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中國政府自2017年起，便係統性的將至少80000名維吾爾人從新疆轉移到遍布中國9個省份的工廠。
統計顯示，至少有27間工廠參與了這項“強迫勞動”的計劃。
中國政府將這項計劃命名為“援疆”，至少有83間國際公司的供應鏈中都使用了這27間工廠所出產的原料。
83間國際公司包含了耐克、阿迪達斯、Zara、Gap、BMW、大眾汽車、蘋果與穀歌，跨足各個行業領域。
這份報告內容顯示，新疆政府為了鼓勵當地官員將維吾爾人從新疆轉到外地的工廠工作，他們以“人頭計費”的方式，付一定價格的獎勵金給轉介維吾爾人到工廠工作的中介或當地政府人員。
報告寫道：“這種強製工作轉移的製度，已成為中國政府新疆再教育營政策的其中一環。 ”
德國之聲本月初根據“墨玉名單”所發布的獨家報導顯示，部分遭關押的維吾爾人因為被認定對社會構成一定程度的威脅，於再教育營待滿一年後，會在所屬鄉鎮的“建議”下被送往工廠工作。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的最新報告也顯示，新疆政府會派共產黨黨員去監控維吾爾工人在新疆的家人，因為維吾爾工人在工廠內任何一個不當的行為，都可能影響到他們在新疆的家人。
報告寫道：“這些證據顯示維吾爾人完全不是‘自願’加入這個工作轉移製度。 ”
此外，這些維吾爾人在工廠的一舉一動都受到監控，他們在規定工時之外的時間必須上中文與“愛國主義教育”的課程，管理人員也不許他們參與宗教禮拜活動。
報告指出，消息人士與中國政府的官方文件都顯示，工廠派遣專人監控這些維吾爾人，他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許多限製。
報告寫道：“維吾爾人在工廠內的行動自由受到嚴重限製，有些證據甚至顯示，盡管中國政府強調在工廠工作的維吾爾人享有不錯的待遇，但實際上他們的工資比漢族工人的工資還少。
”
強迫勞動的案例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報告中，列舉了三個維吾爾人被送往“強迫勞動”的案例。
首個案例是位於青島的泰光製鞋有限公司，而報告指出，在這個工廠進行強迫勞動的維吾爾人，主要是替美國鞋子大廠耐克製鞋。
但是，工廠的圍牆布滿鐵絲網，廠區也設置了不少哨塔與警衛駐點的哨站。 該報告指出，工廠不許維吾爾工人在公定假日回家。
此外，另一個案例顯示專門替阿迪達斯生產運動服飾的浩緣朋製衣有限公司，參與了中國政府的“援疆”計劃，把維吾爾人從新疆再教育營轉往該公司位於安徽省的工廠。
中國政府的一份報告顯示，浩緣朋製衣有限公司在2018年2月將63名從伽師縣中等職業學校“畢業”的維吾爾人，從新疆轉往該公司位於安徽省的工廠。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透過比對衛星圖像與查看中國官方文件證實，伽師縣中等職業學校2017年起便成為一個再教育營。
阿迪達斯的發言人告訴“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該公司與浩緣朋製衣有限公司並未存在長期合作關係，阿迪達斯也會針對該公司的供應鏈展開進一步的調查。
報告中的還提到，專門替蘋果iPhone 8與 iPhone
X生產自拍鏡頭的歐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17年4月28日至5月1日間，從新疆和田地區的洛浦縣將700名維吾爾人轉移到該公司位於江西省南昌市的工廠。
這些維吾爾人到了江西後必須“逐步轉變他們的觀念，讓他們成長為‘有事幹、有業就、有錢賺、知黨恩、感黨恩、跟黨走、保穩定’的新時代有為青年”。
參與本次報告研究的澳大利亞新疆議題專家雷國俊 (James Leibold)
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他將中國政府對維吾爾人施行的“強迫勞動”視為中國再教育營政策的延伸。
他說，促使中國政府開始將維吾爾人從新疆轉移至工廠的其中一個因素，可能與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發展遲緩的擔憂有關。
雷國俊說：“‘強迫勞動’除了是另一種形式的再教育營外，也可能代表中國政府針對經濟發展遲緩所做出的回應。
此外，中國過去幾年大量關押維吾爾人所製造的財政負擔，也可能進一步在新冠疫情爆發的前提下，增加中國政府對於經濟遲緩的擔憂。 ”
“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在報告中建議，中國政府應該讓外國公司針對供應鏈中是否摻入“強迫勞動”的原料進行調查。
外國公司則應該立即針對其中國工廠內勞工的人權狀況展開調查，其中應該包含弱勢勞工的安全情況。
他們在報告最後，也呼籲各國政府抓準機會，針對中國強迫維吾爾人從事勞動工作的情況，向北京施壓。
雷國俊告訴德國之聲：“這些跨國公司應該立即對其供應鏈內的勞工權益狀況，展開公開且仔細的調查。
他們必須透過外部審計團隊來進行審查，這是唯一能向消費者與股東保證他們的供應鏈中，沒有參雜了任何強迫勞動的情形。 ”
華客網：名為“援疆”實為“勞動” 國際公司涉維吾爾血汗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