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萬人請願，總統下令徹查。3月25日，“N號房”主要運營者趙主彬被首爾警方押送檢方，對著這名年僅25歲、韓國首個因性犯罪被公開示眾的犯罪嫌疑人，不少圍觀群眾怒喊：“判他法定最高刑罰！”
舉世震驚的 “N號房”，最恐怖的究竟是什麽？
韓國“N號房”主犯趙主彬（圖源：韓媒）
“房間”
簡言之，“N號房”是社交軟件Telegram上多個色情聊天室的代稱。犯罪者在這些聊天室中有償向成員提供受害女性的性剝削照片及視頻。
據韓媒報道，當前已知受害女性有74人，其中未成年女性16人，年齡最小的僅11歲；與之相較，付費聊天室會員超過26萬人（不排除重複加入各群組可能），據虛擬貨幣交易留痕，其中包括教授、藝人、體育明星、著名創業公司CEO等知名人士。
根據韓媒的調查，“N號房”最早由昵稱為“godgod”的高中生在2018年6月創立，2019年2月，房間管理權限被移交給“Watchman”，最後才是“博士”趙主彬的“異軍突起”。
運營者通過發釣魚鏈接、假扮警方、發布有償兼職等方式竊取女性個人私密資料，隨後長期脅迫其提供性剝削照片、視頻；據《韓民族日報》臥底記者消息，運營者還會把女孩帶到線下性侵，並同步向線上會員直播。
“N號房”被劃分為多個等級，不同等級的房間內性犯罪程度不一，付費標準不同，“博士”趙主彬開設的房間最高需繳費150萬韓元（約8500元人民幣）才能進入；由於“產品”特殊，受害者甚至被分門別類，以滿足不同“主題”。
在“N號房”臥底期間，韓媒記者平均每天潛入約30個房間，所有房間單日均有數千名男性參與，在每個房間內，單日上傳和分享視頻最多可達1.5萬條；2019年初，有“端對端加密”“閱後即焚”功能的Telegram更是成為Google商店在韓國下載量增長最快的APP之一。
“（臥底記者）親眼看到了在男廁所裏裸體躺在地上的孩子們，她們似乎是按照指示親自拍攝並發送視頻，看了幾個之後無法相信這是事實，那天晚上做了一個地獄般的噩夢。”
韓國媒體人解說“N號房”運營模式（圖源：韓媒）
偷拍
“N號房”主犯趙主彬落網後，警方在其家中搜出1.3億韓元現金，目前已被確認的贓款總額超過33億韓元（約1900萬元人民幣）。
盡管趙主彬拍攝的視頻是幾代運營者中最殘忍變態的，其身邊人卻從未對這位“在校成績優異”的首爾某專科學校畢業生起過疑心，對他的印象是“在哪裏都可以看到的安靜的孩子”。
而“N號房”高達26萬的會員總數，以及視頻二次傳播後招致的更多觀看者，更讓韓國舉國震動。有網友表示，“韓國總人口才5000多萬人，基本等同於韓國女性每遇到100個男性，其中就有一個可能是‘N號房’會員。”
根據韓國警方的統計，2012年至2017年間韓國偷拍類犯罪共計3.4萬宗，其中84.8%的受害者是女性；與“N號房”類似的“Soranet”偷拍網站，在韓國存續17年，會員數超過100萬。
如今，“N號房”及其26萬名觀看者再度將持續多年的社會膿瘡曝於人前。還有多少男性是可靠的？女性與性犯罪的距離到底有多近？韓國的下一代會否“真正生活在地獄中”？來自韓國女性的追問，近乎聲嘶力竭。
“上當的肯定不止74人，而且未成年人隻會比成年人更多”，一名因嚴重缺少生活費而被脅迫拍攝了40多段影像的受害人說道。
“‘N號房’事發後，公司HR找每位員工談話，試圖在公司內部排除有嫌疑人的可能，周圍的男性同事對此閉口不談，仿佛心照不宣其中可能有參與者一般。”一位在韓國工作的華人女性告訴島妹。
首爾大學女性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李振羲認為，偷拍現象並未被韓國政府真正重視；一位中國觀察者則表示，偷拍在韓國娛樂界或已形成某種“文化”——“綜藝節目裏經常出現搞笑類偷拍，是不是也在給人們灌輸‘偷拍無所謂，隻是為獵奇’的畸形觀點？”
一位接受BBC采訪的同類事件受害者坦言：“我覺得所有的男人都看著我，好像我隻是性對象。”而對於更多韓國女性，“N號房”像是“打開廚房的燈，忽然發現有26萬隻蟑螂衝向你”。
與此同時，“N號房”涉事會員則不乏為自己的“理所當然”辯解者。這恰恰說明了日趨極端的性犯罪，正麵臨著怎樣複雜的語境。
涉事會員在社交網絡上自我辯解
土壤
“N號房”被爆出後，輿論界出現了很多反思：究竟是怎樣的土壤，培植出了“N號房”？
Telegram等即時通訊軟件以及匿名化的網絡空間當然難辭其咎。針對性剝削的市場和需求在全世界都時有出現，而一旦轉入更加隱秘的網絡空間，這些變態內容的傳播與觀看就更加肆無忌憚。
一方麵，當現實社會中人們需要顧及的道德律令在匿名世界中難以形成約束，價值觀決堤、跌破下限就不再是什麽新鮮事；另一方麵，侵害以特定的形式發生，一定程度上又折射了其所處的社會權力結構與文化環境中的問題。
有受訪對象將韓國根基頗深的等級製度和父權文化視作“N號房”的深層土壤：“韓國曆史上並未就父權性別製度作顛覆性革命，男尊女卑或者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有很大可能從前現代延續下來，最終與資本主義體製下的物質主義和由經濟地位決定的權力結構‘合流’。”
在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中，1982年（時間很現代）出生於首爾（地點也很現代）的女主人公從小到大的經曆，就反映出了韓國女性在這一社會-文化土壤中的際遇：
家裏最好的東西隻給弟弟；上了中學，要提防地鐵、公交車上的鹹豬手；入職公關公司，下班不得不忍受客戶的黃色笑話和勸酒；31歲結婚，隨即辭職成為全職母親，被社會嘲笑為“媽蟲”；最終不堪重負，患上精神分裂症……
耐人尋味的是，這樣一部反映現實的影片，從籌備之始即陷入輿論漩渦，無論是閱讀原著的女明星，抑或是參演電影的女演員，都成了眾多韓國男性攻擊的對象。
而在近年來的韓國，隨著經濟不穩、社會焦慮的加劇，以及廢除戶主製、出台性暴力及家庭暴力特別法等政策變動，“女性龍卷風”似乎形成了某種對性別權力結構的“威脅”，被一部分韓國男性視作“假想敵”。
韓國統計廳數據顯示，雖然該國男性平均月薪仍是女性的1.7倍，但女性遭受性暴力和約會暴力的比率在過去幾年大幅飆升。
韓國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後續
“博士”趙主彬被拘捕後，有人在韓國“青瓦台國民請願”係統發起請願，要求公開犯罪嫌疑人身份、公示26萬名會員信息，兩項請願現已得到逾500萬韓國民眾的支持。
3月23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向受害女性表示慰問，並下令徹查“N號房”事件，要求警方組建特別調查組，對26萬名會員進行徹底調查；為防止二次傷害，政府也將爭取在3周內為“N號房”受害者更換身份證號碼。
截至3月24日，警方已逮捕包括主犯趙主彬在內的18人，並鎖定了另外124名嫌疑人。但韓國《京鄉新聞》援引韓國國會議員表蒼園的分析稱，雖然趙主彬犯罪性質十分惡劣，但“按照現行韓國法律，其最多可能獲刑10年”。
多位受訪者向島妹強調，在韓國現行法律中，針對網絡性犯罪的刑罰很輕：
《青少年性保護法》第11條規定，持有未成年人性剝削材料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2000萬韓元（約11.5萬元人民幣）以下罰金；《性暴力犯罪處罰等相關特例法》第14條規定，對於偷拍與散布他人隱私的行為，將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若攝影時得到對方同意，隻是擅自散布或出售攝影內容，則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萬韓元（約2.9萬元人民幣）罰金。
日前，韓國檢方要求對昵稱為“Watchman”的第二代運營者判處3年零6個月有期徒刑；再往前追溯，偷拍網站“Soranet”至今有主犯未被緝拿歸案；十年前為商界名流、高層精英提供“性接待”的女星張紫妍案，前後經曆4次“不了了之”。
盡管韓國政府稱要就“N號房”事件製定“杜絕網絡性犯罪的根本對策”，但別忘了，整整一年前的“勝利門”（參看島文《席卷韓國的大醜聞會怎樣收場？》），雖然已“賭上檢方和警方各自組織的命運”，最終兩位主犯不過被判了6年和5年有期徒刑，李勝利本人至今未獲實質性判決。
“N號房”事件的調查結果會否有另一番命運？即便是在“一部電影就能改變社會”的韓國，這一問題也依然令人疑惑。
華客網：震驚韓國的“N號房” 最恐怖的究竟是什麽？(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