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贈抗疫愛心蔬菜爛在倉 是時候算算這筆糊塗帳了(圖)

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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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信息不對稱問題。市民不知道哪裏有捐贈蔬菜，而捐贈方也不知道疫區的實際情況。於是，大批的捐贈蔬菜，隻能先放置於郊外的倉庫裏，然後通知各小區來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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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後一公裏問題。物業比較給力的小區都好辦，送菜到家是做得到的。但很多小區，因為人手有限，領回了愛心蔬菜就找一個地方作為發放點。結果，社區在業主群一通知，居民爭先恐後來“搶”菜。如此，就嚴重影響了疫情防控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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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要讓愛心蔬菜的愛心有效傳達，單純依靠大型商超的市場化配給渠道，或是依托於社區的政府配給製，還是依靠誌願者為主的社會力量，在小區封閉式管理背景下，都不夠完美。最好的辦法是，政府、市場和社會需要有效聯動。一方麵，需要建立有序的免費發放機製。另一方麵，依托大型商超的市場渠道，結合社區和誌願者的力量解決最後一公裏問題。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這一個多月來，湖北的疫情牽動全國人民的心，各方的捐贈如潮水般湧來。自2月17日湖北全省開始實施最嚴格的24小時小區封閉式管控以來，疫區人民感受到了生活物資匱乏的不方便。

愛心蔬菜到哪裏去了？這是愛心人士和市民最為關心的事。看來，愛心蔬菜並不總是帶來感動，糟心事其實是不少的。

一方麵，捐贈方很可能不滿，覺得自己的愛心被糟蹋了。早先，山東壽光第一時間向武漢捐贈了愛心蔬菜，很是感動了武漢人民。武漢市將這批蔬菜放在三大商超以低於市場價的價格上架售賣，售賣所得上繳財政，專項用於抗疫。這本是一舉兩得的好事，既恰如其分地接受了山東人民的愛心，又平抑了疫區的物價。

圖片來源於網絡

但是，一位山東姑娘打武漢的市長熱線，質疑武漢市政府為什麽不把愛心蔬菜給一線抗疫人員，還說拿愛心蔬菜去賺錢的做法，真是傷了山東人民的心！這一硬核音頻，氣場強大，道理似乎也無可辯駁，引來輿論一片嘩然。

許是為了回應質疑，從此以後武漢市就不再通過大型超商的渠道來處理愛心蔬菜了。當然，武漢市民也就從此不再有平價蔬菜享受了。

武漢商務局回應“壽光蔬菜”事件

這又引來了問題的另一方麵，市民對物資供給的問題越來越不滿。一是生活物資的豐富性和新鮮度很難保證，生活質量大大下降了；二是不少市民覺得生活物資的價格漲了不少，生活成本提高了。

於是乎，不少市民都在質疑，那麽多的愛心蔬菜，怎麽沒分到？事實上，疫情期間批發市場的蔬菜價格是沒什麽變化的，大型商超的價格也是穩定的，但為什麽團購到手的蔬菜價格感覺就是有人在發“國難財”呢？

有些自媒體時不時在曝光說，哪個地方捐的愛心蔬菜在哪裏地方被糟蹋了。這種信息，在各個小區的業主群，傳播極廣。盡管這些曝光幾乎都被辟謠了，但這也扛不住一件類似鄂州“實力坑夫”的事件啊！

這麽看來，愛心蔬菜要有效傳達愛心，還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搞不好，就要付出“愛的代價”，傷了愛心人士的心，寒了市民的心，還損了政府的公信力。那麽，問題出在哪裏呢？

問題的第一環節，是信息不對稱問題

。理論上，湖北省的各級政府對愛心蔬菜肯定是極其歡迎的，並且是越多越好。畢竟，這代表了全國人民對疫區人民的關心，沒有理由不接受。況且，市民確實也需要。

2月24日，中百倉儲百步亭花園路店店員在打包居民團購的蔬菜

其實，絕大多數愛心人士也持有這種看法，覺得疫區人民肯定是缺吃的，捐贈這些物資，怕是沒錯。畢竟，疫區缺的不是錢，缺的是物資嘛。但是，建立在理論上和猜測基礎上的捐贈，在實踐中怕是都出了不少問題。

比如，每個捐贈方都希望自己的愛心蔬菜能夠送到抗疫一線。但說實話，從政府邏輯看，醫生、警察這些抗疫一線的生活物資保障，肯定是沒問題的。湖北省要求，對每一個醫療隊都要有相關領導聯絡，實行一對一服務。

這就意味著，一線還真不一定需要愛心蔬菜。

前幾天，鄂州“實力坑夫”事件裏的當事人，其實就是派出所臨時從村裏借用的一個工作人員。派出所從街道疫情防控指揮部分到了一批愛心蔬菜，派出所就秉持“見者有份”的原則，連同“臨時工”都分了。

沒想到，這位當事人的妻子，竟然在微信群裏顯擺，結果鬧出了個大事件。

這事，嚴格追究起來，當然是指揮部沒正確處理愛心捐贈，不該分到的人分了。但從實踐看，其實也算正常邏輯。難不成，臨時在派出所工作的人員不算一線人員？

事實上，哪怕是捐贈方沒有任何要求，信息不對稱的難題也困擾著愛心的實現度。

疫情期間，筆者團隊做過一次愛心蔬菜捐贈活動。我們團隊前些年曾在贛南蘇區某鎮調研過，和當地的幹部群眾結下了友誼。這次疫情，當地的幹部群眾很是關心，說想捐贈一批他們自己種的蔬菜。我們也很高興，就幫忙聯係受贈方。於是，就麵臨了兩個問題：

一是蘇區人民想捐贈的蔬菜，品種比較單一，隻有辣椒，不是很實用

。經過商量，我們幹脆共同發起一次募捐，多捐一點菜品，這個問題就算解決了。

二是受贈方也不好聯係。我們先到一個熟悉的政府工作人員，他和社區有聯係。結果，社區回話說，還不能馬上決定能否接受。

於是，再通過關係，找到了一個負責醫療隊的酒店，對方接受了。這才把捐贈搞好。

這種一對一的捐贈其實都算是很順暢的，畢竟信息不對稱問題是可以協商解決掉的。但對於很多對公捐贈行為來說，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就特別嚴重。

2020年2月17日，
600噸福建蔬菜馳援武漢

市民不知道哪裏有捐贈蔬菜，而捐贈方也不知道疫區的實際情況。於是，大批的捐贈蔬菜，隻能先放置於郊外的倉庫裏，然後通知各小區來領。

這就到了問題的第二個環節：

最後一公裏問題。

從郊外的倉庫到居民家中，其實是一條很長的鏈條。而蔬菜有一個特點，就是保鮮期特別短，隻有一個星期左右時間。如果去掉路上流通的兩三天，留給物資分配的時間三四天時間。

從市民的角度說，最好是一到倉庫就立馬分掉，這樣才能保障愛心蔬菜的品質。概言之，生鮮蔬菜的配送是極其講究效率的一件事。按正常情況，解決這一鏈條的最有效的辦法是商業流通渠道。

比如，大型商超在各居民小區都有布點，且有物資配送經驗，效率是比較高的。但自從山東妹子的硬核音頻出現後，湖北各級政府怕是都怕了。其結果是，效率較高的市場配送機製不敢用，退而其次改用效率極低的政府配給製。

對愛心蔬菜實行配給製，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公平；二是組織。對於政府來說，適量的愛心蔬菜是比較好辦的，把這些愛心蔬菜分配給醫院、派出所、環衛等抗疫一線，沒人會有意見。如果還多一點，分配給困難群眾，大家也都理解。

但現在的情況是，像武漢這樣的核心疫區，愛心蔬菜實在是多，遠超過一線和困難群眾的需求。於是乎，愛心蔬菜就得惠及普通市民。但問題在於，到底是給哪個小區合適呢？從配給的原則來說，當然是希望有需要的小區都可以分到，但這不符合實際。

2月20日，下沉花橋社區的幹部按訂單編號通知居民前來取訂購的蔬菜，並協助核對居民購買信息

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隻能是把愛心蔬菜的信息通報出來，哪個小區有需要，自己帶車前往倉庫去領。實際上，這進行的是最為原始的公平原則：先到先得。但誰都知道，這不是合適的方式。畢竟，這種配給方式太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了。

比如，有些社區工作人員多，誌願者多，有業委會和物業公司，組織能力強，就更容易獲得更多的愛心蔬菜。反之，很多老舊小區，工作人員少，誌願者少，沒有業委會和物業，且其他社區事務也比商品房小區多，就不容易獲得愛心蔬菜。於是乎，不少小區的市民因為沒有分到愛心蔬菜，對社區工作者多有責怪。

從社區工作者的角度上說，他們何嚐不想為居民“搶”到更多的愛心蔬菜呢？問題是，有這個能力麽？派個車去倉庫領愛心蔬菜，估計還勉為其難。但菜領回來了以後有效分配，卻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很是不容易。

物業比較給力的小區都好辦，送菜到家是做得到的。但很多小區，因為人手有限，領回了愛心蔬菜就找一個地方作為發放點。結果，社區在業主群一通知，居民爭先恐後來“搶”菜。誌願者擋都擋不住，差不多及時哄搶了。

2月19日，在襄陽市學府佳園小區，居民領取四川省綿陽市捐贈的“愛心蔬菜”

如此，就嚴重影響了疫情防控大局。本來小區封閉式管理就是為了減少人員聚集的，這麽以來，反而製造了人員的大規模聚集。

大多數小區經過了一兩回，就吸取了教訓。哪怕是社區工作負擔重一點，也要分散人群。

想到的辦法是，錯峰和分樓棟分發。要是居民自覺，錯峰是可以的。但每個小區的人口結構不一樣，為了拿到更多的愛心蔬菜，有些小區的居民不講規矩，硬是要早點拿到，也是沒辦法的。因此，按樓棟分發就成了普遍做法。這就回到了問題的原點：小區得有足夠的人手，至少每個樓棟得配一個自願者！

老舊小區裏，如果是單位小區，那都還好辦，可以通過單位來組織樓棟誌願者和黨員突擊隊，基本上可以滿足社區治理的需求。但對於大部分老舊小區，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因此，很多小區麵對愛心蔬菜，真是有心無力。

事實上，根據我們一線誌願者的經驗，哪怕是能夠做到這一點，也不是最佳分配方式。因為，誌願者多，就意味著經手的人多，病毒感染的風險就高。

比如，我們有一個樓棟誌願者，去社區領了個冬瓜回來分成幾份，然後挨家放門口拍照留痕，這一下來發冬瓜的、領冬瓜的、送冬瓜的、吃冬瓜的全通過冬瓜鏈接起來了。

這麽看來，要讓愛心蔬菜的愛心有效傳達，單純依靠大型商超的市場化配給渠道，或是依托於社區的政府配給製，還是依靠誌願者為主的社會力量，在小區封閉式管理背景下，都不夠完美。

最好的辦法是，政府、市場和社會需要有效聯動。

2月23日，武漢市武昌區華錦社區的誌願者為社區居民分裝愛心蔬菜

一方麵，需要建立有序的免費發放機製。根據“愛心蔬菜”的品種和數量，盡量做到捐贈意願和需求之間的有效匹配，可以按照以下順序贈送：（1）捐贈單位明確指定的捐贈對象；（2）為醫院、各種隔離點、各類疫情防控人員提供飲食服務的單位的食堂。

另一方麵，依托大型商超的市場渠道，結合社區和誌願者的力量解決最後一公裏問題。免費發放後還有多餘的各類蔬菜，直接運送大型超市，平價銷售給市民，所有收入納入財政統一管理，作為抗擊疫情中的專項經費，還可將其中一部分直接用於補貼困難群眾生活。“義賣”符合《公益事業捐贈法》的相關規定，既保證了公益性，也提高了效率。

作者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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