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天驕沒有想到自己會在一個月裏，在相隔萬裏的兩地，先後見證了同一場疫情。
1月29日淩晨一點，在意大利家中熟睡的黃天驕被一歲半的兒子吵醒。她睜開眼，摸了摸兒子的腦袋，滾燙滾燙。一下被驚醒的她趕緊打電話給醫院。醫院建議，立刻送醫。
那一晚的經曆猶如一部好萊塢大片。全副武裝的救護人員將母子抬上救護車。兒子睜大了眼睛，嚇得哭天喊地。到了醫院，醫護人員如臨大敵，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母子二人被抬進感染科的監護室隔離。穿著防護服的醫護人員進進出出，給他們量體溫、抽血、化驗喉嚨鼻腔、拍CT。
“那場麵我一輩子都不會忘。”黃天驕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
第二天，按照醫生的藥方喂藥後，兒子的燒終於從39度逐漸退了下來。下午4點多，一名醫生推開門走了進來，告訴黃天驕，“你們可以回家了，寶寶患的是普通流感。”
在這一場風波發生的三天之前，黃天驕和兒子剛從北京返回意大利。彼時，中國國內的疫情開始進入高峰期。武漢封城後兩天，在北京和父母過完除夕的黃天驕就在意大利籍丈夫的催促下帶著兒子匆匆返回歐洲。
然而，黃天驕最終還是沒能躲過這場疫情。一個多月後，意大利和歐洲成為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重災區。
1月31日，一對來自中國的遊客夫婦在羅馬被確診為意大利本土最早的兩例新冠肺炎病例。但這兩起輸入性病例並未在意大利造成進一步傳播。時隔二十天後的2月21日，意大利真正的“1號病人”確診。此時，新冠病毒早已隱藏在流感的外衣下，借助著狂歡節、足球比賽和音樂會等大型活動作為催化劑，在人口密度極高以及高度老齡化的意大利北部社區中悄然擴散。人們還沒有意識到，一場“超級疫情風暴”的到來已經不可避免。
從這一天起，短短半個月後，意大利的確診病例從個位數飛升至五位數，迅速成為中國之外疫情最嚴重的國家。再往後半個月至今，意大利的疫情仍一路走高，患者死亡率逼近10%。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全球新冠疫情實時數據，截至北京時間3月26日7時，意大利累計報告確診病例74386例，累計病亡7503人，是全球病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意大利的疫情何以至此？不同的人們會給出不同的答案。作為歐洲最早采取預防措施的國家之一，意大利被認為犯了最不應該犯的錯誤——輕敵。
在疫情出現暴發苗頭時，意大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給出了不連續甚至互相矛盾的信息，未能有力地將警告傳達給意大利民眾。
在意識到問題的嚴重，需要盡早隔離感染區域和限製人口流動後，意大利政府推出了一係列被認為模糊不清、漏洞百出的封鎖措施，麵對初期並不理解甚至不配合的民眾，這些措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能夠嚴格地執行。
更糟糕的是，防疫戰鬥的第一線完全沒有做好準備。在手忙腳亂中倉促上陣應敵的醫護人員極度缺乏防護資源，猶如兩手空空的士兵在戰場上麵對著猙獰的敵人。疫情完全暴發後，捉襟見肘的醫療資源使得大量無症狀和輕症病例未能及時檢測、發現和隔離，還有大量未確診的病人在送到醫院接受治療之前已經死在了家中。
短短一個月，擁有世界第一流醫療資源的意大利“慘烈地潰敗”在新冠病毒麵前。同樣深受地中海文化影響，早期反應幾乎如出一轍的西班牙和法國目前疫情同樣嚴重。
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新冠疫情沒有在衛生基礎更薄弱的國家集中暴發，而是在最發達的歐美國家集中暴發，這向世界各國敲響了警鍾。在和新冠病毒的抗疫戰鬥中，所有國家都亟須吸取意大利給世界的慘痛教訓，避免悲劇在其他地方再次重演。
政府早期的疏忽
黃天驕出生在湖北武漢，4歲時隨父母遷往北京。她的大部分仍然生活在湖北的親戚在過去兩個月中完整地經曆了中國新冠疫情的全過程。然而她沒有想到的是，回到萬裏之外的歐洲後，她會再一次經曆凶猛的疫情。
從醫院回家後第二天，在迪拜出差的丈夫連夜趕了回來。兩天前的早上，意大利衛生部就給他打了越洋電話，詳細詢問了黃天驕在海外的所有行程，同時還給她的意大利婆婆打了電話，詢問了她回到意大利後的活動範圍。
“意大利是最先取消中意直飛航班、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歐盟國家。意大利政府真的很在乎這個新冠病毒，而且是付諸行動的在乎。”黃天驕說。
可能正是由於早期的快速反應，讓意大利降低了警覺性。
“意大利人做了錯誤的決定……我們錯失了追蹤那些從其他國家中轉進入意大利的人群記錄。”意大利前總理倫齊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意大利看似嚴密的防疫網的漏洞。
2月21日，意大利“1號病人”，也是首例意大利公民的確診，讓黃天驕的神經再一次緊繃起來。這名病人在感染潛伏期內，社交活動極為活躍，由他引發的“超級感染事件”導致了意大利最早一波的社區疫情暴發。值得警醒的是，在他出現症狀多次看病的過程中，由於沒有中國旅行史和接觸疫區歸來人員的曆史，始終未能引起醫生的重視並給他做病毒檢測。直到2月19日，症狀已經加劇時，才終於確診。
黃天驕居住的小鎮位於意大利疫情最嚴重的北部地區。鎮上最早確診的兩位老人的感染途徑是意大利老人普遍喜愛的社交活動——舞會。
地中海文化影響下的意大利人大多外向開朗，極愛參加各種社交活動，這是造成意大利老人高感染率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作為高危人群的老人一旦大量感染，也就為之後的高死亡率埋下了伏筆。
“意大利的小城之間距離很近，開個車20分鍾就到了。每天各地都有各種舞會，每場舞會都有百多人參加，以中老年人為主。他們的舞會多是室內的，不僅跳舞、大家還一起吃披薩、喝酒、看球賽，這是他們的重要社交場合。”黃天驕說，“這兩個老人被發現感染之後，政府直接要求兩星期之內所有去過舞會會場的老人都必須隔離。但是已經為時太晚了。這個病毒有潛伏期，他們已經接觸了太多人，那些人又造成了二次傳播。”
黃天驕認為，意大利在應對此次疫情上犯的最大錯誤就是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在疫情暴發初期，大量民眾選擇帶著家人去山裏或者南部度假，以為躲幾天就沒事了，結果卻導致疫情接力轉移，在北部乃至全國大範圍暴發。
“我婆婆最好的朋友一家人就是在疫情暴發後去阿爾卑斯山度假，結果全家人感染病毒，老人現在已經進了ICU（重症監護室）。”她歎道。
2月23日，意大利疫情開始出現升級的苗頭，日新增感染人數超過130人。意大利中央政府隨即宣布對北部的11個城鎮采取隔離措施。現在回過頭來看，在疫情暴發的初期，整個國家從上到下並沒有真正行動起來。相反，北部的地方政府還給出了令人困惑的信號。
2月27日，社交媒體上傳出意大利民主黨領袖尼古拉·津加雷蒂在北部主要城市米蘭與一群學生“舉著開胃酒碰杯”的照片和視頻。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不能改變自己的習慣。”
“我們的經濟比恐懼更強大：讓我們出去品嚐開胃酒、咖啡、吃披薩吧。”
當天，米蘭市長貝佩·薩拉發起了“米蘭不停步”的活動。在一段政府宣傳視頻中：人們互相擁抱、在餐廳吃飯、在公園散步、在火車站等車。市政府稱，要吸引更多遊客來米蘭旅遊。
這種地方和中央“步調不一致”的情況一直延續到3月8日。在此期間，北部地區各地的嘉年華、狂歡節、音樂節、足球比賽等大型活動大多照開不誤。新冠病毒得以隨著高度流動的人群肆意傳播。
3月7日，津加雷蒂又發布了一個視頻，證實自己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次日，意大利國內新冠肺炎病亡人數猛增50%。中央政府再宣布對北部的14個省進行封城隔離措施。然而隔離的消息在宣布前幾個小時就泄露給了當地媒體。當晚封城前夕，成千上萬人在米蘭火車站上演了一場“大逃離”。病毒隨著人流，播撒向南方。
3月10日，意大利總理孔特宣布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封鎖，要求全國各地的酒吧、飯店、學校和其他非必要商店都必須關門。在這次講話中，孔特的語氣終於變得清晰和直接。他感謝意大利人為共同利益所做的“偉大犧牲”，同時再次呼籲人們留在家裏不要外出。“這是我們的至暗時刻。”孔特在采訪中提及了丘吉爾二戰時的名言。
“在意大利，政府的威信不是一天能建立起來的。意大利的政治製度和社會文化背景決定了封城措施的實際效果可能會大打折扣。”黃天驕說。
在封城令頒布早期，意大利各地的市長們可能是最辛苦的人群。在社交媒體上，他們或苦口婆心，或疾言厲色，有的甚至是氣急敗壞地反複呼籲民眾們不要外出，待在家中。
3月21日晚，在迎來疫情發生以來最高的日新增病例和病亡人數增幅之後，麵容沉重的孔特總理再一次在深夜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這一次，他的語氣變得更加嚴厲。他警告6000萬國民，意大利正麵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並宣布即日起所有非必需的生產活動都將關閉至4月3日。
隻是這個時候，幾乎所有人都意識到，疫情已不可能在4月3日之前結束。
醫院準備不足
在意大利中北部重鎮博洛尼亞經營著一家藥房的宮曉暉，比大多數當地人更早意識到疫情暴發的跡象。
“過去幾周一直很難搞到醫護用品。基本是沒有的，即便有也是高價。光口罩價格已經翻了10倍。我店裏原來賣的那種三層的醫用口罩一盒隻賣4.5歐元。現在漲到了45歐元（約合345元人民幣）。”她向澎湃新聞說。
宮曉暉記得，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意大利幾乎沒有人戴口罩。隨著確診病例不斷攀升，政府不斷下達各種前所未有的封鎖措施，人們才開始紛紛戴起口罩。而那些沒有戴的，多半是因為買不到。
“現在意大利人每天都在找口罩。我每天下樓的時候，店門口都有人在排隊買口罩。我每天要接很多電話，都是意大利人詢問口罩什麽時候有貨。”她說。
這種對疫情突然暴發毫無準備的情況，在意大利的抗疫戰鬥第一線——醫院中顯現得最為明顯。
目前，意大利新冠肺炎病例的80％都集中在意大利北部的三個大區。而位於倫巴第大區的貝加莫，則是整個意大利疫情中心的中心。
位於阿爾卑斯山腳下的貝加莫原本是一座美麗的小城。在短短一個月裏，它成為了抗疫戰鬥中最為慘烈的主戰場。目前，這個僅有12萬人口的小鎮確診病例已高達6728例，約占全國確診病例的11%，病亡人數更是超過千人。
貝加莫最大的公立醫院教皇若望23世醫院（Papa Giovanni XXIII）醫學部副主任斯特凡諾·法焦利（Stefano
Fagiuoli）19日向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回憶，一切都從2月21日意大利“1號病人”確診那晚開始。當晚，他們的醫院就開始收到送來的病人，然而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會是噩夢的開啟——越來越多的患者如潮水一般洶湧而至，至今仍沒有停息。
盡管人人都知道新冠肺炎病人可能出現，然而直到疫情真正暴發的時候，幾乎沒有人認真地相信他們真的會來。
僅僅幾天後，這家有著1000張床位和近80張ICU病床的當地最大的公立醫院就開始招架不住新冠病毒的攻勢。
法焦利介紹，目前該醫院收治了大約450名新冠肺炎病人，醫院一半的病床都已用來治療他們。每天都有80到90個新病人被送到急診室，一半的病人因為資源有限或是症狀較輕而被送回家中隔離。在急診室裏，任何時候都有50到60個病人在救治。每24小時他們就要新建一個48張病床的新單元病區。過去10天裏，僅在他們醫院就有140多人病亡。
類似的情況在意大利北部許多地區同時發生著，隨著大量確診患者的到來，倫巴第大區的貝加莫、洛迪、克雷莫納、克雷馬、聖多納托、布雷西亞等地的醫院很快走向崩潰的邊緣。在這些醫院裏，除了病人，幾乎什麽都缺。
法焦利說，為了收治如此大量的新冠肺炎病人，醫院不得不對大量病房進行改造，將所有其他的手術最大幅度減少。因為人手短缺，不得不對不同科室的同事進行臨時培訓，包括心髒病專家、皮膚科醫生、內科專家。“我們不得不將我們所有的資源都投入到搶救（新冠）病人中。”他說。
“所謂‘重症監護病房’不再存在（各類病房裏都有重症病人）。”“無法接受治療的患者將喪生。”貝加莫市市長喬治·戈裏 （Giorgio
Gori）兩周以來在媒體麵前不斷透露出令人沮喪的消息。
3月22日，他更是披露，該市新冠肺炎死亡患者大約有四分之三生前尚未確診，就已經死在了家中。這些死在家中的患者，至今尚未納入確診或死亡病例的官方統計數據。“我們非常想把所有的感染者送入醫院，但目前的醫療資源無法滿足患者的需求。”他說。
戈裏市長表示，在貝加莫將近7000例的確診病例中，隻有重症患者才有機會進行病毒檢測，而有症狀但是呼吸正常的患者，醫生會讓他們在家中隔離，他們甚至沒有機會進行病毒測試。
更糟糕的是，在第一線與病魔搏鬥的戰士——醫護人員因為缺乏足夠的防護裝備也正不斷遭到病毒的侵蝕而倒下。連續在醫院奮戰14天後，法焦利自己也確診感染，被迫離開戰友們回家隔離。據意大利衛生部門的數據，目前在所有的確診患者當中，醫護人員的比例高達8.3%。這一數字在法焦利的醫院接近10%。這對於醫護人員的士氣無疑是巨大的打擊。
貝加莫市當地一家在募集醫療物資的慈善組織CESVI的副總經理維尼奧拉（Vignola）告訴澎湃新聞，僅口罩一項，貝加莫當地的醫院目前就有20萬個的缺口亟待彌補。
在新冠病毒的衝擊之下，意大利的醫療體係很快開始不堪重負。
博洛尼亞的中國留學生張涵在疫情開始後就一直關注意大利的醫療衛生係統和它麵對的挑戰。她和身邊的一群留學生們發起了一個名為“四十日談”的公益項目，翻譯整理意大利政府的各種政策文件和當地權威媒體的報道，幫助身邊的華人更好地了解意大利的抗疫政策。
從表麵上看，意大利有著全民免費醫療製度，醫療水準與人均壽命預期等指標都名列國際前茅。然而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急速攀升的確診人數、居高不下的死亡率仍然給意大利的醫療係統帶來了極大的壓力。
張涵介紹，自2011年以來，意大利本就緊張的床位數與醫護人員數量連年下滑。這與醫療撥款削減、醫藥專業教育投入不足、年輕醫師大量外流、醫護隊伍年齡結構老齡化等原因息息相關。
根據意大利公共衛生係統2017年的報告，意大利共有床位169978張，平均每千人床位數僅為3.7張，低於歐盟平均水平；這一數字在韓國為12.27，接近意大利四倍，近鄰德國也以千人8.3張的水平遠超意大利。
倫巴第大區是意大利醫療水平最高的地區，床位數約占意大利總數的18%，共29964張。全意重症監護病房共5090間，其中倫巴第大區占了859間，另有724張帶呼吸器的病床。然而這些床位在每天不斷增長的病患數字麵前，已經達到飽和。
公立醫院之外，私立醫院也占據意大利醫療體係不小的比重。私立醫療為意大利醫療提供了26.5%的服務，共有病床39079張，占總數的22%，另有重症監護病床1300張。
意大利最大的私立醫院集團聖多納托醫院集團的員工餘宗晉向澎湃新聞透露，截至3月16日，該集團旗下的醫院已經接收了1129名新冠感染者。其中107名患者在重症監護室接受插管治療。目前，集團旗下所有參與抗擊疫情工作的醫院內，四分之一的床位已經被用於治療新冠感染者。由於醫院內部使用空間已達到飽和，院方正在著手將附屬大學的運動場改造成一個新的重症監護區，這項工程已於近日完成並投入使用。
陷於抗疫苦戰已達一個多月的意大利，目前每日新增患者數量仍在不斷上升。
3月22日，第二批中國援意抗疫醫療專家組組長、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常務副院長裘雲慶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新增病例的上升說明傳染源可能還沒有被發現和完全阻斷，對於相關人員的檢測力度還不夠大，不夠全麵。這是當前意大利疫情防控麵臨的最大問題。
短期內大量高齡病人送往醫院，直接推高了死亡率；醫療資源不足，導致醫護人員大量感染；以及每天仍在快速增加的新病例，所有這些疊加在一起，成為了意大利醫療防線不能承受之重。
貝加莫當地報紙《L’Eco di
Bergamo》近日連登了10頁訃告，刊載了近百名病亡者的訃聞。18日，意大利軍方出動軍車將部分病亡者遺體從貝加莫轉移到臨近的城市進行處理，以緩解貝加莫殯儀館的超負荷運轉狀況。
由於缺乏醫療物資以及害怕傳染，這些新冠肺炎的病亡者至死也沒有能夠和家人再見上一麵。
張涵和誌願者們整理的意大利收治新冠肺炎病人流程。
從惱火到團結的民眾
英語中“隔離”一詞（quarantine）源自意大利語。這一措施正是中世紀鬧鼠疫的時候意大利的發明——將患者隔離40天。日光之下無新事，在過去40天裏，意大利的所有民眾都遭到了“隔離”。
據張涵的觀察，從3月10日意大利封國封城法令生效開始，意大利的街頭有了明顯的變化。不再有人頭攢動的場景，取而代之的是稀疏的人影和維持一米的社交距離。公眾人物在社交媒體持續發聲，呼籲人們留在家裏，網友也自發發起了#我留在家裏（#iorestoacasa）的網絡話題記錄自己的“封國”日常。從政府到民眾所有人都在積極地努力抗疫。
與前線戰場上和新冠病毒正麵交戰的醫護人員相比，宅在家裏的普通民眾已屬幸運，然而他們的生活也因著新冠病毒的到來而被徹底改變。
封城的第二天，黃天驕居住的小鎮路上就已經幾乎沒了人影。大多數人都待在家裏，如果因為特殊指定事項出門的話，人們都要攜帶一張填好的出行證明，在街上巡邏的警察隨時會來檢查。
“封城後，我老公都不刮胡子了。他說什麽時候封城結束就什麽時候刮。我覺得他的願望不可能實現了，孔特總理之前說的4月3日肯定會延長。”黃天驕說。
如今，已經沒有意大利人再認為新冠肺炎不過是一個大號的流感。“我老公最好的朋友在距離意大利不遠的摩納哥中招了，在家隔離。他在群裏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兄弟們，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流感。我老公知道後特別傷心。”她說。
黃天驕老公現在每天的生活日程簡單而規律。早上，他會穿過樓下的街道步行三分鍾到對麵母親的房子裏去工作，然後吃飯的時候回來。
“這次大部分的意大利人還是很團結一心的。以意大利人自由散漫的性格，能夠做到聽政府的話待在家裏已經是很不容易了。對於生活習慣的改變，他們已經盡力在適應了。我老公以前除了吃飯睡覺，陪寶寶玩，從來不在家裏待著，總是喜歡出去參加各種運動，和各種各樣的朋友一起玩。他們的文化就不是一個宅在家裏的文化。”黃天驕說。
“這病毒最‘毒’的地方，是對於我們社會生活的威脅。”她總結道。
43歲的商人西蒙尼（
Simone）就屬於這樣一個正在努力適應中的意大利人。“我覺得自己就像籠子裏的獅子。”他如此向澎湃新聞描述自己眼下的生活，“二月底我原本計劃著去中國北京、上海和香港旅行。但由於疫情爆發，我不得不取消了。”
西蒙尼的妻子經營著一家旅行社。這可能是眼下意大利受衝擊最大的行業之一，因為一切都被封鎖，大部分國家已經建議並停止國民去意大利旅行的計劃。當地所有的商業活動也都暫停了。學校從2月24日起就都關閉了，目前的通知是說到5月3日才開學。
“我女兒每天都問我什麽時候可以去看望我70多歲的父母或嶽父母，但是我不得不告訴她我們暫時去不了，因為我們要保護他們不受病毒的感染。”他說。
西蒙尼的一個年輕同事也在此次疫情中被感染，目前在家裏隔離治療。“我看得很清楚，這個病毒不隻是攻擊老年人，年輕人也不能幸免。”他說。
對於大多數的意大利人來說，長時間待在家裏不外出絕非易事。西蒙尼說道，“一開始，人們對待在家裏感到惱火。現在，大家開始明白，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也許我們（待在家中）真的可以減少病毒的傳播。但在其他歐洲國家我還沒看到這樣的轉變，就好像兩三個星期前的意大利人，每個人都說新冠病毒隻是一種更強的流感。現在，我們知道待在家裏為了保護自己和其他人，我們都知道，正常的生活工作會受到影響。但是如果我們一起停下來，我們就可以一起再開始。”
“我相信，這種情況將在未來幾周或可能幾個月內結束。意大利有句格言，相當於中國的一句老話‘福兮禍所依，
禍兮福所伏’。我們都在等待這一天的到來。”西蒙尼補充道。
在西蒙尼居住的公寓樓，每晚6點，人們會不約而同地出現在陽台上。“如果你在這個是時候打開電視機和收音機，所有的電視台和無線電廣播都在播放同一首歌曲——意大利國歌。這種情況從來沒有發生過，哪怕是在兩次世界大戰當中。而眼下這個特殊的時刻，我們感受到一個國家的人民團結在了一起。”
截至3月25日，在嚴酷疫情重壓下一個多月的意大利終於連續三日錄得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下降的記錄，到近五日來的最低值；然而單日新增死亡病例數仍居高不下。意大利的疫情是否已經度過了最高峰？是否在曆經“至暗時刻”後迎來了光明？誰也不敢作出肯定的答複。
倫巴第大區衛生部門負責人朱利奧·加萊拉（Giulio
Gallera）在記者發布會上表示：“今天也許是這麽長時間艱難的日子裏，第一個積極的時刻。我們已開始看到了隧道盡頭的曙光，但現在還不是慶祝勝利的時候。”
對於意大利來說，這個禮拜至關重要。自3月10日以來已滿15天的全國封鎖令是否能夠遏製住疫情瘋狂發展的勢頭，在這周結束的時候，人們或許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黃天驕眼下最擔心的，是即使意北部的情況能控製住，疫情是否會在衛生基礎薄弱得多的南部再次暴發？同時，讓她更加焦慮的是，周邊國家“蒸蒸日上”的疫情大有趕超意大利的勢頭。如果歐洲其他國家失控，即使意大利的疫情穩定下來，輸入病例也可能會卷土重來。
而張涵則更加看重“封城”和“封國”帶來的巨大代價。
“不僅個人和國家要承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對於市民的心理影響更是無法估量，這一點經曆過疫情的中國人應該對此感觸更深。人們要對抗的危險不僅僅來自病毒，也來自日常生活被打亂所產生的生活壓力等等。這場危機並不會隨著病毒被消滅而結束，它是更長久的，也需要我們付出更多的思考。”她說。
她進一步說，“我們要反省的是整個體係應當怎麽優化？當下一次疫情再襲來的時候，我們能否更好地應對？我們的醫療係統是否做好了充足的準備？保障人們在生病的時候，可以有地方去進行治療。”
對於西蒙尼來說，問題則更加簡單。他說這次的疫情教會他的一個功課是：“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不在意如何和身邊的人相處。因為我們往往都專注於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這次的疫情讓我發現，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同體裏，如果這個共同體處於危險的境地，那麽我們每一個人就都處於危險之中。”
華客網：疫情大爆發從何而來？意大利到底做錯了什麽？(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