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年前，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人口按幾何級數增長，而糧食隻能按算術級數增長。這樣，人口增加到一定程度便出現糧食緊缺、人地矛盾，不可避免地反複出現饑饉、戰爭和疾病。（《人口原理》，馬爾薩斯）
這就是困擾人類千萬年的“馬爾薩斯陷阱”：
一次次如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的傳染病，一次次如伯羅奔尼撒戰爭、百年戰爭、一戰二戰的大規模戰爭，一次次如孟加拉大饑荒、印度大饑荒的大災難，擄走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將人類鎖定在“囚徒困境”之中。
自牛頓、斯密、洛克以降，人類拾得科學之光、市場之器、製度之盾，總算衝破“千年停滯”之陷阱，乘上報酬遞增之快車，跳出了馬爾薩斯陷阱。
不過，每當技術革命步入尾聲，技術擴散紅利衰退，世界陷入低增長，人類便滑入馬爾薩斯陷阱。
千禧年之後，第三次技術革命紅利逐漸消失，納米、基因、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無人駕駛等“雷聲大雨點小”，世界經濟逐漸步入低增長。
2008年，這場大危機直接將世界推向繼1850年前後、1930年代之後的人類近代第三次馬爾薩斯陷阱：
資產泡沫崩盤，債務危機爆發，民粹主義泛濫，歐洲政治鬥爭激烈，傳統政客失勢，意識形態衝突，社會愈加撕裂，貨幣發行失控，貧富差距擴大，貿易摩擦加劇，全球化治理倒退，全球化大退潮。
“馬爾薩斯陷阱”從來都沒有離開，隻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其本質是：零和（負和）博弈，存量廝殺。
在低增長的全球化時代，這場新冠疫情，刺破資本泡沫，引發全球恐慌，將世界徹底地推入馬爾薩斯陷阱之中，具體表現為：
全球化時代的生存危機（傳染病），貨幣超發掠奪財富，人為製造金融危機，還伴隨著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以及地緣政治軍事衝突。
結合本次疫情與股災，分析當前及未來全球化時代的馬爾薩斯形態社會。
01
病毒全球化
馬爾薩斯陷阱的推手
去年，在“馬爾薩斯陷阱”係列文章中，我並沒有將疾病（傳染病）納入研究範圍。
或許，很多人與我一樣，早已將天花、鼠疫、流感等大規模傳染病，排除在當今人類威脅名單之外。
但這次新冠疫情，再次告訴我們，人類對病毒依然知之甚少。未知的傳染病，依然對人類的生存構成巨大的威脅。
加上，在全球化時代，病毒全球化特征極為明顯，病毒伴隨著人流、物流在全球快速傳播。僅三個月時間，新冠疫情已遍布各大洲（南極洲除外）各主要國家，全球感染人數破百萬，死亡人數超過三萬。
如今，新冠疫情已“世界大流行”，遠遠超過2003年SARS擴散程度。SARS是一場來去無蹤的傳染疾病，至今亦無疫苗和特效藥。
還有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這場人類史上最致命的傳染病，造成全世界10億左右人感染，死亡人數超過5000萬，而當時世界人口不過17億。
再往前追溯，地理大發現後，歐洲人將天花帶到美洲，導致90%的印第安人被感染死亡（《槍炮、病菌與鋼鐵》，賈雷德·戴蒙德）。
當今全球化時代，高速流動的社會以及落後的全球化治理，將加大傳染病的傳播力度，以及引發各種次生災害，比如股災、經濟危機、國家衝突。
所以，傳染病，新冠疫情，在這次馬爾薩斯陷阱中扮演著一種特殊的角色——推手。
新冠疫情，引發一係列次生災害，將世界推進了馬爾薩斯陷阱之中：
一、新冠疫情刺破了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累積的全球貨幣泡沫，加劇實體經濟衰退、企業倒閉及工人失業，再次將世界經濟鎖定在低增長區。
二、美國政府啟動“戰時級別”的救市，美聯儲“無底線”地為市場提供資金，預計將增加經濟的負債率，加劇市場的脆弱性，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化，將美聯儲的獨立性原則破壞殆盡，或在將來引發更大的危機。
（第二部分詳細分析）
三、疫情按下全球化暫停鍵，各國“閉關鎖國”，全球產業鏈硬脫鉤，大批外貿訂單被取消，重創原本正在退潮的全球化。
四、部分國家爭搶戰略物質，暫停糧食及部分重要醫藥用品出口，甚至扣留防護物資。
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認為，這場危機可能會加劇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和歐洲一體化的減弱。
哈佛大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說：“COVID-19將創造一個開放度、繁榮度和自由度更低的世界。”
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也表達了類似的擔憂：“我們將走向一個更加貧乏、吝嗇和狹小的世界。”（WeLens ，Lens）
大疫之下，我們看到一個愈加撕裂的世界。
世界為何會走到如此地步？
技術停滯與製度退化，是馬爾薩斯陷阱出現的兩大條件。
如今，底層技術革新進入低潮期，全球化市場加劇了疫情的傳播，落後的全球化治理（製度因素）又在病毒防控麵前一敗塗地。這是我們今天所麵臨的挑戰。
在中國，疫情防控的主體是大政府，其方式是戰時管控，中斷市場，政府調配。中國的行動證明這種方式是有效的。
在高度市場化的國家，疫情防控的主體是大市場大社會高效政府，其方式是平衡防控，即控製病毒與社會經濟運行同步，依賴於領先的醫療技術、完善的公共衛生服務以及相對高素質的國民。
目前，日本、韓國、新加坡、德國采用這種方式獲得一定的認可。
但是，總體來說，歐美國家在這次病毒防控中存在不少問題。
其中最為關鍵的原因是，他們信任了全球化市場，但是忽視了全球化治理的落後。
在全球化時代，全球化治理本身具有一套病毒防控模式。全球化是疫情擴散的加速器，同時在防控病毒方麵也具備它的一套邏輯：更發達的市場，更先進的醫療技術，更緊密的國際合作。
這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但是，由於全球化治理的落後與倒退，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後，全球化反而成為了全球開放經濟國家的重大威脅。
全球開放經濟體被迫回歸到國家治理模式之中“掙紮”：他們擔心“閉關鎖國”重創高度國際化的市場經濟。
但是，病毒是無情的、殘酷的。
以意大利為例。
意大利是全球疫情的重災區，確診人數多，死亡率高。為什麽？
一是前期政府效率不高，二是公共醫療資源不足。
意大利的醫療技術在全球非常領先，但是公共醫療建設滯後，檢測試劑盒緊缺，很多患者未被檢測、未被發現。同時，重症醫療資源不足，全國ICU床位隻有5000張。相比之下，日本的千人病床數量排名世界第二。
若往前追溯，意大利的問題源於2008年金融危機觸發的債務危機（歐債危機）。債務危機導致意大利民粹思潮泛濫，政治勢力更迭，政府威信與效率受挫；同時財政羸弱、債務如山，導致公共用品，包括公共衛生資源，供給不足、更新滯後。
為什麽意大利會爆發債務危機，而德國卻沒有？
意大利的債務危機與歐盟的治理有很大關係。歐盟是當今全球化治理最先進的體係，但是內部依然矛盾重重、債務問題突出。
1999年，歐盟實行統一貨幣——歐元，當時意大利的財政並不滿足加入歐元區的條件，但是它作為五大創始成員國“破例”入圍。
此後，意大利糟糕的財政為歐元區埋下隱患。在統一的貨幣體係下生存，相當於與博爾特（德國）綁腿跑步，財政實力不足的意大利被甩到後麵，弄得人仰馬翻，債務日益高漲。
歐元區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央財政，以平衡弱經濟體、弱財政國。這是歐盟治理模式中的重大缺陷。
在歐盟內部，商品、資本與人快速頻繁流動，意大利淪陷後，新冠疫情迅速占領歐洲。
我們主要看德國。德國確診人數規模巨大，但是死亡率極低。同在歐盟體係內，德國與意大利走向了兩個極端。這是為什麽？
在歐元區內，德國是歐盟的頂梁柱，經濟實力強勁、財政狀況較好，其財政政策與歐元區的貨幣政策契合度高。換言之，德國獲得了較多歐洲一體化的紅利。
所以，德國一直是歐元區的受益者，其政府信用較高、執行力強，醫療技術先進，公共衛生資源充足，尤其是應對疫情亟需的檢測試劑盒、重症監護病床和ECMO（體外膜肺氧合）。
平日，德國醫院的重症監護病床達28000張，比歐洲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3。根據世衛組織2018年的數據，德國醫院平均每千人有8張床位，意大利隻有3.2張。
據世界銀行的官網數據統計，德國平均每1000人就有13.2名護士，美國的這一數字為8.6，意大利隻有5.9。在本次疫情中，護士比例高的國家，死亡率明顯更低。
德國政府從德國精密醫療設備製造廠商德爾格沃克采購了10000台呼吸機，德國呼吸機總數達到了38000台。
還有重症患者急救關鍵設備ECMO，目前世界三大ECMO技術掌握在意大利、瑞典、德國、英國及美國公司手上。德國具
備這一產品的生產能力，同時擁有較大量的存貨。
中國尚無法國產，全國隻有400多台，本月曾向德國緊急采購了16台ECMO。
當然，死亡率遠低於意大利，還要一個重要原因是，德國新冠患者的平均年齡遠低於意大利。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德國作為歐盟“帶頭大哥”，援助了意大利和西班牙。德國將空客改裝為“ICU”救援機，從意大利空運重症患者到“德意治”。
“疫情之下，歐洲必須團結起來。”
德國前聯邦環境部長、聯邦議員特裏廷認為，“我們要知道，這不是一場德國危機，而是一場全球性危機。”
不過，全球範圍內撕裂已不可避免。疫情之下，全球產業鏈硬脫鉤，一些國家開始自建產業鏈，適應“閉關鎖國”的日子。
“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口號，孕育著反全球化、保護主義、國家主義的不安思潮及對立情緒。
這次疫情，是國家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更是全球化治理的一次考驗。“風月同天”，人類如何在一個“平的世界”裏一起賺錢、一起生活，同時一起抗擊病毒？
迄今為止，疫情全球化將全球化治理撕得支離破碎，世界衛生組織信譽掃地，國家主義完勝，大政府主義抬頭。
病毒，穿過千瘡百孔的全球化治理，徹底地將世界推向馬爾薩斯陷阱。
02
央行計劃性
馬爾薩斯陷阱的獵手
國家治理以及全球化治理，是當今人類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的關鍵。
可惜的是，全球化治理一敗塗地的同時，
國家治理也節節敗退。
新冠疫情刺破了累積十餘年的全球貨幣泡沫，同時加速衝擊實體經濟。
美國政府啟動“戰時級別”的救市計劃，資金高達2萬億美元。美聯儲提前進入大危機管理模式，將利率下調至零，無限量購買國債，繞過商業直接向企業、家庭、個人貸款，購買公司債和ETF債券。
顯然，美國政府及美聯儲將新冠疫情定義為一場社會危機或“災害”。這次“無底線”救援超出了“救市”範疇，未嚐不可。
但是，這次救援行動徹底惡化了美聯儲的獨立性及治理模式——美元與美債“合體”，美聯儲與聯邦政府“合謀”。
如今的世界，已經徹底進入了“央行計劃經濟時代”，一個理性預期的泡沫時代。
當經濟下行時，央行開啟寬鬆閘門，當經濟過熱時，央行開始緊縮。即便發生大危機，央行實施“無底線”救市，將危機拖延、分散與轉嫁。如此反複操作，世界似乎盡在央行之手。
受資本邊際收益率遞減規律的支配，美聯儲在一次次“不對稱操作”中，進入零利率的死胡同，捉襟見肘、繳械投降。
在這次救援行動中，美聯儲突破了“最後的貸款人”的界限，使出十八般武藝，成為了“最後的買家”。
這種“無底線”救市，表麵上救民於水火，事實上是公然上演最惡劣的財富存量掠奪。
美聯儲與美國政府維持著一種低效的製度：低通脹、低利率、低增長、高泡沫、高杠杆。這種製度下，低通脹安撫窮人，低利率激勵富人，中產則長期受害。
“貨幣盛世”之下，誰越接近鑄幣權，誰就更有機會獲得更多財富。
當直升機撒錢時，撿到錢的人相當於搶奪了他人的財富；沒有撿到的則被他人掠奪。房地產、金融、基建、大型企業，靠近水源地；軟件、設計、知識服務、製造業、藍領工人，則遠離水源地。
首先，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政府、建製派及華爾街金融機構。
美聯儲被美國政府綁架，美國政府長期從美聯儲手上攫取貨幣發行權的壟斷租金，借此大規模擴張國債，以滿足福利民粹之需換取政治選票。
低利率刺激資產價格膨脹，美國金融機構及富人的財富大幅度增加。資產價格膨脹，抽離了實體資金，不利於實體製造企業及藍領工人的收入增加。長期被低通脹迷惑的窮人，與富人之間的財富差距越來越大。
再看中產。房產，是富人的財富，卻是中產的真實債務。富人可以做資產配置對衝風險，而中產財富多壓在房產上動彈不得。
事實上，每一次金融危機，每一次救市，每一次貨幣超發，都是一次大規模的公開的存量財富掠奪，都加劇了貧富差距、經濟結構及社會失衡。金融危機爆發，中產的財富大幅度縮水；每次金融危機後，富人的財富反而增加。
美國的貧富差距從1980年代開始持續擴大。這四十年，是美國金融混業時代，資產價格膨脹的時代，也是美國貨幣超發的時代。金融繁榮、資產價格膨脹、貨幣超發疊加救市行動，大幅度地加劇了貧富差距、經濟失衡及社會分裂。
所以，這次馬爾薩斯陷阱最為顯著的特征便是，貨幣超發引發大規模的財富存量掠奪。
如今的貧富分化與20世紀存在顯著差異：窮人與失業者獲得更多生活保障；中產階級納稅高、負債高，真實財富受到擠壓；高收入階層受益於資產泡沫，財富規模暴增。
以本次救市為例，美國政府的救濟金額高達2萬億美元。其中，向個人最多支付1200美元、夫妻2400美元、每個子女額外500美元；向小企業提供3500億美元貸款，用於支付薪酬、工資和福利；建立一個5000億美元的納稅人資金池，給企業提供貸款或貸款擔保。
美聯儲購買國債給政府融資，購買抵押債券、ETF債券、企業債給金融市場輸血，同時也直接向企業貸款。可以看出，美國政府試圖保障低收入者和失業者，美聯儲則供養富人、金融機構。
這種做法不斷地推動美國從橄欖型社會走向冪律型社會：
美國政府迎合民粹勢力，靠舉債提供大規模的社會福利，為最底層民眾兜底；中產階級被壓縮，真實財富縮水，生活處境更加艱難；頂部的富人則受益於美聯儲持續寬鬆貨幣刺激下的金融資產價格膨脹。
我曾判斷：“若未來資產價格再次崩盤，又將進一步將世界推向馬爾薩斯陷阱3.0的深淵。”
“資產價格泡沫崩盤，是對這一馬爾薩斯行為最嚴厲的懲罰。但這一懲罰，回頭又會促成救市之行動，掀起更加狂暴的存量掠奪。”
“這似乎是一個死循環。”
若從製度變遷的角度來看，這是國家治理的倒退，簡單概括是美債美元化，美聯儲政治化。
在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將貨幣政策提到凱恩斯主義的財政政策的高度。弗裏德曼擔心貨幣政策將成為新的“利維坦”，建議將其關進籠子裏，以立法的方式固定貨幣發行量。
顯然弗裏德曼的建議無法被采納，但這頭“利維坦”，後來被施政者異化為比財政政策更加凶猛的幹預工具、財富掠奪工具。
當今世界處於底層技術周期底部，疊加全球化治理倒退，國家治理倒退，世界又怎能不滑入馬爾薩斯陷阱呢？
03
全球化治理
馬爾薩斯陷阱的作手
疫情期間，兩大宏觀主題備受關注：一是傳染病改變曆史；二是大危機、大蕭條爆發的概率。
如今，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疊加史詩級的股災，還有被動的“閉關鎖國”，很多人都在擔心，疫情過後這個世界會變成什麽樣子？
有人擔心，世界將爆發類似1930年代的大蕭條及大動蕩。
最近，橋水創始人達利歐多次強調，如今的世界與1930年代非常相似，債務膨脹，央行無力回天，民粹主義崛起，國家及意識形態激烈衝突，世界秩序麵臨重塑。
我們看看，如今的世界與1930年代到底有多少相似之處。
從1929年到1939年間，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麽？
1929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危機爆發，之後持續多年的大蕭條；
大蕭條引發社會危機，民粹勢力崛起，大政府主義登台，美國羅斯福持新政入主白宮後，單方麵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提高關稅，發起貿易戰；
緊接著，歐洲各國紛紛效仿，以鄰為壑，“高築牆，廣積糧”，全球化大退潮；
在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簇擁下，納粹黨上台，德國經濟開始軍事化，希特勒不是“緩稱王”，而是要開始吞並歐洲；
希特勒先與英、法、意在慕尼黑會議上獲得了蘇台德，接著吞並了捷克斯洛伐克，然後與“北極熊”合謀，瓜分波蘭；
東亞這邊，日本軍國主義迅速得勢，日軍對中國發動全麵入侵戰爭；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麵爆發。
1930年代是人類近代社會一次極端的馬爾薩斯陷阱（近代第二次）：爆發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大危機、大蕭條以及最殘酷的世界大戰。
這次馬爾薩斯陷阱具備兩個重要條件：
一、技術周期底部。
通常，底層技術革命的周期為100年左右，技術紅利期為50年左右。
進入20世紀後，第二次工業革命（19世紀60年代）的技術紅利逐漸消失，世界經濟增長動力衰退，存量財富爭奪加劇，一戰爆發。
一戰後的1920年代，美國經濟異常繁榮，大量黃金、資本進入美國金融市場，製造了虛假的“柯立芝繁榮”。
這其實是滑入馬爾薩斯陷阱前的“回光返照”：
當實體經濟投資收益率下滑，越來越多資本在金融市場中空轉，推高經濟杠杆率及金融資產價格。當股市突然崩盤，進而衝擊最弱的實體經濟，大危機爆發。
嚴格上說，近代第二次馬爾薩斯陷阱包括一戰、大危機、大蕭條與二戰。時間跨度長達40年左右，均處於第二次技術革命周期底部，第三次技術革命的前夜。
二、製度建設倒退。
當技術衰退，經濟低迷，收入下降，國家製度及國際秩序往往遭遇嚴峻的挑戰。
比如，一戰爆發時，歐洲打成了一鍋粥，歐洲將國際黃金標準的管理權交給了隔岸觀火的美國。
國際黃金標準是當時的以金本位為基礎的國際貨幣體係，美國的任務是負責在戰爭期間維持這一體係運行，避免黃金貶值。
當時剛剛成立一年的美聯儲接手後很快就破壞了這一國際規則。一戰促使大量黃金流向美國，美聯儲打破了黃金標準，大幅度抬高美元，讓黃金快速貶值，試圖以美元取而代之。
黃金標準被打破，導致黃金的神聖地位被動搖，歐洲人開始對黃金、對金本位產生了不信任感。這間接導致一戰後的國際貨幣體係四分五裂、動蕩不安，國際交易成本極高。
又比如，一戰後，戰敗國德國遭受製裁，國內爆發人類史上極為罕見的通脹，馬克淪為廢紙，社會秩序混亂，民不聊生。
當時，德國國內民族情緒及工人運動高漲，納粹黨脫穎而出。
德國曆史學派鼓吹“德國特殊論”；克虜伯的繼承人加入德國納粹黨，克虜伯帝國成為了希特勒的戰爭機器；流亡荷蘭的威廉二世，還為希特勒提供了200萬馬克的援助。
可見，當世界進入技術底部周期，國家製度及國際秩序一旦遭到破壞，這兩個因素疊加，人類將不可避免地滑入存量廝殺的馬爾薩斯陷阱。
再看當今的世界，是否存在這種危險。
第一，與上次馬爾薩斯陷阱類似，目前世界也處於底層技術周期的底部。
上次技術革命爆發於二戰後，石化、航空航天、核能、半導體、計算機等軍工技術市場化，給五六十年代的歐美世界帶來持續繁榮。
接著七八十年代開始，通信技術、電子產品、互聯網、精密製造、生物技術等再掀波瀾，歐美經濟持續增長。
但是，進入90年代，技術紅利隨著技術擴散路徑而逐漸遞減、消失，世界經濟增長逐步進入低增長區：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後陷入持續低增長；德國在東西德統一後，經濟增速穩步下行，歐洲在千禧之年已進入低增長區；憑借信息技術的壟斷力量和美元紅利，美國經濟撐到了21世紀，但最終被2008年金融危機終結；危機後，韓國及亞洲新興經濟體衰退，阿根廷、俄羅斯、土耳其遭遇貨幣危機，金磚國家“變色”。
如今，備受期待的納米技術、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無人駕駛、基因技術依然“雷聲大雨點小”，尚未完全進入大規模商用、量產階段。
反過來，過去十多年，隨著技術動力衰退，越來越多資本進入金融市場空轉，類似1920年代的美國，推高了資產泡沫和經濟杠杆。
比如，2007年次貸危機前，寬鬆的貨幣政策及金融管製助長房地產泡沫及金融衍生品；危機後，量化寬鬆推動美股十年大牛，美債急速膨脹；同時，中國房地產連戰連捷；還有2017年，比特幣及數字貨幣泡沫。
所以，這輪馬爾薩斯陷阱應該始於2008年大危機。這次疫情及股災，讓世界深陷其中。
第二，製度建設同樣在倒退。
與1930年代不同，當今世界的全球化程度高很多，國家權力受到全球化的削弱。如今國家的經濟主權更弱，執行效率更低。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國家製度建設倒退，因為全球化治理正在替代國家治理。
但是，這次疫情及股災同時暴露了全球化治理和國家治理的兩大短板。
全球化治理方麵：
一、世界衛生組織，作為聯合國的下屬機構，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受到諸多質疑，公信力大減；同時，在應對疫情“世界大流行”時，力量非常有限。
二、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全球最大貿易體係，其自身規則滯後，仲裁機構長期停擺，近些年國際貿易摩擦激烈，亦毫無作為；同時，針對當前“閉關鎖國”，一些國家禁止大米出口，攔截口罩等醫療資源等問題，尚未建立“病毒全球化”的應對方案及相關規則。
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全球“央行中的央行”，尚未建立一套適應全球化的跨國貨幣體係（特別提款權的行使權力受約束）；同時，任由經濟全球化與貨幣國家化的矛盾惡化，任由美聯儲數次量化寬鬆，美元任意貶值，客觀上破壞他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造成“禍水東引”、“轉嫁危機”。
再看國家治理方麵。
這次新冠疫情，促使世界各國快速地從全球化中撤回到國家行政主權之內，可能逐步回歸到國家經濟主權。
新加坡、俄羅斯、澳大利亞較早封閉國門，抑製疫情進一步擴散。行動緩慢的歐洲、美國則被大麵積感染。歐美國家相信全球化市場，但是忽視了全球化治理的失敗。
一旦“閉關鎖國”，退回到國家主權之內，國家治理的退化將給他們帶來極大的麻煩。比如，政府沒有能力進入戰時管製，沒能力重建已丟失的產業鏈。
最後，隻能使用一種辦法：兜底。
美聯儲的貨幣閘門完全敞開，美國政府予求予取，為整個社會兜底。救援行為本身沒問題，但背後卻體現了國家治理倒退——聯邦政府完全轉向攫取貨幣壟斷租金，美聯儲被國債綁架喪失了獨立性。
這種“兜底”方式潛藏著社會矛盾，窮人獲得保障，中產受損，富人更富，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同時，政府負債率持續上升，債務風險巨大。
事實上，從1930年代到二戰期間，美國負債率持續上升。而這次，如果2萬億救市計劃實施，美國的負債率將達到二戰期間的最高水平。
二戰後，技術革命爆發，經濟持續繁榮，美國政府征稅，燙平了那次債務脈衝。這次，該如何化解呢？
總體來看，當今世界處於技術周期底部，製度建設亦在倒退，但相較1930年代，全球化程度更高，社會福利水平更高，且有核武器製衡，這次馬爾薩斯陷阱不太可能出現較大規模戰爭。
這該怎麽辦？
技術創新和製度革新，是人類跳出馬爾薩斯陷阱之關鍵。
如果全球化治理未能提升，各國該如何度過技術周期底部，“靜待”下一次底層技術革命的到來，帶領世界走出這次馬爾薩斯陷阱？
需要說明的是，技術革命並非一定會到來，技術創新源自人力資本的積累及有激勵性的製度。
下麵我主要說三種模式：美國模式、日本模式與德國模式。
這三個國家，人力資本都非常雄厚，關鍵看製度是否具有激勵性。
美國模式，可以理解為“刀鋒模式”。
從絕對麵來看，美聯儲與聯邦政府的製度退化，有助於保障底層社會，有助於富人及金融機構創富，不利於中產、實體經濟及技術革新。
但是，從相對麵來看，美國利用其軍事、政治以及美元作為“世
界貨幣”的優勢，一次次地在泡沫危機中化險為夷。即便是在金融泡沫之下，依然有大量資本、人才加入美國，其創新能力依然首屈一指。
所以，美國模式有機會突破馬爾薩斯陷阱，但過程無疑是動蕩不安、驚心動魄的。
這種模式獨一無二，僅此一家。它利用了全球化後治理的脆弱，“攫取”全球人才與資本之精華，而後成其大。當然不可否認，美國最大的優勢可能是其製度的可修複性。
日本模式，可以理解為“裝死模式”。
自泡沫危機後，日本在痛苦中艱難轉型。日本政府大力支持基礎科研，日本企業往上遊基礎技術轉型，如今日本已經積累了包括精密機床、機器人、半導體材料、大型核電、氫燃料、能源存儲技術、生物科技等核心技術。
日本的優勢是藏富於民、貧富差距小，經濟穩定性更強。但是，日本是富了民眾窮了政府。日本政府負債率是全球最高的，高達253%，遠超美國。日本央行是日本股市、大型財團真正的買家。
所以，日本一個突出特點是，風險全部集中到政府手上，民眾富有，社會福利好，居民負債率相對低，房地產和金融泡沫低，但政府負債率極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的負債基本源自本土，很少外債。
所以，日本模式是政府挑重擔，全民共度難關，悄無聲息地“靜待”技術革命到來。
德國模式，可以理解為“穩健模式”。
經曆了兩次世界大戰後，德國人一怕打仗，二怕通脹。
近70年，德國的通脹控製得很好，政府負債率和居民負債率都不高，資本市場不繁榮，金融風險低，銀行與大型製造業捆綁，支持製造業深耕細作、技術創新，大型實體的現金儲備較多。
德國的弱點不太明顯，目前及未來最大的麻煩可能來自歐盟的分歧與分裂。
在應對本次疫情時可看出，日德更加穩定，美國相對大起大落。
不過，美德日及他國若要以技術突破這次馬爾薩斯陷阱，皆離不開全球化市場。因此，亟需重塑全球化秩序，提升全球化治理水平。
最後，滑入馬爾薩斯陷阱的國家與人生是不幸的，盡量收起鋒芒，“靜待”花開。
華客網：世界或已隨疫情滑入“馬爾薩斯陷阱” 美國最有希望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