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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 胡舒立

去年臘月二十日我母親因病逝世,做兒女的頓感天塌地陷茫然無措。

親朋好友聞訊後第一時間趕過來跟我們一起分擔悲傷痛苦,克服天寒地凍的困難,不顧年底事情特別多,幫我們把母親喪事辦得簡樸而隆重。

辦理喪事期間,瀏陽電視台和瀏陽日報社幾位朋友的傾心相助尤其讓我感動。

他們犧牲休息時間連夜通宵幫把我一篇早些時候寫母親並念給母親聽過的隨筆(實際上是我們母子最後的心靈對話)從我的微信公眾號裡下載整理,精心設計式樣,反复推敲排版,然後製印成十分別致暖心的紀念冊。

我之所以特別感動,是因為,我不只是離開宣傳線的工作崗位十七八年了,而且離開瀏陽住長沙賦閒休息都快三年了。

我當宣傳部長時,他們是報台一線的編輯、記者,彼此直接的工作交集並不多。有兩位我只聽過名字,人和名字至今都無法在腦海裡掛起鉤。

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胡舒立

《暖暖春暉漫心田》紀念冊

事後讓人轉達我對這幾位過去老同事的感激之情時,他們竟說我太客氣了,都一致表示那時候特別想為我分擔一點。有一位還說,回想我當部長時對媒體的真心理解、得體指導和全力支持,至今還會在他們遇到困難需要堅持時成為一種給自己鼓勁打氣的力量。

慚愧得很,我何德何能?說起過去我跟報台朋友們在工作中建立起來的這種超越時空的友誼,我覺得似乎不只是因為彼此工作有著高度關聯性,更多應該是緣於我們對新聞的理解與認知大體上是合拍一致的。

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胡舒立

胡舒立女士新書《穿越在歷史邊緣》

就在上週末,接到瀏陽日報社的一位朋友發來一條訊息,問我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女士的新書《穿越在歷史邊緣》是否有了,如果沒有,建議趕快下單,估計以後很難買到。我心裡「咯噔了兩下」。這位朋友怎麼知道我會對胡舒立的書感興趣呢,我對瀏陽媒體的同志從來沒有說過我對胡舒立其人其書的看法啊。胡舒立的書真的會很難買嗎?不至於吧,胡是一位專心致志做新聞做媒體得到社會廣泛認可的專家型媒體掌門人,說她的書會絕版應該是書商們的行銷策略?

過了兩天,我是這樣回覆朋友的:

《穿越在歷史邊緣》到手了。謝謝您及時提醒我以後這書可能絕版,不然我還不會這麼上心。您可能不知道,胡舒立的新聞專業主義思想對我當年做宣傳部長有過很是深刻的正面影響。

記得是1999年底,我們在長沙請上級媒體開座談會。在等待開會的時候,我聽到一位央媒記者跟人在聊胡舒立有一本《美國報海見聞錄》很有趣。說者無心,聽者有意。我自己尋找無果後,就讓北京一位我過去的學生幫我弄來一本。記得隨同《美國報海家見聞錄》寄來的還有胡舒立的《微觀美國》。

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胡舒立

胡舒立《美國報海見聞錄》

《美國報海見聞錄》是1991年出版的,並不是很厚,封面略顯花哨,頗具那個時代的特色。內容甚是豐富,都是胡舒立花了將近半年時間深度走訪美國媒體的親身經歷,故事性極強,寫得輕鬆活潑,全都是關於美國報刊的人和事,琳瑯滿目,活色生香,引人入勝。美國有影響的大小報紙的各自特色以至各類報紙從採編到發行的全過程都在胡舒立的見聞錄中得到生動細緻多層次立體式的呈現。胡舒立是新三屆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的高材生,當時已在工人日報工作八年,是工人日報國際新聞部的副主任。她對國內媒體與美國媒體自然會有比較分析,但她的比較分析都很得體地幾乎是不露痕地蘊含在客觀敘述的溫婉文字中。

那時,我剛到宣傳部履新不久。我原來對新聞對媒體了解很有限。就這樣,胡舒立的《美國報海見聞錄》成了我在宣傳部長任上做新聞宣傳工作、跟媒體人打交道的啟蒙書。

胡舒立筆下的美國媒體都是自己做主自我管理的,沒有各個層級的好心「婆婆」領導管理他們,但媒體活力十足。我在我們最基層的黨委宣傳部負責,就應該盡可能放手盡可能少做居高臨下的干預式“指示”,管理的核心定位在於為媒體服務,為他們撐腰,支持他們把新聞做好,讓媒體真正成為瀏陽人喜歡的報紙、電視。後來有一次,新華社湖南分社分管編採業務的領導在一個公開場合稱讚瀏陽日報是一份值得尊敬的報紙。聞罷此言,我心裡感到特別開心。

我常跟媒體負責人商量著如何做好監督批評報道。我跟他們說,沒有高品質的監督批評報道,媒體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權威。我還說過,監督與被監督者不能共享利害,如果利害關係結為一體就不行;兩者必須要有一定的距離,有距離有空間才好做文章,如果距離太近,空間太小,就無法騰挪,監督報道就做不好。胡舒立在介紹自己走訪《華盛頓郵報》的具體情形前,先對當年這家報紙十幾年前「一意孤行」頑強作戰硬是一步步把水門事件弄個水落石出逼著尼克森總統黯然下台的過程做了一番梳理,接著指出《郵報》成功撬開「水門」的兩個關鍵:一是以華盛頓郵報為代表的新聞界的那種敏感、勇氣和韌性,二是有關政府公務員對法律和正義具有比對白宮現任主人更高的忠誠。胡舒立借美國友人說出的這段話給我留下極深印象,我一輩子都忘不了。在宣傳部我工作了七、八年時間,遇到媒體因輿論監督招致有關方面壓力時,我總是選擇站在記者這邊。

宣傳部的外宣工作除了對外推介本地的政績及經驗外,還有一個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協調踩壓上級媒體對本地的批評報道——大家喜歡叫負面新聞。與支持本土媒體做好監督批評報道一致,我對協調踩壓上級媒體的負面新聞缺乏應有的熱情,以致總是顯得力絀技窮,按現在的說法便是自甘“躺平”。 2001年下半年瀏陽辦花砲節,組委會為了籌錢,讓計程車主花不少的錢買一份特製的宣傳招貼畫貼在各自車上。這做法招致社會不滿,省府的媒體做了通報。那天晚上全體市領導坐著一張大車檢查節前市容市貌。行至半路,市委書記忽然從座位前站起來當著大家的面以甚是嚴厲的口氣斥問我知不知道媒體報道瀏陽攤派招貼畫這個事。我說知道啊。書記怒不可遏,「你要對這個事負責!」我一聽,立刻也從座位上站起來,指著書記,一大串連珠砲隨即轟將出去:這次辦節賣招貼畫有沒有這個事呢?社會有不有意見?這個事是我做的嗎?我該負什麼責?這事只有你書記才負得責起啊,攤不攤派招貼畫組委會會聽我的?市民舉報後要阻止省裡媒體的深入細緻的客觀報道,人家能聽我的?直到我被同座拖住才結束對書記的頂撞。我心裡對踩壓這種客觀的「負面新聞」真的一點都不感冒。一個地方的美譽度是靠實幹幹出來的。靠吹是吹不出來的,總是吹,牛皮都會破的;靠摀靠壓更靠不住,摀久了壓多了,會生瘡灌膿。今天回想起這件事,我都不知道當年那樣頂撞一把手是全因年輕氣盛初生牛犢不怕虎呢,還是受了胡舒立那本書的「蠱惑」。我是瀏陽的公務人員,我對法律對正義對事實應該具有比對現任市委書記更高的忠誠。

有一位周先生,“業餘記者”,以網絡發帖監督為業,監督瀏陽的方方面面,一度人氣挺高。我剛到宣傳部工作不久就跟他打過交道,成了「熟人」。從那時開始,他就一直把我的工作單位把我本人連同我的家屬親友都作為重點監督批評對象。前年10月在換屆交棒時我代表人大常委會做了工作報告,這位先生還撰文發文提出冷嘲熱諷式的尖銳批評。其實,這二十幾年,我對他和其他社會批評者都持很真誠的包容態度。我當宣傳部長也好,當副書記分管意識形態和政法穩定也好,包括當人大常委會主任,我既反對用錢用好處去爭取他和他的戰友,也反對用管理權力去打壓他和他的戰友。拿錢堵嘴,讓他們站在進一條戰壕,他們的聲音就跟我們的聲音成了一個調調。以力相壓,他們心底的怨聲更大,但再大的聲音被權力壓下了,我們便再難聽得到不同的聲音。

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胡舒立

1986年1月29 日美國挑戰者號太空梭失事隔天的《今日美國》頭版版面

當年讀胡舒立的《美國報海見聞錄》,有一個印象特別深刻,就是美國媒體特別注重各種不同意見的充分錶達。胡舒立在闡述美國新聞教科書上的一個觀點時舉了這樣一個例子,《聖保羅報》在刊出社論《延長大赦期限》的次日,在社論版對頁登了一篇意見針鋒相對的文章《非法移民大赦該適可而止了》。美國新聞教科書的那個觀點是這樣的:社論、言論其重要性遠遠超過其篇幅,它是有機的,富有生命力的,它是平衡的,表情豐富的。美國媒體一般都是透過版面平衡來實現表情的豐富,他們十分尊重批評者的獨立意志──即使會傷害自己報紙。批評家觀點對錯不是最重要的,“沒有一個讀者要求社論作者是先知,但每個讀者都要求社論作者絕對正直。否則,他的作品就成了推測和宣傳!”

我曾經為瀏陽日報社同志寫過兩篇書序。一篇是為報社副社長彭劍澄先生的言論集《劍與盾》寫的。我自己曾經出版過一個雜文集子《琢磨事與琢磨人》,裡面也收了好些我為各級報刊寫的言論文章。我跟報社、電視台各個時期的評論員都保持著很不錯的公情私誼。

另一篇序言是為瀏陽日報社總編輯戴建文女士的社會新聞作品集《小人物大社會》寫的。言論之外,我特別重視社會新聞。 《小人物大社會》這個集子,原來不叫這個名字,我看完書稿後建議她改用了這個名字。我覺得社會新聞不是我們想像中的被時政新聞、財經新聞、文娛體育報道……切割得幾近於無的邊角餘料蛋糕碎屑。即算從社會新聞的角度看,政治、經濟、文化仍是建構社會的立體。只是,在這裡生活的主角不再是政界要人、經濟巨擘、文藝明星,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普通百姓,也即平常我們所說的小人物。在我們的新聞世界裡,那些「大人物」你還能怎麼寫呢?他們自己講話多是照字念經乾枯乏味面目可憎,你再去按我們統一的宣傳口徑濃縮他們在各種會議上的重要講話還能寫出有味道的新聞來?沒味道,誰看啊。那些「高大上」的時政新聞是給少數領導自己看的,社會關注度有限得很。

我跟報台的同志常說一個觀點,向下,向下,再向下,把版面和鏡頭盡可能多地給底下的普通人,社會新聞那才是我們報紙和電視的特色,才能體現媒體自己的意志,方能見得著編輯記者的眼力勁和文字功夫。我跟報台的領導開過一個玩笑,我說,要是大家能把時政新聞裡的大人物當做社會新聞裡的普通人來寫就好了,我們的新聞就會好看多了,就能真正像新聞了。之所以說是開玩笑,因為,這只能是奢望,現實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實這也是我讀胡舒立《美國報海見聞錄》的讀後感。在人家記者的眼中筆下,從總統首富到販夫走卒,無論什麼角色都是人,普普通通的人,食世間煙火的人,有血有肉的人,真真切切的人。

說到媒體意志,想起了一次對報社、電視台的批評。市裡面催著各地完成稅務任務。經濟狀況不好,稅收壓力太大,大家叫苦不迭。當我看到媒體推出某地率先超額完成稅務任務的新聞時,我心裡很不是滋味。我說,這是全市地域最偏遠經濟體量最小稅收基數最低的一個小鄉,它今天的率先超額完成任務對瀏陽整個嚴峻的經濟稅收形勢有一絲鼓舞人心的力量嗎?這新聞完全沒有感染力說服力啊。市會政府領導對你們有宣傳要求是一回事,媒體自己的意志自己的風骨呢?媒體不能只做簡單的傳聲筒。要做傳聲筒式的宣傳,也要用心要講品味講品質!情急之下,我當時還舉了個很不恰當的例子──1934年德國著名女導演萊妮•里芬斯塔爾受邀替納粹拍攝影片,里芬斯塔爾最後拍攝出來的《意志的勝利》,為世界電影史奉上了一部最為完美也最有爭議的傑作,被譽為「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

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胡舒立

德國女演員、導演、編劇、製作人、攝影師——萊妮·里芬斯塔爾

尊重有才華有個性的編輯記者;注重提升編輯記者的社會地位;關心媒體人的經濟收入;鼓勵編輯記者出新聞精品力作;盡可能地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實際問題;在中央相關部門和省裡強勢要求撤銷縣級紙媒的關鍵時刻拼盡全力求爺爺告奶奶終於在湖南保住了唯一一份具有全國公開刊號的縣市報《瀏陽日報》;在報社電視台積極倡導自我提升專業能力的風氣;看重報台的改版改革創新求變……儘管做得不是很成功,但我有意識地做這些努力,應該都是受了胡舒立《美國報海見聞錄》潛移默化的影響。

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胡舒立

胡舒立《美國報海見聞錄》關於《華盛頓郵報》的介紹

聖保羅市有一對叫古德溫的普通編輯,他們分屬兩家不同的報紙,日常工作節奏緊張而有序,女主人安女士年過半百才從學校改行投身“二十四小時都屬於報紙”的媒體人生活。胡舒立問他們,人已不年輕,幹嘛非幹報紙不可?不嫌緊張嗎?他們回答得乾脆:我們太愛這工作了。忙也甘心情願!大衛布勞德是專門為《華盛頓郵報》寫評論的著名專欄作家,是美國當代影響最大的政治記者,在講究「明星制」的《華盛頓郵報》算是頭號驕子,他不是領導卻可以不坐大辦公室的格子,報社竟然在新聞部大廳的正中央給他安排獨立的單人辦公室。

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胡舒立

《洛杉磯時報》的一份星期天週刊

胡舒立第一次去訪問《洛杉磯時報》時,好客的主人饋贈的禮物中有一份是該報在1882年12月4日的創刊號。原來,在一個世紀前,當洛杉磯還是個僅有5,000人的邊陲小鎮時,《洛杉磯時報》就這樣悄悄問世了。大衛·肖是專門為《洛杉磯時報》撰寫各種關於美國報紙的評述性文章的“記者教授”,胡舒立私下問他年薪多少,大衛·肖笑著回答胡舒立:“我不願意說得太具體。階級的收入啊。 《紐約時報》的權威性和高品質是公認的,競爭激烈的美國報業同行都廣泛承認它是最好的報紙。走訪《紐約時報》後,胡舒立認為它有一條最重要的經驗就是保持《時報》傳統風格的同時不斷致力革新運動,而革新運動的主題內容就是適時改版。我至今還記得時任《紐約時報》總編輯富蘭克爾的一段話:

《時報》的編輯和記者們每天都懷著創造的願望審視自己的產品,看看他們比昨天的報紙有何改進。透過這一天天的努力,我們定期更新了報紙的面貌,《紐約時報》的專版和專欄就是這樣誕生的。但有些東西是不變的。這就是我們奉獻給讀者的公正和詳盡的報道。

二十多年過去了,《美國報海見聞錄》中的那些故事在我腦海裡仍經久難忘記憶猶新。

後來我也認真翻過其他一些新聞學方面的著作,有西方的,有本土的,有純理論的,有更偏重實務的。可能是先入為主的緣故吧,說實話,有了胡舒立那本書墊過了底子,讀其他新聞類的書心裡便總難免要生發出曾經滄海的感覺。

當初讀《美國報海見聞錄》,就是覺得胡舒立對美國媒體運行經驗的介紹、闡述、提煉總結以及生動具體極具個性的表達方式很對自己的閱讀脾胃,讀來深受啟發。那時,我並不知道她引進的就是新聞專業思想。

十幾年前,在長沙工作的老友茂榮先生跟我推薦胡舒立的《訪美記》,並特別提醒我先看看展江教授為《訪美記》寫的長篇序言。那時我早就已經離開宣傳部長工作了。

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胡舒立

胡舒立2016年出版的《訪美記》

打開書,我才知道胡舒立2016年出版的《訪美記》只是《美國報海見聞錄》的完善升級版,新書的特點在於胡舒立把自己新聞媒體的深刻獨到的感悟和見地表達得更充分自由。薦書的老友眼光真是厲害。 《訪美記》對我而言最吸引人的便是展江的那篇序言,是這篇序言讓我有了新聞專業主義這個概念,對這個概念有了基本的了解。也正是這篇序言讓我對胡舒立有了更多的認識,這位傑出女性兼具勇氣與才華,始終站在新聞業的最前沿,樹立了公信力,拓展了公共輿論空間,是資訊公開透明的倡導者,是新聞專業主義的忠實而堅定的實踐者。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成了《財經》和後來《財新》的忠實粉絲。我私下想,今天真正搞新聞的和真心看新聞的,應該沒有誰不知道胡舒立的《財經》雜誌和由此而來的財新傳媒。說到這裡,我忍不住要試著摘錄一點展江教授那篇序言中的原話:

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胡舒立

2024年4月8日《財新週刊》

從20世紀初起,新聞專業主義首先在美國報界興起,如今已經影響了世界上許多地方。新聞專業化有三個向度,自主(自主性)、獨特的專業規範、公共服務取向。舒立身為新聞實踐者,在對待新聞專業主義上經歷了認識、引介和實踐三個階段。 1998年4月,《財經》創刊,舒立出任主編,雖然財經最初只是月刊,到2002年才正式出版半月刊,後又改為雙周刊,我仍傾向於將1998年這一年稱之為“中國新聞專業主義元年」。舒立終於有機會在中觀的製度層面實踐新聞專業主義了。舒立以新聞專業主義的標準全面推進新聞實務,培養出一個深度報道、尤其是調查記者團隊,他們的力作不但震動了國內業界,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媒體的實務操作,也為雜誌在國際上贏得了許多榮譽。 2009年12月起,舒立和兩百多名同仁一起創辦了財新傳媒,旗下有《新世紀》周刊、《中國改革》月刊等雜誌以及刊登原創新聞的財新網。依我的理解,舒立作為一個在國內新聞界確立了「獨立、獨家、獨到」辦刊方針的新聞人,在特定的媒體空間做出自己的努力。

讀展江為《訪美記》寫的序言,我還從中找到了自己曾經作為基層黨委宣傳部長的一點「自信」——當年我的「政治敏感性」不錯呢。展江說那時候能見到一本以密切的資訊客觀引介美國報界的出版物,實屬絕無僅有,此書出版實在讓人感到幸運和興奮。

我為何在瀏陽宣傳口從不跟人說起我對胡舒立的看法,不說自己特別喜歡她的《美國報海見聞錄》,不承認自己是她的忠實粉絲?我在胡舒立的老東家——工人日報有幾位朋友,我約略知道胡舒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因特殊原因帶來的工作上的憋屈被動。囿於自己身份,我知道我只能把《美國報海見聞錄》對我所產生的積極影響不顯山不露水地在工作中悄悄釋放,哪裡還敢拿胡舒立的虎皮做我的大旗呢?

仔細回憶,過去我只跟三位熟人聊過胡舒立。一位是前面說的推薦我讀《訪美記》的老朋友茂榮兄。再就是我大學時代的老師、原湖南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週慶元教授。還有一位是任過南方報系《21世紀環球報道》記者、央視新聞評論部《社會記錄》編委、《南都周刊》編委、《博客天下》雜誌社主編、新浪網副總編的著名媒體人石扉客。

跟周慶元教授聊胡舒立是緣於某天網路上很熱鬧一則新聞,看到他的意見後,我回了老師一封微信:

先生好。學生倒是覺得這個報道還算是客觀。這幾年滬上媒體表現很出色,報道雲南兩女幹部不願提拔,評論成都科大學生狀告老師不按正統講古代文明,尤其是這次李醫生授予榮譽稱號的頭版報道……都體現了現代政治文明的導向,說明滬上媒體一直承續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皇甫平」為時代瞭望的新聞傳統。滿目望去,同為黨報黨刊,為什麼差異會有這麼大?新聞報道就是克服困難排除阻力全方位呈現事實真相,一般情況下不帶觀點不帶評論,觀點和評論由讀者去作,這就是胡舒立引進的新聞專業主義的基本立場。從前讀過胡舒立的《美國報海見聞錄》,後來經朋友介紹又讀到展江為胡舒立《訪美記》作的序,感覺序和書都十分硬扎,分明是有著強大的思想資源作在支撐。瞎聊數語,讓先生見笑了,望指正。

2021年11月28日我在自己的個人公眾號「瀏陽河畔讀石齋」貼出了一篇隨筆《我始終站在記者這邊》。已經改行在上海當律師的石扉客第一時間轉發了拙文。隨後便發了一個他轉發拙文的微信朋友圈截圖給我,顯示點讚、評論的人不少。石扉客還特意發了一句話給我:「您這篇戳中了新聞業裡多少人的塊壘啊,這篇真是太好了,連胡舒立都在點贊!」這以後,我跟石扉客聊胡舒立和她的財新傳媒就多了一些。

我跟瀏陽本土媒體的朋友們從沒有說起過胡舒立,沒有說過她的新聞專業主義思想和實踐,更沒有說過自己受過她的影響。在瀏陽日報工作的朋友跟我推薦胡舒立的新書,我先是感到有幾分驚訝,稍後又覺得也很自然。

母親過世後,瀏陽日報和瀏陽電視台的老同事們給予我的關心幫助,讓我感到十分溫暖。這種溫暖讓我想起了曾經讀過的胡舒立這本《美國報海見聞錄》。上個週末,我特意回到老家,翻箱倒櫃把這本舊書翻將出來帶到了長沙家裡。

真心感謝胡舒立和她的這本好書。我覺得胡舒立和《美國報海見聞錄》給了我啟蒙意義上的開導影響。正是這種深入自己心靈的正面影響讓我跟瀏陽兩家媒體的許多同事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工作中有了更多的默契,並由此而建立起了彌足珍貴的能超越時空溫暖人心的真誠友誼。

(註:本文原標題為《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

華客|新聞與歷史:一個老宣傳部長眼中的“媒體人” 胡舒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