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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平觀察:任誌強與“紅二代”的曆史良知(圖)

China Hubei Ren Zhiqiang ehemaliger Vorsitzender von Huayuan Property

 
地產商、紅二代公知任誌強因為激烈批評習近平抗疫而失蹤。時評人長平披露,紅二代分為三類,其中具有曆史良知的人士唯有與中共決裂一途。

任誌強的失蹤,是中國抗疫的故事,也是公知的故事,還是紅二代的故事。

新冠病毒引發的疫情在全世界肆虐,讓中國大外宣有了用武之地,企圖推銷抗疫的中國模式。然而,中國模式的核心之一,是西方國家難以偷師的,那就是控製媒體,阻斷信息,打壓吹哨人,拘捕批評者。

網民傾巢而出悼念吹哨人李文亮醫生,萬眾傳頌喊出老子到處說的艾芬醫生,絲毫沒有妨礙中國當局讓報道武漢疫情真相的公民記者陳秋實、方斌和李澤華失蹤,拘捕勸習近平讓位–因其包括延誤武漢疫情防治在內的治理無能–的公民運動活動家許誌永和他的女友李翹楚,軟禁憤怒痛斥此次疫情災難將政體的德性窳敗暴露無遺之際,抖露了前所未有的體製性虛弱的學者許章潤。

最近的一位失蹤者是
紅二代公知任誌強。3月初,一篇對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抗疫無能而且自我吹噓予以激烈批評的文章流傳於網絡。直到數日後確認任誌強失蹤之前,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他是作者的傳言。文章譴責中共打壓新聞自由:

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的暴發,恰恰驗證了當媒體都姓黨時,人民就被拋棄了的現實。沒有了媒體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實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製的重病共同傷害的結果。

對習近平的親自指揮進行了無情的譏諷:

那裏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醜。盡管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也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

兩大公共話語窮途末路

十年前我在台灣訪問的時候,有學者對中國大陸的一個現象感到困惑,問我道:為什麽地產商們紛紛登上大學講台談人生談哲學?一個成功的商人,受邀到大學課堂做嘉賓也不見怪。但是,幾乎所有大公司老總尤其是大地產商都成為媒體明星和公共知識分子,不僅談論投資和市場,而且對政治、哲學和人生價值侃侃而談,的確是中國大陸一個特有的現象。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在通過六四屠殺將政治改革話題打入冷宮之後,中共當局在兩大主題方麵給中國和世界製造出希望的幻象:一是依法治國,二是市場經濟。我所從事的媒體行業,法治記者和財經記者活躍起來,分別出現諸多兩類專業記者培訓機構和研討會議。相應的
,法律學者和企業家成為媒體的坐上賓。樓市的叱詫風雲,更讓地產商享有了娛樂明星的出鏡頻率。

2009年新浪微博問世之後,用傳統媒體方式引進和改造了以平民化為口號的國外社交媒體平台,設置身份等級,製造明星大V,引導焦點話題。任誌強等地產商以明星身份受邀,以公知姿態發言,迅速成為擁有數千萬粉絲的在言論市場公眾人物。他們的發言主題也以法治和市場為主。

之所以追述曆史,強調多年來的公共言論領域–依法治國和市場經濟,是因為二十多年後人們回頭看去,這幾乎從一開始就是騙局,當局既沒有真正依法治國,也沒有誠心搞市場經濟。習近平2012年上台之後,幹脆把兩塊遮羞布扯下,顯現出皇權政治的野心。這兩大領域的公共話語窮途末路。

宮廷陰謀還是個人呐喊

任誌強在地產商公知中尤其引人注目,因為他顯得膽大直率,口無遮攔,人稱任大炮;還因為他的紅二代身份。他的父親任泉生曾任商業部副部長,他本人也跟俞正聲、王岐山等高層官員過從甚密。有人認為,正因為有後者作為保護,前者才得以通行。

在一定程度上,事實的確如此。但是,這種理解很有可能簡化了紅二代和當權者的關係。一位知情者對我說,紅二代並非整齊劃一的群體,而是大體分為三類:一類作為特權階層分得大塊領地,埋頭各自經營;一類對習近平執政強烈不滿,但是樂見江山回到自己人手裏;還有一類,則深刻反思父輩革命道路,痛惜今日中國變成與他們追求的民主自由相反的專製政治,悲憤不已。

這位人士認為,任誌強經過多年思考,正在成為紅二代中的第三類。盡管他曾經的理想是做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也曾為六四鎮壓辯護,但是習近平專製讓他看到體製的弊端和中共自身的毒害。他的批評文章並非某個宮廷陰謀的一部分,而是個人發自內心的呐喊,正如他寫道:

中國執政黨用隱瞞前期疫情暴發的原因,靠後續封城的舉國之力,騙取了世衛組織的信任,並贏得了國際的稱讚。但身曆其中的中國人卻難以再次欺騙。生活在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的人,也許並不知道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痛苦,但中國人知道這次疫情的暴發和所引發的一切本不應出現的痛苦,都來自於這個嚴禁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體製。

紅二代的曆史良知

在這篇文章中,任誌強對於新聞自由與疫情防治的關係以及中共與人民的利益對立的描述,無疑是十分透徹和勇敢的。上述知情者也是一位紅二代人士,其反思則更加深刻,認為父輩跟隨中共追求民主自由是曆史的誤會,紅二代身份的優越感已變成內疚感,中共專製的反省應該回到1920年建黨偉業之初始年代,即便鄧小平也不過是這個專製曆史鏈條上的一個機關而已。這位人士表示,其認同並支持台獨、港獨以及西藏人、維吾爾人的抗爭。

我想到另外一位紅二代,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的兒子、曾任總參謀部裝備部航空裝備處處長的羅宇。為了抗議六四屠殺,他於1989年辭職流亡,並撰文、著書譴責鄧小平下令槍殺抗議者,並奉勸習近平帶領中國走向民主憲政。

任誌強是否也對中共如此決絕我不得而知,但是他的呐喊顯然已經遠遠超越了體製所能容忍的範圍。無論是作為公知,還是作為具有曆史良知的紅二代,他和體製苟且合作的道路已經走到盡頭。正如上述紅二代人士的反思一樣,他對再來一次鄧小平式的改革的期待,恐怕也還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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