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國湖北省武漢市大爆發以來，湖北、武漢官場格外受外界關注。2月13日，中共決策層免除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的職務，由時任上海市長應勇、山東省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分別出任湖北和武漢的書記。再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大爆發後，中共決策層派往武漢的中央指導組，不難發現，眼下坐鎮武漢、直接負責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官員，大概有四套班子。
第一套班子是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領銜的中央指導組。孫春蘭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在國務院領導班子中分管衛生教育等事務。她最早在1月22日來武漢考察疫情防控，後來隨著中共決策層決定成立中央指導組，她又出任組長，於1月27日率領中央指導組進駐武漢。孫春蘭領銜的中央指導組，人員構成包括國務院辦公廳、中央政法委、國家發展改革委、衛健委等部門相應高官，其職責放在古代中國，類似於朝廷派往地方的欽差大臣，在最高層的授權下，實地指導湖北省尤其是武漢市的疫情防控。這也是目前在武漢疫情防控前線層級最高的領導班子。
2月11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率中央指導組來到新改建為方艙醫院的武漢體育館，實地了解情況。（新華社）
第二套班子是新任湖北省委書記應勇主持的湖北省委和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自2月13日履新以來，應勇已經多次主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會議，聽取了湖北省下轄各市州負責人的匯報，去了武漢基層社區考察。2月20日，針對湖北省取消臨床診斷病例標準，核減部分病例的做法，應勇緊急叫停，要求“對已確診的病例不允許核減，已核減的必須全部加回，對相關責任人要查清事實，嚴肅問責”。坦率說，相比於前任蔣超良手足無措的表現，應勇似乎已經進入了狀態。而不論是考慮到湖北疫情的重災區在武漢，還是從應勇履新這些天的公開活動來看，他主持的湖北省委和湖北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工作重心主要在武漢。
第三套班子是中共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坐鎮的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陳一新曾在2017年1月到2018年3月出任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他任內自稱是武漢和武漢人民的“一號打工仔”，比較有作為，在武漢口碑不俗。今次武漢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發後，他出任中央指導組副組長，在武漢實地指揮。他多次在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召開碰頭會，與基層一線社區工作者、武漢校友、楚商代表座談，去監獄、基層社區考察工作或暗訪，直接指導武漢市下轄各區官員進行疫情防控。在他多次主持的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會議上，除了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之外，包括武漢市長周先旺、武漢市政協主席、武漢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等官員都有參加，足見他在武漢扮演的領導角色。
第四套班子是新任武漢市委書記王忠林主持的武漢市委和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王忠林之前擔任山東省濟南市委書記，作風比較強硬和務實，在濟南口碑不俗。他2月13日履新武漢市委書記以來，既多次主持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會議，又去了監獄、基層社區、醫院、隔離點等地方考察或看望慰問。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或許為了避免雙頭領導，又或者僅僅是兩人時間安排上的不巧合，就像王忠林多次未出席陳一新主持的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會議，陳一新亦多次未出席王忠林主持的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會議。
盡管由於信息有限，上述四套或者說四個層級的領導班子，具體如何分工，難以輕下結論，但在防控疫情已經成為首要任務，武漢又是整個中國最嚴重疫區的情勢下，上述四套領導班子必然核心工作都在武漢，說他們均坐鎮武漢並無任何不妥。這種四套班子坐鎮某個地方的政治操作，在過去多年的中國政治實踐中頗為罕見。至於這種政治操作究竟會帶來何種效果，是有助於特殊時期組織力量的整合、協作和彼此製衡，還是可能造成決策鏈條過長、政令不一，則有待進一步觀察。
華客網：罕見操作：坐鎮武漢的有四套領導班子(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