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於1921年，爭議到2024年

1895年，甲午戰敗，嚴復的悲憤刺心切骨。

戰場上犧牲的北洋海軍將士，有年少時在福州船政學堂的同學，也有他在北洋水師學堂培養的學生。

戰後，他大聲疾呼，短時間內發表了《論事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與《闢韓》等一系列文章，抨擊腐朽的清廷。

他痛斥思想落後的朝臣：“中國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學問之非，與士大夫心術之壞。 ”

他揭露洋務運動的弊端：“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

他認為中國向西方學習數十年後仍不堪一擊，是因為沒有從根本上學習當時西方的先進文化與精神。

為此，嚴復憑藉其特殊的西學背景，翻譯了大量西方學術著作，猶如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在黑暗中點亮文明的篝火，成為中國「介紹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今日，是嚴復逝世103週年。歷史匆匆而逝，但針對他的爭議仍未平息。

▲嚴復（1854-1921）。圖源：網路

近代有句話，「晚清風流出侯官」。位於東南一隅的福建侯官縣，在近代湧現出了不少知名人物，如林則徐、沈葆楨、林紓、劉步蟾、薩鎮冰、方聲洞、林覺民等。

嚴復本名嚴宗光，生於侯官的一戶「儒醫」家庭，父祖皆在鄉間行醫，算是小康之家。

1866年，嚴復13歲時，一場突如其來的疾疫帶走了其父嚴振先的生命。一家人的生計只能靠母親當女紅來維持，家境日益窘迫。

恰好此時，一則招生公告吸引了少年嚴復的目光。

洋務派左宗棠創辦的福州馬尾船廠附設船政學堂，開始招收學生，並規定：凡是錄取的學生，伙食費全免，另外每月給銀四兩，補貼家庭費用；三個月考試一次，成績列一等者，可領賞銀十兩；五年畢業後，可由政府分配一份差使。

儘管到福州船政學堂求學並非科舉正途，但對於家境貧寒的嚴復而言，該校福利足夠豐厚，且畢業後還能得到一份混飯吃的工作，實在是救命稻草。

於是，年少喪父的嚴復為了謀生，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船政學堂，就此跨入時代的洪流。

▲福州船政學堂，拍攝於1870年代。圖源：網路

少年嚴復讀書極為刻苦。他與同學合住一屋，每夜樓下演戲，別的同學都出去看熱鬧，嚴復卻蒙起被子睡大覺。等到深夜戲散後，萬籟俱寂，他才獨自起來挑燈苦讀。

在福州船政學堂的五年間，嚴復遇到了許多志同道合的同學，後來都成為清朝水師的骨幹。

這其中，有黃海戰中誓與軍艦共存的鄧世昌，威海衛海戰時殉國的劉步蟾，甲午戰爭中被朝廷斬首的方伯謙，以及日後統領清末、民國海軍的薩鎮冰。

嚴復眼見自己的同學們胸懷報國之志，奔赴大海，卻都壯志難酬，甚至以身殉國。

這或許是甲午戰後，嚴復格外悲憤的原因之一。

▲福州船政學堂學生合影。圖源：網路

嚴復本來也有機會成為海軍。

從船政學堂畢業後，他被選派到歐洲留學。其他同學都登上英艦實習，進行海軍訓練，他卻特立獨行，跑去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英語和近代科學，幹起了文職。

嚴復極富遠見，他沒有執著於學習英國海軍的船堅砲利，而是藉此機會，深入接觸西方社會。

他到當地的法庭，聽知名律師做辯護；到街上，甚至是下水道，考察西歐先進的城市建設；在圖書館，他學習當時最先進的思想，讀亞當·斯密、孟德斯鳩、邊沁、達爾文、赫胥黎與斯賓塞等人的著作。

透過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繁榮表面，嚴復開始尋找推動其發展的內在動力。

▲1878年，嚴復旅歐時留影。圖源：網路

當時，比嚴復年長36歲的晚清外交官、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對嚴復極為讚賞。

每次郭嵩燾與英國官員會談，都會叫上嚴復一同前往，誇他英語說得溜，能力「勝於譯員」。在法國巴黎，嚴復還跟著郭嵩燾參觀了正在舉辦的萬國博覽會。

郭嵩燾與嚴復的關係可謂亦師亦友。這位洋務派的開明長者寫信給朋友，頗為自謙地說：「有出使茲邦，惟嚴君能勝其任。如某者，不識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當此。

嚴復與郭嵩燾都超越了洋務運動的藩籬，但對晚清朝廷來說，他們的思想太超前了。

郭嵩燾出使歐洲時，寫《使西紀程》一書，介紹西方國家製度，遭到國內頑固派的痛罵。

在考察西方以議會民主和自由選舉為特徵的民主政治，以及接觸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說後，郭嵩燾更是認識到“非民主之國，則勢有所不得”，對中國秦漢以來兩千年餘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提出批評。

這在暮氣沉沉的晚清士林中，更是顯得「大逆不道」。

回國後，郭嵩燾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失意地度過了餘生，他的主張沒有得到朝廷支持。

1891年，郭嵩燾逝世，嚴復感念在海外留學時與他的忘年交，送上一副挽聯，為這位先驅者鳴不平：

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氋氃，激賞深慚羊叔子；

惟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詼，離憂豈僅屈靈均。

然而，嚴復大半生的際遇，也如郭嵩燾晚年一般憤懣難平。

▲郭嵩燾（1818-1891）及其著作《使西紀程》。圖源：網路

1879年，嚴復從英國學成歸國，正趕上直隸總督李鴻章在天津創建另一所海軍學校－北洋水師學堂。他開始擔任總教習（教務長），任教長達二十年。

出自其門下的牛人，有後來的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著名翻譯家伍光建等。不過，嚴復對弟子要求較為苛刻，他說：“復管理十餘年北洋學堂，質實言之，其中弟子無得意者。”

原本海軍是嚴復的專業，而他融通中西學術，正好可施展抱負，但在該學堂任職期間，嚴復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

他這個總教習不過是徒有虛名，根本沒有實權。他與上司李鴻章有明顯的分歧。

李鴻章奉行的是洋務運動「師夷長技以製夷」那一套主張，只願學西方技藝之長，建船廠，造軍艦。結果證明，這些裝備升級的水師經不起實戰的考驗。

嚴復對此頗有微詞，常跟人說：“不三十年，藩屬且盡，緹我如老悖牛耳！”

這種唱衰大清的激憤言論，自然難以被洋務派官僚李鴻章接受，兩人的關係越來越差。

▲北洋水師學堂，嚴復在此任教二十載。圖源：網路

在直隸的官場中，嚴復也深深了解到其間的腐敗情形，在給弟弟的信中失望地寫道：「自從來到天津，諸事都不順利，也沒得到什麼好處。現在做官都要學會溜須拍馬，與人交遊，還要有錢應酬。

懷才不遇的他只好跟家人說，再過兩三年，等學堂大功告成，我就請求領導許我還鄉，雖然在老家只有粗茶淡飯，但也比在他鄉漂泊快樂”

生活中，嚴復是個不拘小節的豪放派，有人認同、欣賞他，但更多人卻對他嗤之以鼻。

每次嚴復說幾句抨擊現實的話，都會受到莫名其妙的詆毀，有人還跟上司打小報告。以至於後來戊戌變法時，光緒皇帝第一次見到嚴復，開口第一句不是請教其改革舉措，而是問嚴復，你最近又被人舉報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官場黑暗，世態炎涼，讓嚴復黯然神傷。

年近不惑的嚴復只好去考科舉，想靠博取功名，改變人微言輕的現況。然而，這位格林威治的高材生顯然與八股文無緣，考了N次都名落孫山，與落後僵化的官僚機構格格不入。直到宣統年間，清廷才給成名後的嚴復賜進士出身，象徵性地結束了他的尷尬旅程。

正當嚴復感到鬱悶時，甲午戰爭成為擊垮他幻想的最後一記重拳──洋務派訓練多年的北洋水師，在此戰中全軍覆沒。

嚴復也許還會想起當年在船政學堂學習，與同學們乘坐「揚威」艦，跟隨艦長遊歷東南亞與日本。船到長崎、橫濱等地時，圍觀者萬人空巷，那時學子年少，風華正茂。

轉眼間，當初與清朝同時發展海軍的日本，給了北洋水師當頭棒喝，嚴復的同學們也在海浪中化作一縷縷英魂。

甲午戰爭後，知識分子尋求新的救國之路，嚴復常年累積的思想終於爆發。

▲嚴複寫給學生伍光建的英文信件。圖源：網路

甲午戰爭後，直到1898年維新運動失敗，嚴復最主要的工作是創辦《國聞報》，與南方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唱和，為維新變法宣傳造勢，主張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改造中國。

《國聞報》不僅模仿《泰晤士報》，彙編各國新聞，也刊載了嚴復本人的大量譯著，介紹西方思想文化。

在赫胥黎《天演論》（《進化論與倫理學》）的譯本中，嚴復根據自己對原文的理解，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句總結達爾文主義，闡明自然、社會、國家的演化規律，為閉關自守的封建士大夫與徬徨的國人敲響警鐘。

這句話成為當時最響亮的口號，鼓舞面臨亡國滅種危機的華人奮起抗爭。

翻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法意》）時，嚴復想起當年與郭嵩燾遊歷歐洲，曾親眼目睹法庭上的審判，感受法治社會的先進性，得出結論：「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

嚴復由此認定，只有合理的法律制度，才是保障社會秩序和國家強大的基礎。

書中的三權分立學說，深刻影響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者。

除此之外，密爾的《群己權界論》（《論自由》）、史賓塞的《群學肄言》（《社會學研究》）、亞達‧斯密的《原富》 、甄克思的《社會通詮釋》等著作，都經由嚴復的譯本傳入中國。

▲戊戌變法期間，嚴復與朋友創辦《國聞報》。圖源：網路

嚴復在譯書時擅長使用古雅文體，是為了招徠那些在封建迷夢中酣睡的士大夫，猶如在難以下嚥的苦藥上塗了一層糖衣，使得那些對西洋文化有所反感的人也能讀下來。

一時間，康德、盧梭、孟德斯鳩、史賓塞、達爾文等西方名人進入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

民權、平等、自由、進化論等新詞，隨著嚴復的譯著娓娓道來，成了愛國志向的口頭禪。

很多人方才知道，西方除了洋槍洋砲之外，還有各式各樣的哲學思想可以學習。

在官場沉寂20年的嚴復，至此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政論家與翻譯家，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近代史的地位。

在此期間，嚴復提出了他的「三民主義」——開民智、興民德、鼓民力。

他將翻譯工作的標準總結為三個著名的原則—「信達雅」。 “信”，就是忠於原文。 “達”，即通順、通達，把原文的內容恰如其分地表達出來，使讀者能夠充分理解其原意。 “雅”，一說是指翻譯的文采，需簡明優雅。

他的譯著影響了整整一代人。

胡適回憶道，他在上海澄衷學堂就讀時，《天演論》風行全國，學生都熱衷於讀此書，口中經常念叨著“物競”“淘汰”等術語。他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孫競存”，一個叫“楊天擇”，而他自己的字“適之”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

魯迅年少時也聽說過《天演論》，到城南花了500文買下來，翻開一看，開頭便道：「赫胥黎獨處一室之中，在英倫之前，背山而面野，門檻外諸境，歷歷如在機下…”

魯迅才知道，「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裡那麼想，而且想得這麼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底、柏拉圖也出來了。

▲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圖源：網路

戊戌變法之後，嚴復雖未遭到捕殺，但被打入“另冊”，官場是混不下去了。

1900年，庚子國難，京津一帶大亂，嚴復為求自保而南下，離開了他任職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北洋水師學堂。

儘管此後幾年，嚴復在學部、幣制局、海軍部等新開的部門四處兼職，參與了清末立憲運動，但他也知道，清廷所謂的“預備立憲”，只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

嚴復依舊厭惡與官員們的禮節往來，他在與夫人的信中說：“（近來）無日不是應酬，腦滿腸肥，極為討厭。”

他也直截了當地對家人說：“立憲變法，做面子騙人而已。”

▲中年時期的嚴復。圖源：網路

1905年，孫中山與嚴復有過一次會面。

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曾撰文承認，革命志士也受到嚴氏「物競天擇之理」的影響。孫中山與嚴復見面，自然要聊起關於中國前途的問題。

歷經戊戌變法失敗的嚴復認為，當時中國民智未開，即便有改革也難以解決問題，為今之計，只有從教育上著手，經過多年的努力，或許會逐漸出現轉機。

此時的嚴復傾向於“教育救國論”，重視思想啟蒙，而孫中山則注重政治革命。孫中山對嚴復說，等到河水清澈，人的壽命有幾何？您是思想家，我是實幹派。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嚴復迷上了占卜算卦。

嚴復生於晚清，雖然因傳播西學而聞名於世，但骨子裡仍然信奉“中學”，尤其是對《易經》情有獨鍾，每遇重大事情，都用周易八卦占卜吉兇。這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特點，他們為救國引進西方思想，卻堅守一顆中國心。

從嚴復日記可知，辛亥年是他算卦最多的一年。巧的是，他在年初一次「佔開舖」時，居然算中了清朝的命運，「時至秋天，金盡木衰，諸兇見矣」。

這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嚴復昔日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黎元洪被推舉為湖北都督。

隔年，清朝走向末路，封建帝制終結。

▲武昌起義時，嚴復的學生黎元洪被選為鄂軍都督。圖源：網路

辛亥之後的嚴復，成了許多人眼中的矛盾體。

他名列“籌安會六君子”之一，支持袁世凱，似乎從引領時代潮流的啟蒙學者轉變為守舊派，一度被盛傳為帝制“禍首”，遭到國人詬病。

嚴復本人對這段經歷諱莫如深。 1912年應該是他與袁世凱互動頻繁的一年，但如今關於他這一年的日記存在空缺，不知是嚴復未寫，還是日記的保存者做過處理。

袁世凱逝世後，嚴復也反思過自己當時的行為，自嘆：「當斷不斷，虛與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賢。」但他仍以一首《哭項城歸梓》，表達自己對友人過世的感傷。

從嚴復的著作可知，他晚年依然堅持「主權在民」等西方思想，之所以趨於保守，陷入新法與舊制的矛盾心態，可能與他再次遊歷歐洲諸國有關。

辛亥革命前幾年，嚴復出國遊歷，時隔三十年重返歐陸。但這次，嚴復發現，自己魂牽夢繞的「伊甸園」並非想像中那麼美好，當時歐洲工潮此起彼伏，列強勾心鬥角。

1914年，一戰爆發後，嚴復身在中國，密切關注歐洲戰事，甚至了解1917年發生在俄國的革命。

列強相互殘殺，西方世界的繁華世界被戰爭的滾滾硝煙掩蓋。

為此，嚴復感慨道：“歐羅巴之戰，僅三年矣，種民肝腦塗地，身葬海魚以億兆計，而猶未已。橫暴殘酷，於古未聞。”

嚴復一針見血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西方列強「尚武愛國，各奮其私」的後果。他不得不重新評估西方國家的示範作用，並認識中國傳統文化在未來世界的價值。

這在很多人看來是復古守舊，但也有學者指出，其實不過是他「尋求溝通中西文化的再一次努力」。

▲辛亥革命後的嚴復。圖源：網路

晚年的嚴復並沒有成為歷史的旁觀者，他堅守“教育救國論”，憑一己之力保住了北大。

1912年5月4日，嚴復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原京師大學堂）第一任校長。

民國初年，百廢待興。財政部連薪水都湊不齊，只好通令京內外各衙門，「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舊支給，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暫支60元。」教育部也以「國體變更之後，社會各界對該校均表示不滿」為由，一度下達停辦北京大學的命令。

嚴復大為憤慨，向袁世凱和教育部據理力爭，確保北大教職員工薪水全額發放，並利用個人關係向外國銀行貸款7萬元，作為北大的辦學經費。他在北大任期雖只有5個月，但對這座學府的存續，功不可沒。

儘管晚年在政治上趨於保守，但這位維新派人物，並未主張無條件地承繼傳統文化。

後來，陳獨秀領軍的新文化運動興起，傳播西方的民主、科學，對守舊派發起衝擊。嚴復對此的態度是「聽之任之」。更別說，新文化運動的旗手胡適、魯迅等人，年少時都受過嚴復的影響，從某些方面來說，他們也是在繼承嚴復的未竟事業。

嚴復的好友辜負等人跟陳獨秀互懟時，嚴復不以為然；聽說同鄉友人林紓要下場與倡導新文學的年輕人較量，嚴復說：“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

嚴復就是這樣一位矛盾的人物，他是思想啟蒙者，也是傳統士大夫，他率先將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邏輯學等西方思想引進中國，後期卻被當成了守舊派，還沉迷於占卜八卦之學。

他批判八股文，自己四度參加科舉，不幸都沒考上。

他批評鴉片貿易，自己在北洋水師學堂當差時，為了解悶，染上癮。

他大力提倡女子教育，對學生呂碧城、外甥女何縫紉蘭等進步女性多有提攜，自己卻實踐多妻制、反對婚姻自由。

▲1908年，嚴復與外甥女何縫紉蘭。圖源：網路

嚴復一生有二妻一妾，在去福州船政學堂讀書前就已娶妻王氏。

嚴復為求學四處奔波，與王氏長期異地戀。王氏是福州鄉下人，不識字，與嚴復沒有直接的書信往來，卻默默地操持家務，成為嚴復的賢內助，後來在天津病逝，年僅39歲。

嚴復在與弟弟的書信中回憶王氏生前賢惠，回看自己形骸，十風九雨，不禁放聲長號，難掩內心悲痛。

發妻王氏過世後，嚴復迎娶喜歡讀《天演論》的南京「才女」朱明麗，並有一妾江鶯娘。

妻妾之間常爆發矛盾，吵得不可開交。受西方思想影響的嚴復，竟然難以應付家中婦人。

有一次，嚴復寄了一份西洋參給家裡。茱明麗抱怨嚴復偏心，只寄西洋參給江鶯娘的孩子，卻不給她的孩子。嚴復只好寫信給夫人，說明西洋參是海軍提督薩鎮冰送的，由鶯娘帶回家裡，他並無偏袒之意。

後來，江鶯娘因長期抑鬱，精神病發。嚴復請西醫為她診治無效，反覆安慰她也無果，還發生了多次爭吵，只好以分居收場。

▲1917年，嚴復與繼室茱明麗。茱明麗是嚴復的粉絲，常讀其譯著，曾經宣言非嚴氏不嫁，兩人結婚後，一時傳為佳話。圖源：網路

一戰結束後，嚴復離開京津，回到家鄉養病，就此告別政治生涯。

1921年10年27日，在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份，嚴復離開了這個動盪不安的世界。

他臨終前寫下遺言，其中有對仕途失意的辛酸，但更多是心平氣和的人生哲理。他說：

須知人要樂生，以身體健康為第一要義。

須勤於所業，知光陰時日機會不復更來。

須勤思，而加條理。

須學問，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圓滿。

是年底，嚴復與其早逝的發妻王氏合葬於福州老家鰲頭山之陽。他的好友、前清大員陳寶琛為其作墓誌銘，墓碑上刻著「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

這位傳播西學的啟蒙者，最後還是被人披上了傳統的舊裝。

▲維新派人物中，梁啟超稱讚嚴復“於西學、中學皆為我國第一流人物”，康有為稱其為“中國西學第一人”。圖源：網路

但對於嚴復本人來說，更貼切的評價也許是王氏去世時，他在墓前親手撰寫的四字橫屏：“惟適之安。”

這是他暮年隨遇而安的境況寫照，也隱含了他那句整整影響一代人的警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傳統與新潮的矛盾背後，站著一個終生追求救國之道的士人。歷史匆匆而逝，他仍以一雙深情之眼凝視著這片土地，這片天空。

參考文獻：

王欒主編：《嚴複集》，中華書局，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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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宇：《帶一門學問回中國：盜火者嚴復》，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黃克武：《惟適之安: 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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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嚴復評傳》，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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