主義早已闡明，社會主義國家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是執政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裏，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國家的行政機構和各級公務員，都是人民的公仆、勤務員。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堅定地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治國理政全部活動之中，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標。這樣的執政理念和行政價值觀，應該說每個官員都耳熟能詳，但是，卻並沒有在實踐中牢牢地紮下根來，很容易受到三個因素的幹擾：一是“穩定壓倒一切”下怕出亂子；二是千萬不要影響自己的政績名聲；三是考核無論如何都必須過關。一個官員心裏反複念想著這些事，比如在判斷是否出現疫情時，害怕說了會亂，壞了自己的政績，考核也會泡湯，就不可能“心底無私天地寬”、真正把人民的利益擺在第一位。

政府治理的核心要義是什麽？國家行政管理既具有經濟建設職能，也具有公共服務職能。隨著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行政管理中的公共服務職能將愈加明顯突出，成為主體部分。中國共產黨已明確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戰略目標，加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

判斷是不是服務型政府，主要有五條標準：一是公共服務職能是否上升為政府的主要職能，二是公共服務部門是否成為政府的主要部門，三是公共服務支出是否成為政府的主要支出，四是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是否得到明顯提升，五是政府公共服務水平是否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合理需求。

然而，在一些地方政府那裏，總還是習慣性地突出政府的經濟建設職能，忽視公共服務職能。例如2020年1月7日，正當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暗中發作的時候，武漢召開“兩會”，市長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中提到投資、製造業等事關GDP的部分，洋洋灑灑萬餘言，突出地放在最前麵，而且全都量化為數字目標。相比之下，同等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公共服務”，卻放在報告後麵草草帶過，如，涉及醫療衛生的內容隻有43個字：“完善公共衛生服務體係，加強疾病預防控製體係建設，提高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處置和醫療救治能力”。實際上，武漢市在公共服務支出方麵是長期欠債的。

為了推進政府職能向公共服務轉變，必須加強行政法治建設，依法明確公共服務在政府職能中的主導地位，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實行以公共服務為主要內容的政府績效管理，設立公共服務質量獎，強化公共服務問責製。

政府治理的根本要求是什麽？社會主義國家要建設法治、高效、便捷、清廉的人民滿意的政府，要在政府治理中徹底清除貪汙腐敗、瀆職濫權、人浮於事、無所作為以及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等弊端。在這次疫情中，一些官員的所作所為，不正是這些醜惡的東西還在作祟嗎？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共產黨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敢於揭短亮醜、刀刃向內、壯士斷腕，堅持反腐倡廉、掃除汙泥濁水，革故鼎新、開創偉業，作出了極大努力，取得了巨大進展。但事實證明，要實現政府治理的根本要求，確實還任重道遠。我們要堅定不移地繼續深化改革，走製度建設的道路，加快構建涵蓋行政決策、行政執行、行政組織、行政監督體製的係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製度體係。

政府治理肩負著管理公共事務、服務人民群眾的重大職責，針對抗擊疫情鬥爭中暴露的問題，必須痛定思痛、理清思路，亡羊補牢、深化改革，及時對症下藥地製定相關的規章製度，采取有效的措施。

一是改革完善信息發布製度。此次疫情，最大的教訓莫過於對流傳的超出常理的“奇特信息”的關注度不夠，甚至屢屢出現誤判。因此，有必要建立關於奇特信息的收集、緊急匯報和及時發布的製度規定。所謂奇特信息，是指在生態環境或社會出現不明物體、不明物種、不明氣體、不明液體、不明疾病、不明征兆等“六不明”怪異情況的信息，這些怪異情況會嚴重影響人類生活。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對這些怪異情況比較敏感，其信息是在小道間、私下裏的非正規渠道傳播，有關部門不能動輒以謠言論處，濫用行政權力橫加禁止。相反，應盡快地收集此類信息，向上級匯報，並展開調查，如果情況屬實，則要由負責部門及時發布信息，做到公開透明。這樣才是避免群眾恐慌、社會騷動的最好辦法。

二是改革完善重大行政決策機製。在有關奇特信息公開發布後，還要迅速進行決策。中國現已明確了決策的方法、程序，這就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確定的：“健全依法決策機製”“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確保決策製度科學、程序正當、過程公開、責任明確”。這樣的決策方法、程序，當然無可厚非，它完全適用於一般的情況，可以逐一走常規的過程，時間上因要慎重考慮也可以顯得從容些；但對於在“六不明”的特殊情況下，要做出果斷的決策就不太適用了，因為時間上必須分秒必爭、決不允許絲毫延宕。所以，有必要補充製定關於特殊情況且原因不明的風險決策機製，即在不明原因、風險尚難預估的條件下，迅速評估最壞的情況和結果，並作出有針對性的決策，例如，可以對一定的區域，立即采取封鎖、隔離、排查等嚴厲措施。總之，寧可十防九空，也不可留下遺憾、貽誤戰機。即使在事後看，當初一些反應有些過激，但為了穩妥、安全起見，也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

三是嚴查重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此次疫情，部分地方、基層反映最多的兩個問題：一為無事生非、不勝其擾：有的部門召開抗疫工作布置會議，居然花很長時間念文件；有的領導帶著一撥人馬，四處奔波考察，各類檢查團也頻頻光臨造訪，讓基層幹部和群眾苦不堪言，難以招架；二為表報成災、疲於應付：有的基層一天收到十來個部門的文件，都是安排防疫工作，但沒有一個文件幫助解決基層實際問題，哪怕是送來一個口罩、一瓶消毒水；有的地方要求基層填數據、表格或者材料，甚至是重複填寫、重複報送相同或相似的數據和材料。為此，必須出台相關規定：領導下基層就要衝著解決實際問題，如果不是為了解決問題就絕不能去；基層給上級填寫表報是需要的，但應嚴格限定在統計範圍內的少數幾種數據和材料，其他的一律不得任意增加。

四是推進幹部製度深化改革。首先，要加強幹部的公仆意識教育，真正當好勤政務實的公務員。其次，堅決糾正隻要GDP一枝獨秀、一心奔仕途的嘩眾作秀的錯誤政績觀。第三，大膽提拔工作紮實、有突出貢獻、群眾認可的好幹部。第四，對不作為、混日子的“官油子”，要堅決罷免、絕不姑息。最後，在幹部使用的導向上，一定要多宣傳踏踏實實、埋頭苦幹、忠於本職的幹部，少宣揚最年輕的處級、廳級幹部。切實暢通職務與職級並舉的兩個晉升通道，鼓勵幹部立足本職、紮根基層、勤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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