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珂在短短三天之內見證了網上口罩被搶購的過程：第一天能買到人民幣6塊錢一個的KF94口罩，第二天漲價，第三天直接沒貨。
在中國之外，韓國成為全球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數第二多的國家。從第一例患者出現至今的48天裏，累計確診數字已突破7000人。
在韓國學習生活的一些中國人，與這個陌生的病毒產生兩次交集。最開始，他們為中國家人寄回稀缺的口罩，直到現在病毒也來到身邊。
這些在韓的中國人，也是韓國疫情中反應最迅速的人群之一，無論是留學生圈子還是中韓家庭，都試圖以自己的方式去抵禦病毒。
每天都會收到武漢母親的提醒
疫情暴發之前的首爾街道，畫麵與往日沒什麽不同。
在成均館大學從事中國研究的安在仁博士，居住在距離韓國總統官邸青瓦台20分鍾車程的地方。他晚上回家時常會經過學校附近的大學路，那裏酒吧、咖啡館、餐館密集，食客滿座，人們熱鬧交談。2月中下旬之前，他很少看到有人做防護措施。
但另一位中國人周小天早在2月10日就敏銳地察覺到，“有點不太對勁。”
她的生活範圍內出現了兩名確診患者。一位是韓國第3例確診患者，另一位患者則出現在孩子的韓國姑姑家小區。當時韓國新冠肺炎疫情發展趨勢尚不明朗，確診患者僅27人。
考慮再三，周小天還是取消了兒子的周歲宴。春節之前，她和韓國籍的先生就提前在首爾江南區的一家五星級酒店預訂了50人的餐宴，並提前定做了韓服、發出了請帖。
周小天的朋友楊曉光，另一位中國太太，擔憂來得更早。
楊曉光的親友幾乎都在武漢，她的母親是武漢一家婦產科醫院的B超醫生。隔著2000多公裏的飛行距離，楊曉光幾乎每天都會收到母親的提醒：注意防護，病毒凶險。
在韓國確診患者人數還很低的時候，她就不斷勸說婆婆，不要再打車去遊泳館。但勸說的效果並不好，老人們很難接受。
先生安慰她，病毒應該不會傳到這麽遠的地方。但當楊曉光從新聞上得知，自己曾經的鄰居——武漢市武昌醫院院長劉智明也因病殉職，她切實感受到了疫情帶來的衝擊，“等著被上帝翻牌子的感覺”。
楊曉光家小區的電梯間裏放置了手部消毒液。受訪者供圖
在疫情即將擴散開來的關口，一些在韓的中國人選擇減少外出，閉門在家，但也有一些上班族不得不每日通勤，他們反應更為迅速，更早就開始自我防護。
山東人黃曦2月1日從老家過完春節後飛回韓國，自我隔離14天後上班。她所工作的一家首爾媒體公司，200多名員工裏有6位中國人。
每天早上，黃曦會從三站地外的家裏搭乘20分鍾公交車前往公司，人擠人的空間裏，她隨身必帶的物品包括：口罩、手部消毒液、一次性酒精棉片以及用於隔離的手套。
剛回韓國時，她把在國內看到的嚴格防疫轉述給韓國同事，比如：開車途經一些高速路口檢查站需要測量體溫，有的百貨大樓入口處也會有專人測量體溫。同事們想象不到，回應的話語中帶著驚訝和疑惑，“啊，是嗎？”
31號患者與被放大的誤解
出現首例患者後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裏，韓國的疫情都相對平穩，一直維持在30例左右。直到2月17日，第31例患者被確診。
這名61歲的女性，是韓國“新天地教會”的教徒，患病後她曾兩次前往大邱參加禮拜，接觸信徒超千人。自此之後的兩周至今，韓國確診患者翻倍攀升。
來自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的最新數字顯示，截至3月7日16時，韓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7041例，在全球確診患者數量中僅次於中國。位於韓國東南部的大邱，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地區，確診人數中的一大半病例，均與教會相關。
31號患者的消息在韓國媒體曝光時，在大邱慶北大學讀博士的李思雨感覺，“快要暈了過去。”
長達一個月時間裏，她幾乎都處於隔離狀態。1月中下旬，李思雨從上海轉機回河南老家過年，因當地的“硬核防疫，20多天未出家門；2月5日回到大邱後，又開始14天的自我居家隔離。
李思雨說，原本以為自己終於要熬到頭了，沒想到出現了31號患者，這讓她的焦慮感一再增加，以至於不敢去看新聞中每日劇增的患者數字。
慶北大學的宿舍區也確診兩例患者，學校的食堂因此停用。朋友們得知她的情況，都來問她需不需要幫助，是否缺少食物或是防護用品。
大邱的慶北大學教室門口放置了消毒液，門上貼著疫情公告。受訪者供圖
當病毒擴散開來時，一些矛盾和誤解凸顯了出來。
楊曉光已經一年多沒有回國。但家裏的韓國阿姨仍然受到了家人的壓力：她的工作環境中有一位中國媽媽，即便媽媽沒回國，也有可能接觸國內的親友。家人勸她放棄這份工作。
楊曉光的先生是韓國人，在高麗大學從事生物化學方向的研究。一次聚餐中，研究員們無意間聊到中國的疫情，其中一位提到楊曉光的太太是中國人。先生出於禮貌，解釋了自己的嶽父母都在武漢，目前情況還好。
但之後，他卻收到來自合作高校的“委婉提醒”，希望他不要參會。對方給出的理由是，“因為你家裏有小孩子，怕因為開會傳染影響到小朋友”。
先生有些低落，他已經提前準備好PPT及和實驗相關的演講內容。他告訴楊曉光，“既然對方提到了家庭，很大程度上不是怕影響小孩，而是考慮到我有一位中國太太。”
留學生簽證因疫情延期
很多人的學習、生活計劃被疫情打亂了，在韓國留學生的圈子，回國與否一度成為他們的一道選擇題。
春節之後，成均館大學的語學堂改為網上授課，在該校學習韓國語的張珂正為自己下半年的大學申請做準備。
成均館大學校園裏張貼著中英韓三國語言的新冠病毒預防守則。受訪者供圖
按照原計劃，本學期的課程在2月底結束，她將在那時回國。因為害怕韓國疫情擴散，2月22號，女孩決定修改航班提前一周回國。
“我想著，那時候首爾還算控製得比較好，本身攜帶病毒的可能性也更低，這個時候走還是可以的，如果真的暴發之後，還是在那裏待著會比較好。”
19歲的女孩乘坐山東航空公司的航班回到家裏。一路上的檢查都非常嚴格：全程做好自我防護、上下飛機都有人測量體溫。在飛機上她填寫了兩份健康問卷表格，一份給到機組，一份遞交給海關，裏麵的內容要詳細寫到國內住址的具體門牌號。
同在成均館大學的安在仁，選擇繼續留在韓國。
這位將於2022年博士畢業的研究員收到校方通知，實行在家辦公。學校圖書館的閱覽室暫時封閉，隻能借書。學校行政大樓的出入口，也都增加了保安測量體溫：耳朵量一次，額頭再量一次。
與此同時，安在仁所在的中韓學術交流活動也因疫情取消。他還關注到，目前首爾各大高校的國際處，除了工作人員以外，包括留學生在內的外人都不被允許進入。谘詢方式也從麵詢改為電話或郵件。
安在仁還留意到，事關留學生的簽證到期問題也因疫情延期。據安在仁了解到的情況，中國留學生的簽證大多為一年一簽或兩年一簽，學生簽證在3月份集中到期的比較常見。
“從1月24日開始，韓國的出入境管理中心，將簽證到期時間為3月到4月之間的，自動延長到4月30日。”
口罩短缺成最現實問題
留下來的人，則意味著要做好更多的提前準備。口罩短缺成為最主要的現實問題。
身在首爾的黃曦至今沒有買到過口罩，她的一位同事曾在午飯時間跑遍公司周圍的十幾家藥店，都沒能買到口罩。
在韓國疫情最早期的1月底到2月初，口罩並不是這麽難買。周小天曾幫國內的親戚從韓國購置了140個KF94口罩寄回吉林老家。但近期到她自己需要用的時候，卻發現價格從最初的2千多韓元／個（折合人民幣約11元），漲到6千多韓元／個（折合人民幣約35元）。
張珂則在短短三天之內見證了網上口罩被搶購的過程：第一天能買到人民幣6塊錢一個的KF94口罩，第二天漲價，第三天直接沒貨。
等到了2月10日那天，她意外在學校附近的一家便利店碰到店家剛進貨來的口罩，但數量稀少，整個貨架上總共不超過10個。她從貨架上取走了4個，被店員勸阻，讓她“少買一點，給其他顧客留一些”。
3月2日這天，黃曦還網購的幾大箱食物到了。黃色的紙箱裏裝滿牛奶、麥片、雞蛋、玉米、煮熟的米飯、泡麵以及香蕉之類的蔬果，她在朋友圈裏寫道，“準備打持久戰啦，對送貨員感到抱歉，真忒沉了！”
“從中國報道裏獲取病毒最新消息”
周小天家裏僅存的20幾個口罩，全部優先供給每日外出上班的先生。好在他的行動路線還算安全，上班的地方遠離市區。
從中國的報道裏獲取關於病毒的最新消息，成為周小天的防疫手段中很重要的渠道。比如，當她聽說病毒在除了飛沫傳播外，還有可能通過氣溶膠傳播，便讓先生堵上了家裏的下水道。
在韓國，通過手機短信就能收到韓國相關部門發出的緊急災難信息。通常，在暴雨、火災、地震等緊急情況發生後，市民的手機上會第一時間收到提示。
在這次疫情發生後，周小天的手機上就會收到某月某日，哪位確診患者出現在哪些地方。
周小天手機上收到的疫情提醒短信。受訪者供圖
對楊曉光來說，封閉的生活是在武漢和首爾雙城進行的。
在武漢，她自己的外婆已經90多歲高齡，行動不便。封城之後，快遞無法進入，很多網購商品無法派送。媽媽去超市為外婆買下了所有能買到的成人尿不濕，但也很快麵臨用光的境地。在一通跨國的語音電話裏，楊曉光的母親半開玩笑半無奈地告訴她，“再這麽下去，60多歲的人就要給90多歲的人洗尿片了。”
她的母親從武漢市第三醫院退休後，被返聘到一個私立的婦產專科醫院上班。春節前，婦產醫院的非武漢職工有的已經休假回家，封城後無法趕回。武漢的綜合性大醫院被改成發熱門診後，很多即將臨盆的產婦被送往她母親所在的醫院。人手不夠，像楊曉光媽媽這樣留下的人，隻能輪流頂上。
而處在疫情核心區大邱的李思雨，則更早地適應了宅家不出門的日常生活。這段時間裏，她和朋友的所有聯係都是發信息打電話，連鄰居、房東都彼此不見麵。
她經常能聽見樓上的住戶在跑步機上健身發出的響聲。隻有一次，她覺得屋裏實在太悶，趁著午餐時間人少的時候，早上沒人的時候，跑到家附近的江邊健身步道去走了一會兒。
步道兩旁的草地還未完全從冬季複蘇，仍舊是一片片的枯黃，一位女士還牽著她的兩條小狗出來遛彎。一切都是熟悉的場景，除了人們臉上的口罩。
華客網：韓國新冠疫情下，六名中國人的生活日常(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