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援助隊日記：上廁所會讓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圖)

醫療隊一位有著幾十年臨床經驗的醫生告訴我，以他曾經的經驗，看到病人的化驗結果、影像學和既往病史後，大概率能估計出病人未來幾天的身體走向。但在新冠肺炎多變的病程中，一些他原本抱有希望的病人，惡化程度還是超出了預想，“特別是那些六七十歲走了的，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年齡。”

世紀壇醫院護士劉宇航摘下口罩的一瞬間

那輛579路公交已經很久沒到過武漢的地標之一江灘公園了，過去的一個多月，它成了北京醫療隊的擺渡車，往返於三角湖路和武漢協和西院之間。從午後到淩晨，駛過空蕩的街道，車上隻有醫生和護士。

1月27日，北京12家醫院組成的醫療隊抵達武漢，接手協和西院三個病區，截至3月5日9時，累積收治患者302人、出院70人，其中絕大多數是重症和危重症病例。

跟隨醫療隊出發之前，我曾設想過未來的這段日子，但當這種設想被具體的人和故事填滿後，所受的衝擊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無數個瞬間最終構成了一座天枰，一端是騎50分鍾共享單車、來找一張床位的患者，寫下承諾書、不願占用過多醫療資源的家屬；另一端是重返隔離病房、記憶被喚醒的非典老兵，以及剛開始插管病人高風險護理的95後護士。

維係這座天枰平衡的，不隻是醫術，還有意誌和人心。

正在穿戴防護裝備的醫療隊員

1月27日：

一場戰爭

這天，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人把這件事比作一場戰爭。

在去機場的路上，朝陽醫院領隊唐子人跟隊員們說：“咱們裏麵，我會第一隻腳踏上武漢，最後一隻腳離開，我一定會把你們安全帶回來。”

出發前幾天，宣武醫院的護士阮征有點生氣，當警察的丈夫對什麽事都很鎮定，好像對她來武漢也沒什麽特別的反應。直到臨出發的時候，同事把丈夫拉到跟前，阮征發現他哭得像個孩子似的。

阮征一下樂了，掏出手機說：“來，記錄一下，20年了，第一次看見你掉眼淚。”

晚上8點半，航班即將起飛，機長廣播的聲音有點兒哽咽，他把醫療隊的成員比作“英雄”，自己也因為即將飛往武漢感到自豪。

1月28日：

“那裏已經被汙染了”

醫療隊從三角湖路的住地出發，10分鍾後，那輛作為擺渡車的579路停在了武漢協和西院門口，醫療隊的第一次對接即將開始。

下車後，大家愣了幾秒，遠遠看見發熱門診裏拿著CT片子徘徊的病人們。

突然有人把一包東西塞到了我的衣服口袋裏，拿出來一看，是一個防護效果更好的N95口罩。“把這個也戴上吧，你那個不行”，給我口罩的是宣武醫院的男護士王長亮，我倆在車上剛認識。在我耳邊叮囑完，他走開了。

醫療隊被帶到了協和西院的側門，一進去就是即將收治病人的住院部大樓。武漢本地醫務人員一再提醒，不要再從剛才的發熱門診經過，“那裏已經被汙染了。”

王長亮與唐子人
攝影/高曌

2月1日：

被喚醒的記憶

第一次走出武漢的隔離病房，有人問唐子人和非典時比是什麽感覺，2003年，他是朝陽醫院首批進入發熱門診的醫生之一。唐子人笑著反問：“那會兒我33歲，如今50了，你說呢？”

穿上防護服的那一刻，宣武醫院醫生李豔17年前的記憶又被喚醒了，窒息、幽閉、渾身上下被壓力包裹。作為呼吸科醫生，她知道人甚至可以忍受刀紮、針刺，但最不能忍耐的就是窒息。

似曾相識的還有病房裏的病人。17年前，李豔所在的非典病房裏，住進來一位70多歲姓楊的老人，在一周後去世。當天，同一張床上又住進一個30來歲的女人，也姓楊。李豔後來才知道，他們兩人是父女。

醫療隊在武漢首批收治的病人裏，有一對60多歲的老夫妻，他們堅持要住在同一間病房，好相互有個照應。但兩個人都是疑似病例，必須單獨隔離，王長亮勸了很久，他們才接受了住在對門的安排。

2月2日：

壞消息的告知

李豔告訴我，那對想住在一個病房的老夫妻，老太太去世了。

老人的兒子在外省沒法回來，相關手續必須找她的丈夫簽字。隔離病房裏，“壞消息的告知”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隔著厚厚的防護裝備，眼神和和肢體語言都很難帶來足夠的安慰。

李豔和同事做好了各種預案，如果老人不肯簽字怎麽辦，如果情緒激動、甚至傷害自己怎麽辦，他們早早讓一台搶救車停在了門口。

進入病房，李豔告訴老人，他老伴的情況確實很嚴重，前期做了哪些治療，“阿姨搶救無效去世了，但請您放心，阿姨走得很安詳，沒有任何痛苦。”

老人哭得傷心，李豔看著揪心，甚至有些內疚，“在最後的時刻，都沒能讓他們住在一個房間裏。”

李豔還撒了一個謊，老人問她，妻子留下什麽話沒有。其實老太太走得很突然，很快陷入了昏迷，但李豔還是強弩著說：“阿姨說了，讓您好好活著，讓您能夠代替他繼續活下去。”

“全副武裝”出門購物的武漢市民

2月3日：

“好像一個逃兵”

表妹介紹我認識了她在武漢的同學程曉，他們一起讀的醫科，兩年前程曉從武漢一家三甲醫院的感染科辭職了。

程曉說自己從來沒對醫生這個職業有過太多向往，上班以後也不喜歡做實驗、發論文。疫情爆發，身邊好多人說他“逃過一劫”，但程曉心裏不舒服，有種當“逃兵”的感覺。

他解釋說，這和職業榮譽感無關，隻是科室的同事以前對他很好，“這個時候，我應該跟在乎的人在一起。”

每天都能收到以前同事從醫院傳來的消息，發熱門診掛號量又翻了幾倍、又有哪些醫生護士被隔離了，程曉想做點什麽，他加入了誌願小組，負責審核募集來的醫療用品，還去問了以前的科室主任，作為普通人，能不能回到隔離病房值班。

程曉還跟我說起了他的舅舅，春節之後，老人先是感冒了幾天，接著又咳嗽憋氣，因為擔心交叉感染，一直沒去醫院看病。

程曉從小和舅舅的感情很好，舅舅以前是個老師，退休後又去給別人講課，他喜歡舅舅博學又隨性的處事方式。

2月6日：

能拉回來一個是一個

早上9點接班，李豔聽說有個病人病情加重，供氧麵罩開到最大，血氧飽和度也隻有七八十，病人時不時昏迷、大小便失禁。

李豔給ICU打電話，聯係床位，強調這個病人有搶救的價值。等她換好防護服，進入病房，正趕上護士在喊：“有醫生麽？有醫生麽？”

在噴濺了一地咖啡色的血性物質後，病人又昏迷了，心率飆到了167次，因為極度缺氧，身體是紫紺色的。

李豔想趕緊建立一條靜脈通路，為後麵注入搶救藥物做準備。病人一直吃得很少，血管不好找，幾名積水潭醫院的護士先是在大腳趾的邊緣找到了一根血管，剛注入了呼吸興奮劑，針就鼓了。

幾名護士幾乎趴在了病人身上，想趕緊再找到一條通路。誰也不知道會不會再次發生噴濺，那是等級最高的感染風險之一。護目鏡裏是模糊的水氣，李豔隻能勉強看見病人的模樣，她到最後都不知道，護士們是怎麽在手腕上又找到了一根血管。

來不及測血氣，李豔隻能靠臨床經驗推測病人是因為缺氧導致了酸中毒，碳酸氫鈉打了進去。過了會兒，病人恢複了意識，ICU也傳來消息，有床位了。

“缺了哪一環，這個人可能都挺不過來了”，李豔說，這樣的場麵幾乎每天都在病房裏發生，就和戰場一樣，躲著槍林彈雨，能拉回幾個病人，就拉回幾個。

李豔和陳洪雲
攝影/高曌

2月7日：

善意的疏遠

協和西院需要將床位增加到800張，再次擴容病區，這件事讓醫療隊院感組頭疼了幾天。

在傳染病醫院，院感防控部門對諸多事項有著“一票否決權”。但在疫區，製度之外還要考量人力和資源的製約。

到今天為止，北京醫療隊已經開設了8樓、10樓、12樓三個病區，累計收治病人155人。醫護人員交接班、穿戴防護裝備都在清潔區進行。為了擴容，院感組最後想到的辦法是縮減清潔區數量，三個病區共用一個清潔區。

麵對增加的風險，院感組要求所有隊員，把同伴都當作潛在的“疑似病例”，一些善意的“疏遠”出現在了我身邊。

采訪完護士陳洪雲，攝影記者要給她拍照片，我提出幫陳洪雲拿著外套，被她拒絕了，“別碰了，我進過病房了，對你們不好。”

上樓的時候，陳洪雲又提出來自己再等一趟電梯，說的還是那句：“我進過病房了。”

我們不想搞得這麽生分，執意讓陳洪雲也進了電梯。在裏麵，她還是和我們保持著距離，直到我們走出電梯，她才按下了自己的樓層。

2月8日：

進發熱門診

程曉突然告訴我，他和表妹陪著舅舅到了一家醫院的發熱門診。舅舅的病情在淩晨突然加重，不僅有肺炎的症狀，神智也不清楚，嘴都歪了。

前一天晚上，我和程曉剛聊過進入發熱門診的危險，但裏麵還是有很多陪護的家屬，我倆最後的結論是，因為有在乎的人在裏麵。

我問程曉的防護措施怎麽樣，他說有師姐給了醫用N95口罩，但因為出門急，他忘了拿泳鏡。

程曉跟我說了在發熱門診的見聞，一輛出租車下來了兩個老人，一個婆婆攙著一個幾乎癱在地上的爺爺，喊了幾聲都沒人過來幫忙。程曉正要上去，一個陪床的男家屬搶先了一步，一邊斥責著人們的冷漠、一邊把爺爺背了進去。

程曉還遇見了兩個大學同學，都穿著防護服，他認出了兩個人的眼睛。一個是血液科醫生，現在成了程曉舅舅的管床大夫，還有一個是眼科醫生，現在負責統計核酸檢測結果。

武漢街頭穿防護服的行人

2月9日：

天枰的兩端

下午，醫療隊幾個病區接到通知，協和西院要將一部分好轉的患者轉到其他醫院，騰出新的床位。

血氧飽和度、基礎病史和年齡，都是考量的標準，對照著病曆，李豔報出了幾個床號。這並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如果在平時，醫生們輕易不會讓剛好轉的病人經曆轉院的波折。

但現在是“戰時”狀態，李豔告訴我一個叫“檢傷分類”的概念，好像戰場上用不同顏色的布條標記不同傷情的士兵，醫生也要快速依據患者的病情做出決斷。

在我看著醫生們確定轉院患者名單的時候，程曉給我發來消息，他舅舅正等待著協和西院空出的床位。

舅舅已經確診了新冠肺炎，並且陷入昏迷狀態，醫生建議最好找到ICU的床位。程曉先把舅舅轉到了發熱門診的留觀病房，因為周圍人都在說，住進這裏可以優先轉往協和西院。

程曉給上學時帶過他的教授打去電話，那邊也很為難，說前幾天幫別人找床位剛被拒絕。

這一天，我好像看到了天枰的兩端。

2月10日：

病房裏的陪護

程曉告訴我，昨天晚上，舅舅終於住進了協和西院，他和表妹也跟進去陪護了。出來後，他們會主動去隔離。

他解釋說，舅舅住的是其他醫療隊負責的普通病房，沒有ICU那麽充足的護理人員，“但他已經昏迷了，身邊離不開人。”

“你們有防護服麽？”

程曉不知道是在安慰我還是安慰自己，說他們有口罩和充足的手套，“我們不知道要在裏麵待多久，很難做到一直穿著防護服，意義不大。”

我表妹也知道了程曉進病房的事，她給我發來一張照片，是他們幾個同學新年時在武漢見麵的合影。他們去聽了一場演唱會，就在協和西院旁邊的體育中心裏，那裏現在已經改建成了一所方艙醫院。

醫護人員準備把患者的盒飯送進病房

2月11日：

心理曲線

唐子人每天都會在醫療隊聯絡群裏轉發一首歌曲，他相信音樂給人的力量。轉發2003年那首《手牽手》時，他說在非典值班時，總會聽這首歌。

這些都是來自非典時期的經驗。

2003年在非典病房裏的日子，唐子人經曆過最初的緊張，兩周後逐漸平複，到了一個多月後，疲憊、孤獨、焦慮再次出現。有的病人，上午他還說過話、下午床位就空了，他打開電視想放鬆下來，裏麵鋪天蓋地都是疫情的新聞。他還聽說，因為自己的原因，沒有人敢和母親坐一趟電梯。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現在。95後護士張俊總會想起之前護理過的那個老人，老人按呼叫鈴的次數特別多，大都是換尿袋這類護理上的需要。

一趟趟跑過去，張俊很高興，病人有需要、能交流，就說明精神頭還不錯。倆人最後一次說話的時候，老人讓張俊把一些水果拿到離自己更近的椅子上。

張俊隔天再去值班的時候，床位上換了人，老人已經走了，新來的病人正需要搶救。

張俊心裏不是滋味，她平時在北京胸科醫院結核科工作，也見過病人離去，但病程發展會比較慢，大多能有個心理準備。

2月12日：

死亡病例討論

每組交接班時，都要通報病房內的變化，XX加重了、XX走了，一些床號被報出來的時候，接班醫生會露出驚訝的表情。

醫療隊一位有著幾十年臨床經驗的醫生告訴我，以他曾經的經驗，看到病人的化驗結果、影像學和既往病史後，大概率能估計出病人未來幾天的身體走向。但在新冠肺炎多變的病程中，一些他原本抱有希望的病人，惡化程度還是超出了預想，“特別是那些六七十歲走了的，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年齡。”

隻能從現有病例尋找更多的線索，在一場12層病區的討論會上，5名近期去世的患者成為了討論的對象。

五名患者都是老年人，入院時病情較重。在去世之前，他們經曆了血氧飽和度的突然下降。一名協和醫院本地醫生回憶，其中一名患者去世前曾去過衛生間，“結果發現他在裏麵已經有些意識不清了。”

世紀壇醫院領隊丁新民認為這是一個很關鍵的線索，在隨後的梳理發現，五名患者有三人都在去世前去過衛生間。

丁新民分析，新冠肺炎患者對氧氣支持的需求很大，去衛生間需要摘掉氧氣麵罩，也耗費體力。即使有的病人抵觸，必要時，還是要堅決使用尿管。

醫生對患者CT影像進行討論

2月13日：

送戰友

下午，北京醫療隊病區迎來了4名確診患者出院，其中一位是武漢一家醫院的護士，唐子人要來送送。

除了一個寓意平安的蘋果，唐子人還遞過去了一個信封，上麵寫著“不畏生死赴疆場，風雨同舟迎彩虹”，裏麵裝著幾名醫療隊員湊的慰問金。

護士想要推托，又被唐子人擋了回去，“你們很不容易，我對你們保有敬意。”

17年前，唐子人參與接診了朝陽醫院首名非典病人，“毒力”很強。兩三天後，他身邊開始有同事發燒，進而有2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看著身邊的戰友倒下，唐子人說，那種恐懼無法用語言形容。

“就像戰爭電影裏一樣，衝鋒的時候，是一種應激狀態，激素分泌旺盛，你挨了一槍，可能當時都沒感覺。等你冷靜下來的時候，才發現身上有一個大口子，彈片在裏麵。”

後來的日子裏，唐子人還夢到過在隔離病房的日子，但都不是噩夢。隻有一次，他路過北京9名非典時期犧牲醫務人員的紀念碑，獨自在那裏憑吊了很久。

2月13日：

插管

清潔區的辦公室裏，十幾名醫生和護士正激烈的討論著，每個人都要提高嗓門，才能讓別人聽清。為了提高對危重患者的搶救效果，北京醫療隊的三個病區將開始插管，使用有創呼吸機。

這個決定帶來一連串的改變：病區要騰出一間病房作為專門的搶救室；護士的班次需要調整，有兩個人專職負責插管病人的護理；還有籌措呼吸機和配件的問題，一般三甲醫院擁有的呼吸機，不過幾十台而已。

來武漢之前，李豔就把隊員分成“普通”和“監護”兩組，但她沒想到，最後會把普通病房改造成監護室，進行插管病人的護理。這與協和西院現有的ICU資源有關，重症監護室隻有20張左右的床位，哪些危重病人可以進入，一度是需要反複權衡的問題。

插管讓李豔最擔心的還是防護問題，病人開放氣道，管路連接到肺部，隨時可能發生噴濺。原則上，傳染病監護必須是負壓病房，新風係統不斷將有病毒的空氣排出去，但現有條件，能做的隻有開窗通風。

醫護人員將裝運遺體的袋子拿進病房

2月14日：

黃色的袋子

昨天臨近半夜，程曉告訴我，舅舅走了。

進入隔離病房以後，程曉一直不想用醫生的思維去考慮舅舅的病情，怕哭出來影響陪護，也影響表妹的心情。

昨天早上，舅舅有了消化道出血的症狀，到了晚上出現了“點頭呼吸”，這是很多病人臨終前的征兆，每次吸氣頭都會向後仰。程曉想起來，舅舅第二天要作為疑難病例，請各病區的專家一起討論，他知道這需要花費很大精力去準備，就去找了醫生，“人可能不行了，你們恐怕要換個病例了。”

舅舅的高壓掉到了隻有七八十，醫生問要不要插管，程曉和表妹猶豫，舅舅以前說過，不喜歡像那樣癱在床上。

等程曉再回到病房裏，舅舅沒有動靜了，心率隻有17。他在裏麵待了會兒，出來後說，可以做心電圖了。這隻有當過醫生的人才會知道，醫院要用這種方式，為停止心跳的病人留檔。

臨近午夜，程曉和表妹幫著護士，把舅舅裝進寫著“祭”字的黃色袋子。殯儀館的人來了以後，要求在外麵又套了一層袋子，才把遺體拉走。

程曉和表妹聯係社區，提出作為密接人員隔離，但社區說找不到車，兩人又回病房裏待了一夜。

第二天，我給程曉的防護服終於派上了用場，一位在西院值班的同學主動拉他和表妹去了隔離點，車上，三個人都穿上了防護服。

2月15日：

戰爭的感覺

開始護理插管病人後，王長亮和阮征都戴上了防護麵屏。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他們要定時為插管病人翻身、吸痰、更換尿袋。當他倆再次走出來的時候，兩周來，第一次對著我的鏡頭比出了勝利的手勢。

為了保證病人的營養和藥物供給，病房裏開始進行深靜脈穿刺，這是唐子人在急診室的常規操作，但在戴了四層手套之後，他連用酒精棉消毒都試了幾次。他能依靠的隻有肌肉記憶，進針時抵向鎖骨，然後回撤，再抬高針尾，緊貼鎖骨下緣負壓進針，暗紅色的靜脈血流了出來，“還行，一次成了！”

北京醫療隊的大部分護士都投入到了對插管病人的護理中，其他病房的護理工作需要協和西院補充新的人手。一隊西院本部的護士被調了過來，她們看上去都很年輕。

護士長帶她們熟悉了穿脫防護服的流程後，又讓馬上進去值班的人，把幾名新來的護士也帶到隔離病房裏，“先進去待一個小時，看看。”

這是我第一次感到，這就是一場戰爭。拚殺到最激烈的時候，補充進來的，隻剩下那些年輕的新兵。

我把這個感覺告訴了李豔，她很讚同護士長的做法。她用那部即將上映的電影《1917》跟我打比方，一戰的炮火中，兩個年輕的士兵要穿過敵人的戰壕，去傳遞一份重要的情報。

“他們一開始可能沒有什麽閱曆、理想，但在看到戰友的倒下，看到殘酷的一麵後，他們也就完成了自己的蛻變。”

一位出院患者拿著醫療隊員送上的蘋果和祝福

2月19日：

騎車50分鍾換來的床位

協和西院一次出院了31位患者，吳漢生是裏麵最興奮的那個人。病房裏的醫生護士都被防護服擋住了麵孔，吳漢生記住了他們的聲音，人群中說上幾句話，他就叫出了每個人的名字。

吳漢生手裏攥著幾頁紙的感謝信，他在上麵寫著，“來之前感覺自己像個無家可歸的人，來到協和西院後，感受家就在這裏！”

其實吳漢生的家就在漢陽區，隻是他半個多月沒回去過了。他在1月25日開始發燒，社區給了張酒店房卡，讓他去那裏隔離。

酒店的停車場每天要收50元停車費，吳漢生有點生氣，做完核酸檢測那天，他把車停回了家。幾天後，吳漢生拿到了陽性的檢測結果。

2月初，賓館的房間裏，吳漢生高燒38度多，吃片退燒藥，能降半度，他不敢去刷牙，從床邊走到衛生間的力氣都沒有，痰裏還帶著血。他打電話問各種部門，什麽時候能去醫院，答複都是等待、等待、等待。

吳漢生給老婆發了段視頻，告訴她房產證這些貴重物品放在了哪，還囑咐說，如果自己走了，骨灰要麽灑在漢陽區的墨水湖，要麽撒在前年剛去世的母親墓碑旁。

2月5日早上6點，還是沒人安排轉診，吳漢生不想再等了，他說自己是騎了53分鍾共享單車，到協和西院碰碰運氣。怕我不信，他把APP截圖也發了過來。

那天吳漢生真的住進了病房，他後來才知道，恰好有位老人去世，空出來張床位。

2月21日：一罐蛋白粉

認識王利強，是因為我看見了他在父母住進8層病區時，寫下的那份《承諾書》。

“如果父母在住院期間出現緊急情況，我們希望不采取激進的搶救措施……我們相信父母在人生的最後時刻也不願意占用過多的公共醫療資源，無愧他們這平凡又偉大的一生。”

幾天前我第一次給王利強打去電話，那頭的聲音很疲憊，他說不想多談什麽，“我父親已經走了。”

王利強的父母這些年神智不太清楚，需要一級護理，一直住在養老院裏，王利強推測，感染應該也是發生在那裏。他說寫下承諾書，與曆來的家教有關，“如果我父親頭腦還清楚的話，也堅決不會讓我們給社會帶來太大麻煩的。”

父親以前是教育係統的局級幹部，對子女要求很嚴格，“別說上學這些事了，我們連他的公車都沒坐過一次。”

我倆第二次通話時，王利強想拜托我件事，他的妹妹也住進了8層病區，他想讓我給醫生帶個話，多照顧一些。

王利強這些年一直生活在北京，父母沒住進醫院的時候，怕家裏的阿姨感染，妹妹貼身護理了老人四天四天，隻睡了六個小時，他覺得很對不起妹妹。

我跟王利強說，不用擔心醫生們的職業態度和責任心，這不是單純的寬慰，8層病區的肖漢醫生，也是一個生活在北京的武漢人。

肖漢畢業後去了北京，他不光家在武漢，也是在武漢學的醫，一些同學比他更早進入了一線，對於這些醫科生來說，武漢是一座需要像“祖庭”一樣去捍衛的城市，加入醫療隊，肖漢不需要更多的理由，“不來，心裏過不了那道坎。”

母親和很多親人都在武漢，肖漢和他們一直沒見麵。家裏人想來駐地看看他，遠遠看幾眼也行，想著自己是密接人員，肖漢都拒絕了。

我沒告訴王利強，其實在認識他之前，肖漢就跟我說起過他父母在病房裏的情況，那些一起住院的夫妻、母女，都讓肖漢覺得心裏堵的慌。

今天，王利強又打來了電話，我對他的保證得到了應驗。一位醫生在查房時帶給他妹妹一罐蛋白粉，王利強說，這東西沒多貴重，可出現在隔離病房裏，讓人覺得溫暖。

兩位出院患者向醫護人員揮手

2月19日：

模範病人

第一批入院的一個小夥子，被大家看作是一名“模範病人”。

小夥子是個博士，開始發燒後，他把愛人和孩子送去了別的住處，又從網上定了很多生活用品，囑咐快遞小哥走遠後，才出門去取。

住進醫院，小夥子明顯做了很多準備，他能看懂一些CT影像，還會就治療、用藥提出很多有針對性的問題，同時也很遵重醫生的決定。

從醫生的角度，希望每個患者都能保持頭腦冷靜，進行順暢的溝通。但在關乎生死的時候，每個人的性格、知識、境遇不同，表現也不一樣。

世紀壇醫院領隊丁新民一直建議，住院患者少用手機，每天早晚和家人各聯係一次就夠了。能做到這點的人不多，現代通訊這時候成了把“雙刃劍”，接受海量信息的同時，負麵情緒無法避免，變得更加惶恐。

各種治療方案也不再是秘密，有家屬打來電話，一字一頓說出四個英文字母，問有沒有這種設備，醫生半天才反應過來，他說的是ECMO；有家屬說自己有渠道搞來康複者血漿，想要用在親人身上；還有一個沒康複的患者急著出院，他說女兒在別的醫院已經插管了，他想出去獻血。

2月21日：

反攻的前夜

相比新聞裏的數字，唐子人更關心病房裏的改變，醫療隊的三個病區，死亡率在下降，更多的重症病人在好轉。

現在查房，唐子人要說很多話，一個患者可能要連著問他十幾分鍾的問題，唐子人挺高興，“人有力氣了，才有心思考慮自己的事兒。”

護士們也發現了變化，很多病人的口味“越來越高”，食欲恢複了，能嚐出鹹淡了。一個91歲的老先生，覺得醫院盒飯味道太淡，托護士從住地拿些口味重的吃的來。

這有點像“反攻的前夜”，李豔已經想好了，有一天她會在工作筆記寫上“總攻，斬首行動”，但要寫上這幾個字，還要再等上一段時間。

剛剛過去的那個小夜班，病房裏又是一片忙碌。李豔先是給一個插管的病人做了深靜脈穿刺，接著是一個昏迷的腎衰病人，李豔判斷是酸中毒，但暫時做不了血濾，隻好找來降鉀的藥物頂上。

忙過一陣，護士突然說，51床的血氧飽和度下來了，那是個病得很重的老人，還總是愛摘掉氧氣麵罩。過去一看，麵罩果然掛在他下巴上。沒辦法，隻好用約束帶把老人固定在了床上。

夜裏12點，51床又出事了。老人解開約束帶，自己下了地，血氧掉到了50多，全身發紫。李豔他們把老人重新弄上床，一時找不來機器插管，一個醫生不停捏著氧氣麵罩下麵的儲氧袋，20分鍾以後，終於把血氧捏回了90以上。

消毒車駛過後出現的彩虹

2月24日：

共情

從北京來的心理專家說，疫區醫護人員要注意“共情”的問題，在跟病人接觸中，要站在病人的角度考慮問題，情感反應和病人一樣，“但要進得去、出得來，不然對自己影響很大。”

這件事做起來並不容易。

因為送我口罩那件事，我和王長亮熟絡起來。他之前跟我說，隔離病房裏，他會給予病人關心照顧，但個人感情上不想離得太近，怕陷進去了。

今天，王長亮突然告訴我，他去看了第一批病人裏那個妻子在對門去世的老人。老人正在康複，轉到了別的病區，但情緒還是不好。王長亮過去說了句“您得加油啊”，老人沒說話，衝他點了點頭。

我問王長亮，不是要保持情感上的距離麽，他樂嗬嗬說了句粗口：“再怎麽裝X，也改變不了善良的心。”

2月25日：

重新被審視的親情

離開家快一個月了。

丈夫跟阮征說，送行時候之所以哭了，是因為真的害怕了。到了武漢，阮征一直沒把脫下防護服後的勒痕照片發給丈夫，怕他擔心。阮征終於理解了，當警察的丈夫為什麽從來不跟她講起工作上的事，那種沉默不是疏遠，是另一種愛護。

李豔也從來不和丈夫說隔離病房裏的事，聯係時，他們交流更多的是孩子。李豔心裏一直有愧疚，當了快20年醫生，李豔追求完美到偏激，希望病房裏所有人都活著。丈夫說她自私，忘了自己還是個妻子和母親，她隻去開過一次家長會，每次加班，都騙孩子“病房裏有個老爺爺流鼻血了”。

王長亮一直為兒子的事發愁，總想陪在他身邊。一直不在家，兒子已經有些不高興了，跟王長亮說：“你這個醜八怪，不想看見你。”最近幾天聯係，兒子才有了笑臉，他對爸爸有了“需求”，想爸爸趕緊回來，帶他去看看大海。

張俊覺得父親變了，以前兩人交流不多，現在每天都想多跟她說點什麽。但父親還是不太懂和女兒交流的技巧，總是匯報自己每天做了什麽、去了哪裏，拚命想找些話題。張俊覺得，那樣子特別可愛。

一批新到崗的醫護人員在接受培訓

2月26日：

最後的陣地

一位醫生估計，就像當年非典時一樣，隨著疫情被控製，最後的疑難患者將會被收攏到少數幾家醫院內。

在醫療隊的三個病區裏，大部分仍然是重症和危重患者。一些人除了感染新冠肺炎，還有腎衰、偏癱、老年癡呆，甚至胸腰椎骨折。這裏，有可能是疫區炮火最後停息的陣地之一。

大多數人也做好了在這裏待上更長時間的準備，二月二那天，醫療隊找來師傅給大家理發，因為報名的人太多，又延長了兩天。

三角湖路上，醫療隊住地是為數不多總有人進出的地方，這引來了幾隻流浪貓狗。擔心衛生問題，醫療隊書記半開玩笑說，過分跟貓狗親近要被罰做俯臥撐。但每天飯後，還是有隊員在門口放下些剩菜，遠遠地看著它們。

2月27日：

兩段人生

在酒店隔離的程曉和表妹做完了兩次核酸檢測，都是陰性。

他倆現在擔心的，是一個人在家的舅媽，情緒差到了極點。舅媽除了他倆誰的電話都不接，在電話那頭總是念叨：他就這麽把我們丟下了？什麽時候能把骨灰拿回來……

程曉想起了舅舅昏迷前，跟自己說的最後一句話，讓他去買根拐杖。程曉猜測，舅舅要麽真的就是在為回家做準備，要麽就是想給自己留個希望。

再和我通話，吳漢生還是像剛出院時那麽興奮，他正在自家另一套房子裏隔離。去之前，他和妻子隔著十米見了一麵，妻子穿著防護服把各種生活用品放到車上，兒子就在後麵的樓上，吳漢生堅持沒讓他下來。

吳漢生跟我說起了他的人生經曆，最開始是一名公務員，90年代末辭職了，做鋼材生意賺了些錢，買了幾套房子。後來生意不景氣，年紀也大了，他去了一家物業公司上班。

為了向我證明他說過的一切，一個下午，吳漢生給我發來了十幾段視頻和照片，裏麵有他跟兒子的合影，有在賓館隔離時咳出的血痰，還有去年聖誕節時江漢路的夜景，對著湧動的人群，吳漢生大喊著：“2020年，平平安安，萬事如意。”

二月二這天，一位女醫療隊員在住地理發

2月29日：

不想當英雄的人

過去的一個多月裏，唐子人和李豔，是我聽到把當下比作一場戰爭最多的人。

唐子人喜歡看戰爭電影，熟知曆史中的豪傑人物，但他不想成為別人眼中的英雄，他說自己來武漢就是救人，他更信奉一家醫學研究所牆上的那句猶太諺語，“救一個人，就等於救了全世界。”

李豔也不想當英雄，她隻有普通人最樸素的那種想法，“早點結束這場戰役，趕快回家。”

2003年初夏的一天，北京懷柔的一家度假村，李豔和同事們結束了兩周的隔離觀察期。隔離地點對麵就是北京啤酒廠，給他們送來了好多啤酒。還有很多出租車趕過來，誌願把他們送回了家。

李豔記得，那天很熱，她遠遠就看見，母親搖著蒲扇，站在樓門口等著自己。

華客網：醫療援助隊日記：上廁所會讓新冠危重病人致命(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