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夕，在微信上看到國內新冠肺炎的報道逐漸多了起來。心情急切的我讓爸媽出門一定要戴好口罩。
沒想到時隔一個半月，身在德國柏林的我居然成了國內親友擔憂的對象。經高中同學一再堅持，上周五，我收到了她從國內寄來的20多個口罩。
德國的疫情在最近一周迅速升溫，截至德國時間3月16日中午，全國共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病例6248例，死亡13例。3月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新聞發布會上曾表示：“60%到70%的德國人可能最終會感染新冠病毒”，此言一出，便上了世界各地新聞頭版。疫情和防疫措施迅速變化，一小時不看新聞就會漏掉最新進展。
目前，德國幾乎所有聯邦州都下達了關閉學校和幼兒園的指令，取消了大型活動，鼓勵員工在家辦公。在我所居住的柏林，市政廳已經要求學校和幼兒園停課到4月19日，禁止50人以上的活動，並關停所有商場、圖書館、影劇院、健身房、酒吧、夜店以及賭場和妓院（在德國合法）等活動場所。3月16日，德國開始實施出入境管製，關閉和瑞士、奧地利、法國、盧森堡以及丹麥的邊境。
可能因為世衛組織在13日將歐洲定義為新冠病毒疫情的“震中”，加上許多州宣布停課，導致人們開始囤貨。12日下午我到附近的超市買菜，售貨員還在不緊不慢地補貨，除了意大利麵和大米貨架有些空缺，其他的商品還很充足。等我第二天再回去的時候，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所有蔬菜已被搶光，鮮肉的冰櫃也空了。旁邊一個德國顧客跟他的家人開玩笑：“這怎麽跟二戰剛結束似的。”
“佛係”抗疫，是理性還是大意？
德國對待疫情的態度經過了一段漫長的反應期。
早在1月27日，德國就有了第一例新冠病例。一個巴伐利亞的男子被來德國公司開會的中國同事傳染了，最後導致16人感染。但經過快速的隔離和檢測，一個小火苗似乎被撲滅了。不料新冠肺炎很快又在鄰國意大利灑下了火種，幾周之內疫情已蔓延得難以收拾。
在德國，除了從德國回中國的人員中出現的病例，病毒直到2月25日才又在德國國內露出頭來。這位病人來自北威州海恩斯貝格縣，在確診前幾天還跟妻子去過一個400多人參加的天主教狂歡節聚會。很快，新冠病毒在這個人口25萬的邊境小城暴發。同一時段，德國各個州先後出現感染者，有些人的感染可以追溯到疫情嚴重的意大利，但越來越多的案例並無源頭可循。
雖然已經出現了社區傳播，但人們對這個病毒似乎並不重視，大多數地方的公共生活仍在照舊進行。3月7日，距海恩斯貝格縣隻十幾公裏的門興格拉德巴赫還舉辦了一場德甲球賽，有5萬多球迷參加。意大利北部下達“封城令”之後，德國聯邦衛生部長仍多次重申，堅持申根區內人口流動的原則，反對任何國內外的限行。機場和火車站沒有體溫監測，從意大利等疫區回來的人也隻需要填個表。直到3月13日，衛生部長才提議疫區回來的居民自行隔離兩周。
在德國，大家照常上班，到餐廳咖啡館會友，我家樓下上小學的孩子們依舊在操場上瘋玩，在他們喧鬧的笑聲中，我感覺身邊似乎一切正常，甚至有些不真實。
德國人的淡定源於對自己國家醫療體係的自信。德國全國共有2.8萬張重症床位，其中2.5萬張帶有呼吸機，每10萬人有800個普通床位，的確比其他西歐國家的比例高很多。自從中國科學家破解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柏林的科學家馬上研製出了檢測試劑盒。據稱，德國每天能做兩萬次新冠病毒檢測。雖然德國的感染數字排在世界前列，但至今隻有13例死亡，僅占總感染人數的0.2%。這些數據可能都讓民眾掉以輕心。
再充裕的醫療資源也不是取之不盡。“佛係”抗疫的幾個星期裏，德國感染者數字翻倍上漲，事態變化的速度讓人猝不及防。目睹了鄰國意大利醫療係統的癱瘓，德國官方終於更改策略。但許多專家認為為時已晚，德國先前的理性更可能是疏忽大意，錯過了控製疫情大暴發的關鍵時期。德國《明鏡周刊》13日發表的一篇社論稱，接下來唯一的補救措施是迅速減少社會接觸，盡量拖延病毒傳播的速度，避免衛生係統的壓力，給醫療體係爭取時間。
一場聯邦與州、大局和細節間的權衡
最近幾天觀察德國在防疫方麵的反應，很有意思，新聞發布會上，在座官員包括總理默克爾和衛生部長施潘在內無一人佩戴口罩，默、施二人還不時打個趣，讓氣氛放鬆一些。他們發布的不是命令，而是提議，甚至可以說是苦口婆心的勸導。至於各州對提議是否采納，就全靠自覺了。
這是由德國的聯邦製政體決定的。德國的憲法“基本法”規定，醫療衛生和教育等由各州自行管理。
病毒學專家Christian
Drosten向“德國之聲”表示，德國有著一套分散式實驗室製度，有執照的實驗室都有進行病毒檢測的資質，所有實驗室地位平等。而集中管理衛生事業的國家，在病毒測試方麵速度就慢多了。這讓德國在判斷和確診方麵掌握了先機。
各州各自為政，當然也會產生問題和矛盾。雖然他們基本最終都會采納聯邦政府的建議，但在如此緊急的情況下，各州的步調不一致不免給人一種混亂的感覺。當巴伐利亞最先叫停千人以上大型活動的時候，首都柏林還一直優柔寡斷，批準了柏林聯隊與拜仁慕尼黑的球賽照常帶觀眾進行，由此受到了各方批評。柏林市長對這個問題的抱怨讓人哭笑不得：“你們有些州行動太快了，都不跟大家商量，讓我們這些行動慢的地方很有壓力。”
在德國政體下，推出有效又顧全大局的政策，避免下達一刀切的法令，的確需要時間。在呼籲減少社會接觸的同時，財政部也出台了各種政策，包括向德國企業提供無限度貸款，並支付員工停工工時淨工資的60%和停工期間的社會福利支出。
聯邦新措施出台後，各州政府沒有第一時間關閉學校，這背後有很多考量：如果學校關閉，他們的孩子並沒有去處，無法在家辦公的家長會很為難。當柏林市決定關閉學校的同時，也提出了相應措施：每個學校必須能夠提供“應急托管”，保證從事警務或消防員等工作的父母們能正常上班，不影響社會的正常運轉。市裏也在爭取給醫護人員的孩子提供日托。
人們減少出行以後，對公共交通的需求自然會降低，但政府決定不消減公車班次，保證人們在緊急情況下能行動自如。為了保護司機健康，公交公司規定前門不能上車，司機也不再售票，乘客要提前在手機應用或者車站的自動售票廳買票。
醫生是係統運轉的關鍵
雖然收到了朋友寄來的口罩，我和我先生在出門戴不戴它的問題上也沒達成一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海外的亞洲人頻繁遭到歧視，我不禁有些擔心戴口罩後會遇到什麽不快。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國人普遍認為普通口罩沒作用，隻有N95級別的醫用口罩才真正能阻擋空氣中的病毒。德國醫護物資本來就有限，已經限製出口，如果人人都戴N95，醫護人員物資就會短缺，後果是災難性的。雖然我的口罩是國內來的，但也不想被德國人當成一個自私的亞洲人。
為了保護醫護人員，保證醫療體係正常運轉，德國在新冠肺炎的檢測流程上也做了相應的設計。
站在德國醫療係統最前線的是私人診所，即所謂的“家庭醫生”。通常人們有了病，都要先去家庭醫生那裏，再由其判斷是否應該轉診到專科醫生或者醫院。據媒體報道，目前德國許多私人診所缺少防護資源。如果診所因接診了新冠病人而要暫時關閉，會影響整個醫療係統的效率。
為避免患者感染醫生和病人間的交叉感染，有新冠症狀的人不能自行去醫院或家庭醫生那裏做檢測，而是要先自我隔離，再給家庭醫生或市裏設立的醫療熱線打電話。電話巡診後，符合條件的病人（包括症狀、是否過疫區或跟確診的人有過聯係）才會由市裏派出的醫療團隊上門診斷，或到定點機構檢測。為了進一步減少普通醫護人員暴露於病毒之下，新規定允許他們在電話上就可以給有呼吸道症狀的病人開假條。
團結互助成為防疫重心
因為新冠病毒對老年人和有基礎病的人殺傷力最大，在德國的防疫戰中，這組人群被當成重點保護對象。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長說，國家有義務盡全力保護這些人。通過鼓勵避免社交，放緩病毒傳播速度，這樣醫院才能不超負荷運轉，為重症患者提供及時的治療。
默克爾發言呼籲生活在德國的每一個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來保護老年人、有基礎病的人和弱勢群體，“我們的團結，我們的常識，我們對彼此的關愛正在受到檢驗。我希望我們能通過這次檢驗。”
德國專家還呼籲不能將孩子丟給祖父母看管，經濟部長也建議，將孩子送到祖父母那裏是最不濟的做法。
“不給係統添麻煩”、“為了保護他人而保護自己”這些說法好像對人們很起作用。一開始，我讓我先生去人多的地方戴上口罩，他並不當回事。於是，我就換了一種思路說服他：“這個病毒潛伏期很長，潛伏的時候你怎麽知道你有沒有生病呢？戴上口罩才不會把病毒傳染給別人！”
他立刻覺得很有道理。
我公公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了，他還沒覺得，自己就是大家要重點保護的對象呢。他退休後開始做誌願者，經常去醫院或學校給患重症的孩子朗讀圖書。上周四，我們跟公公通電話時，他剛從法蘭克福的一所學校朗讀回來。他們父子就“是否該減少出門”辯論了起來。我公公認為新冠雖然傳染力大，但還是流感比較厲害，每年也死很多人，隻是少有報道罷了。我先生立刻啟用了”團結互助”的說辭，成功地說服了他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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