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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省會戰略”的故事,說不下去了?

今年第一季的地方經濟數據悉數出爐,有人歡喜有人憂。

26個兆GDP城市中,有10個城市低於5.3%的全國成長速度,其中7個是省會城市。例如長沙和西安,第一季年增率分別只有3.8%、2.7%,風頭正勁的合肥一季也只有4.6%,跑輸全國大盤。南京年增3.8%,在全省墊底。 (參閱《最新GDP,誰在狂飆,誰掉隊了?》)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省會城市是省域經濟的代表,在全國處於領先狀態。從成長明星到拖全國、全省的後腿,它們在一季度驟然減速,引發了許多人的疑惑:強省會戰略是否突然失靈了?省會城市未來還有戲嗎?

答案,當然沒有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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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看,第一季經濟表現拉胯的省會城市不是個例。

26個兆GDP城市中,共有11個省會城市,其中跑輸全國平均線的省會城市多達7個,為杭州、成都、合肥、南京、長沙、廣州和西安,第一季增速分別是5.1 %、5%、4.6%、3.8%、3.8%、3.6%和2.7%,可以說是「集體熄火」了。

武漢和濟南雖然沒有掉隊,但也談不上多驚艷,分別成長5.6%、5.3%。而且,這兩個城市的成長速度都比所在省份的平均線還要低。作為全省的成長極,沒有跑輸全國,但跑輸了全省。

相較於省會城市的集體低迷,一些非省會城市反而有著更亮眼的表現。

例如,最牛地級市蘇州,第一季年增7.9%,拿下兆GDP城市的成長率冠軍;南通、泉州增速均高達7.2%;南京的兄弟城市無錫,較去年同期成長也有6.8%。

如果將視線從全國重點城市,轉向省域經濟內部,省會和非省會城市的對比也十分鮮明。

以陝西為例,西安第一季增速2.7%,而陝西的「經濟第二城」榆林,年增5.5%;強省會代表的四川,成都增速為5%,而四川省域副中心城市綿陽和宜賓,增速分別是8.3%和8.2%。

「強省會戰略」的故事,說不下去了?

不過,第一季省會城市集體減速,未必代表強省會戰略失靈了。

一方面,第一季表現只是階段性的,有些重點項目投產在下半年,儘管一季度低迷,但全年數據可能會有所上揚;另一方面,強省會戰略是否有效,既要看經濟指標,也要看人口等指標。

而至少從目前來看,省會城市依然是人口流入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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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視線拉長,以更長的時間週期來看,強省會策略無疑起到了巨大的效果。

以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到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數據為例,常住人口增量最多的5個城市,分別是深圳、廣州、成都、西安、鄭州— —除了深圳都是省會城市,而且,成都、西安還屬於典型的強省會城市,其GDP的全省佔比超過三分之一。

再來看經濟表現,這十年間,GDP增幅最多的5個城市,分別是貴陽、合肥、福州、成都和昆明,清一色的省會城市。其中,貴陽從1,100億元增加到4,300億元,翻了近四倍。

觀察武漢、成都、西安等城市,作為舉全省之力打造的經濟中心,過去這些年來,它們的經濟和人口都得到了快速增長,在成為全省經濟火車頭的同時,也帶動了省內人口的回流。 (參閱《瘋狂「虹吸」!強省會,又跑贏了》)

最典型的是四川。改革開放後,大量四川人到沿海城市打工,讓川菜館遍佈全國。

2000年末,四川常住人口總量為8,602萬人,2010年下降到8,041.8萬人,十年流失了500多萬人。

但2020年的七普統計,四川人口又成長到8,367.5萬人,比十年前增加了325.7萬人,流失狀況有所緩解。

而四川人口回流的十年間,成都的GDP翻了三倍,人口增量高達582萬,扣除吞併簡陽帶來的近百萬人,增量也超過400萬人,成都在吸引四川籍外出務工人員的回流上功不可沒。

當時,武漢、成都、西安、合肥等城市的爆發,讓強省會戰略受到進一步的推崇。

事實上,不只是一些中西部省份,就連那些擁有多中心的沿海省份,也陸續明確表示要做大做強省會城市。

以江蘇為例,這個散裝的經濟大省,如今已經擁有5個兆GDP城市。然而,這種均衡發展的格局背後,是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中心城市,去輻射和帶動全省參與全國資源競爭。

蘇州經濟體量大,但只有地級市身份;南京作為江蘇省會,經常被調侃是“徽京”,GDP勉強“十強守門”。頭部城市在全國城市體系中的話語權、存在感偏弱,和江甦的經濟第二大省地位較不符合。

2018年7月,中央巡視組點名南京,「省會城市功能作用發揮不夠」。隨後,江蘇便旗幟鮮明地打響了強省會戰略,希望進一步發揮南京的龍頭帶動作用,也讓江蘇不那麼「散裝」。

最近,濟南也在加碼搶人,舉辦首屆高階人才招募大會。更早之前,它還曾創全國副省級城市之先,全面放開落戶。人口飢渴背後,是濟南亟待提升的存在感——在省會城市中,濟南的經濟首位接近墊底,因為“省會首位度偏低”,它也曾被點名通報。

不管是被動點名,還是主動為之,強省會戰略的流行,都是基於一個邏輯:

我國各種發展資源的分配,很大程度上要受行政因素影響,甚至一些資源就是行政主導,省會城市比非省會城市有級別優勢,舉全省之力做大做強省會,可以更好地代表全省去搶資源。

當然,當所有的資源都堆到省會城市身上,省會城市是跑起來了,一城獨大,省域經濟的落差也不可避免地放大。

很多人詬病強省會戰略,也正基於此,認為強省會是在「吸全省的血,掏空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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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該不該實行強省會戰略?或者說,不舉全省之力做大省會,那些非省會城市,是否能發展得更好?

這個問題沒有統一答案。強省會戰略的實行,很難用簡單的對錯來定性,它更多還是一種無奈的選擇。畢竟,不同的地區和省份,經濟發展階段、「省情」都截然不同。

沿海地區多是雙中心、多中心,這是因為沿海的一些非省會城市,有天然的海港優勢,接近全球市場,這是內陸城市先天不具備的區位優勢。

再者,從市場的角度來看,經濟集聚有利於形成規模效應,而省會城市往往有更便利的交通,更豐富的人才,更廣闊的市場,投入產出的效率更高。相較於廣撒胡椒面,把資源集中投向省會城市,是相對較優的解法。

而對非省會城市來說,被「吸血」的另一面是,省會城市做大做強後,可以更好地承接產業轉移,為自己帶來產業配套的機會。

如果諾大一個省份,沒有一個能夠在全國參與競爭的頭部城市,全省的經濟發展可能會出現離心效應。

典型的是江西。中國工程院院士王耀南提到一個紮心的事實:「目前贛西地區對接長株潭,贛東地區對接江浙,而贛南地區對接海峽兩岸和珠三角,全部對接別的省份,忽略了本省核心的建設。

不過,做大做強省會,仍然需要建立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現在強省會策略遍地開花,一些省為了快速提升省會的地位,「all in」省會,一味堆資源、攤大餅,很容易埋下風險隱患。

例如,像武漢、西安等強省會城市,這些年都曾有過複製合肥、濟南,靠行政區劃擴容的想法,武漢吞併鄂州,西安吞併咸陽等。

調整區劃來做大做強,確實可以一步到位,但未必符合經濟規律,也會產生巨大的成本——《人民日報》曾經算過一筆賬,僅僅是改地名之後換印章牌匾,“一個縣就能花掉上百萬元」。

還有的省會城市,在強省會策略之下野心爆棚,為了提高人口首位度,人口成長目標規劃脫離實際。人口規劃過於激進,與之對應的,在基礎建設方面,也很容易過度超前,最終造成資源的浪費。

此外,中國的省會城市,過去建設了許多新城、新區,它們的功能之一,也是服務強省會策略,幫助省會城市導入更多的經濟資源,實現城市的內涵式擴張。

但這些新城、新區,未來是否都一定能擺脫爛尾的命運,吸引足夠的產業和人口?答案恐怕也在風中飄揚。

在某種程度上,第一季省會城市的集體減速,也許不是偶然。

近年來,一些地區強省會策略大獲成功,是建立在大基建、大投資,以及快速工業化、人口高速增長的背景下的,當工業化和人口流入速度放緩,再往省會城市瘋狂堆資源,投入產出的邊際效應必然遞減。

在未來一段時間,省會城市,尤其是中西部的省會城市,將仍然是值得戰略「重倉」的發展中心,但行政主導資源分配、激進地往省會城市堆資源,將變得越來越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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