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降落的瞬間，他們重新有了安全感，那種死裏逃生的感覺。接下來隔離的日子裏，為了“盡可能少地麻煩別人”，他們網購了自來水過濾器，用來取代購買礦泉水，選擇吃壓縮餅幹，把垃圾存在冰箱，防止腐敗。不好意思麻煩別人，也不想引起太多人注意，這是他們的普遍心理。
上海浦東，工作人員和入境旅客
圖丨人民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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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然洗澡時突然覺得胸悶，可能因為洗得時間太長，她有點低血糖。蒸騰的水氣布滿浴室玻璃，白茫茫一片。她出來吃了塊巧克力，那是在一樓隔離的英國留學生給的。
酒店桌子上有很多東西是同一個航班的留學生支援的：充電寶、充電線、免洗洗手液、巧克力。她拿起一本書，外包裝裹著一層氣泡紙，她把氣泡一個個擠破，這是她解壓的方式。她手上的指甲油掉了一多半，她想等疫情結束，重新做紅指甲，去去黴氣。
已是到廣州的酒店隔離的第五天，但她還會做噩夢。夢見走在路上，突然發現沒戴口罩，或者突然學校決定，不讓她入學。時差的原因，她也睡不好，還有一次，夢見從房門的貓眼裏看外麵，看見了病毒。“一個圓球，渾身都是眼睛”。駐點的醫護人員給她帶了安眠藥，她才逐漸緩和一點。
3月20日從意大利回來那天，她隻帶了一個口罩和墨鏡。墨鏡充當護目鏡，“全程沒怎麽摘過，就需要拍照的時候才摘下來。”
陳楠也睡不著，翻個身，把床頭的台燈擰開。從枕頭底下掏出手機，淩晨四點多。樓下隱約能聽到大掃帚“嘩啦啦”的掃地聲，她下意識看了眼門——鎖鏈掛上了。這是她從荷蘭回國，隔離的第12天。由於時差，上完網課已經是淩晨3點，她睡不著了。
這一天可怎麽過呢？鬧鍾設在七點鍾。準時響。陳楠關上台燈。為了省電，她晚上隻開一個台燈。雖然知道疫情期間不斷電，但她還是擔心，“這個房子不能在線上繳電費。”拉開窗簾，天亮了。
她起來做飯，一般早上會做出一整天的飯。冰箱裏的蔬菜和水果不少，蔬菜有圓生菜、菠菜、豆角，“買的都是洗完就能吃的”。她以前很喜歡吃土豆，回國她沒買過，因為要削皮，果皮是多餘的廚餘垃圾。類似的考慮還有水果，她隻買蘋果、梨、小番茄這些，可以直接吃進肚子裏，香蕉、橘子、葡萄這些帶皮，不及時扔容易腐敗，她不會買。
她計劃一周最多在生鮮APP上買兩次菜，垃圾也盡量一周丟一次。社區工作人員來送菜時，剛好可以把垃圾提下去。有一次他們送來一兜水果，是親戚送來的，這算是給她“添了麻煩”，因為其中有個菠蘿，吃完菠蘿，為防止皮腐敗，她一直放在冰箱冷凍層裏，5天後扔垃圾才拿出來。
工作人員集中扔隔離點產生的垃圾
圖丨新華社
陳楠燒了壺水，用的是網上買的濾水器。她其實喝不慣自來水，但看到網上留學生因為礦泉水的事兒被罵，她心有餘悸。於是在網上看如何過濾水，買了個濾水器。“礦泉水沉，工作人員拎上來也麻煩。”
還有一個箱子，用來裝方便食品。巧克力、壓縮餅幹、方便麵等，她擔心工作人員可能有事兒不能及時送菜，就買了以備不時之需。方便食品中有一個鹵蛋和麵包，是在回北京的飛機上空姐發的。那會兒她沒心思，也不敢吃，直接擺手說不要——網上很多攻略說飛機上不要吃喝——空姐還是放在了她的小桌板上，“拿著吧，後麵時間還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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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買最少的東西和產生最少的垃圾？如何滿足基本生活和減少麻煩別人，這是陳楠想過最多的。12天前，她從北京轉運點打電話，得到社區允許，回小區居家隔離。是專車把她送回來的。簽完承諾書，在社區工作人員一路陪同下，一直到家門口。中間什麽都沒摸過，電梯按鈕、門把手，所有設施碰都沒碰過，而且戴著口罩、手套。
等待是回國當天的主要狀態。陳楠在飛機上等了近4小時，健康檢疫、過海關、坐大巴到轉運點。一路秩序井然，多數人都很自覺。穿著防護服、戴護目鏡和口罩的工作人員讓陳楠感覺到一種安全感。
填入境健康表時，她事無巨細地寫了自己的症狀和病史：花粉過敏、輕微鼻炎和咽炎、小時候得過腦炎，曾得過水痘。
有兩種特殊情況可以申請居家觀察。一是70周歲以上老年人、未成年人、孕產婦、有基礎性疾病的；二是有單獨住所，且無他人同住的，可申請居家觀察。她屬於第二種。
3月17日下午，車剛到小區門口。陳楠透過窗戶，認出了等她的社區工作人員，四女一男，最高的一個中年女性，黑色的普通口罩，外麵套了一層醫用的。顧不上寒暄，她拉著行李箱跟他們往小區裏走。那天天氣很陰，從門口到居委會，不足200米，她卻覺得異常漫長。往來的行人不少，她總感覺有很多人盯著她——從荷蘭回來，一路上太緊張了——保安亭裏的保安、查出門證的誌願者、量體溫的工作人員。
北京某小區，誌願者為進入社區人員測量體溫
圖丨新華社
居委會一個12平米的單獨小屋裏，一進門就能聞到濃鬱的84消毒水味。桌子上放著一遝社區防疫通知，四五桶84消毒液。先量體溫，給行李箱噴上酒精。
隨後開始回答一路上回答了很多遍的問題，你是誰？從哪裏來？到哪裏去？14天不出門，社區的人會給她送菜和扔垃圾。“可以點外賣、買東西，我們給你送過去，但也別頻次太高了，我們社區工作挺多的。”陳楠連連點頭，鞠躬致謝。
“那個姑娘！”
從居委會回出租屋的最後一段路，身後突然有人喊，她一哆嗦，瞬時腦補了很多場景：整個小區的人知道回來了一個留學生，陌生人過來問她，從哪裏回來？——從荷蘭回來，一路上太緊張了——回頭看，隻是社區的人提醒她：
“口罩戴反了，深色的在外頭。”
能回小區隔離並不容易。當天在轉運點，陳楠接通社區的電話，傾訴了自己的難處：回國退票和返程費用已經讓她花了近5萬，她經濟條件有限，想節約點成本。“活了30多年，第一次那麽求人。”對方說再問問領導，讓她等一會兒。
轉運點人很多，多數在打電話。有的和社區報備，有的在和家人聯係。藍色大牌子上寫著“隔離病毒，但不隔離愛”。陳楠蹲在一個人相對少的角落裏，盯著手機屏幕，像等待判決。腿麻了，她心神不寧，去了廁所，竟然在衛生間突然大哭起來。
“回國就安全了姑娘，別哭了
。”洗手池邊，一個中年阿姨給她遞紙巾，眼淚把口罩都打濕了，但她控製不住。這也是積壓了幾十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的情緒釋放。
阿姨說了很多話。不要想不開，她說，年紀輕輕沒有過不去的事。她隻記得阿姨是單眼皮、很瘦、不高，頭頂有很多白頭發。
終於，社區回電話了，同意她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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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賢在廈門的隔離酒店已經待了一周。24歲的大男孩，胃口正好，隔離點配送的標準盒飯他每餐都吃不飽，但也不好意思再要，“不想麻煩別人，當減肥了。”
有件事卻不得不麻煩。他發現，他的房間和隔壁共用一個大窗戶，中間的隔斷連接處留下一道縫。隔壁住的是一個從馬來西亞回來的人，他思來想去，決定跟駐點的醫務人員說一下。
醫務人員過來看了一圈，確實不符合隔離條件，應該給他重新安排一個房間。但酒店已經住滿，唯一剩下的是曾經的辦公室，窗外是工廠，因為房間隔音不好，汽車鳴笛聲和轟隆聲不斷。他選擇回到那個房間，要來透明膠帶，決定貼補一下。
酒店隔離點，工作人員例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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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網課的時候，他晚上12點就睡了。早上六七點，外麵的工廠開始吵。南方天氣很悶，但他不敢開空調。
不好意思麻煩別人，也不想引起太多人注意。這是歸來留學生的普遍心理。趙賢也很氣憤一些不遵守規則的留學生，但一竿子打死所有留學生的言辭，他覺得委屈。“留學生回來多數很守規矩，該等就等。”
落地廈門時，趙賢經曆了一場虛驚。他在入境表格裏填：嗓子幹，喉嚨癢。雖然知道也可能是因為慢性咽炎，但他還是如實地寫了。隨後量了體溫，37.7度，他嚇了一跳——直接安排做核酸檢測。
雖然加拿大不是疫區，但回來時已有100多例確診患者。去醫院檢查的路上，他坐在救護車上穿著防護服，心情複雜。廈門平均溫度18度左右，密不透風的防護服貼在身上不太舒服。但他想到醫務人員要全天穿著，確實挺不容易的。到醫院抽完血，做完CT已經中午12點。
他坐在醫院裏等結果，爸媽一直在微信上問他情況怎麽樣。他偶爾回幾句，就不回了，“有點煩。”等待的間隙，他找做中醫的朋友，說了自己的情況。“看舌頭，你應該就是上火了。”醫生朋友給的答複，讓他稍微緩解了一下情緒。一直到晚上6點，結果終於出來了，隻是上呼吸道感染，醫生給他開了清火的藥。
從醫院到酒店已經是晚上9點。從早上5點下飛機，他在外奔波了近16個小時，沒怎麽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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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然還在酒店隔離，但已經在網上買了很多食物，還有生活用品，都寄回了家裏。她之前學日本的山下英子斷舍離，現在她覺得，人活著要有危機意識，吃的喝的用的都得屯滿才安全。
她剛滿23歲，回國一半原因是為了父母——意大利情況越來越糟，媽媽一天三遍地問她：“今天出門了嗎？不要出門。”父母40多歲才有的她，對她萬般寵愛。隨著國外疫情升級，媽媽已經連續一個月睡不好覺，心髒病也犯了好幾次。雖然擔心學業，但她還是選擇了回來，“命沒了，一切都是0。”
意大利已確診11萬新肺患者，延長“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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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蘭時，陳楠感覺到的危險更具體，他在荷蘭的室友，是當地人。疫情發生後，他曾感冒，在家裏不斷咳嗽。陳楠很害怕，提醒他戴口罩。他說，“你是年輕人。怕啥？”說她小題大做。歐洲人對待疫情的冷靜，讓她感到恐懼。
留學生活隻進行了不到半年。那是陳楠孤注一擲的決定。2018年，30歲的陳楠遭遇公司裁員。北漂八年，沒房沒車沒戶口的大齡單身女青年，決定踏上出國留學的路。“緩一年，回來是應屆生，能落戶口。”從工作切換到學習狀態，“壓力真挺大的。”準備了3個月，她最終雅思7.0高分通過，在2019年9月順利入學。
然而還沒等到畢業，卻先等到了新冠病毒。眼前的困難是：學業如何繼續，能否順利畢業，至於未來的就業、落戶，更是充滿了未知。
“想到這些就心裏難受。”她花錢在一個在線英語外教的軟件上買了英語課每天和外教對話2個小時。利用一切機會去學習，“沒有條件也得創造條件”。有一次她的外教是來自荷蘭，剛開始對話時，她很關心地問陳楠還好嗎？中國情況怎麽樣?課程開始半小時，外教突然咳嗽了兩聲，陳楠又被拉回到了那種恐懼裏。
沒有人知道學業最終會怎麽樣。李曉然在意大利的學費照繳，網課有時差，她不知道能否順利畢業，學校暫時沒有出台什麽政策，隻能等待。趙賢也是這樣。他在加拿大的房子依然繳著房租，簽證7月就要到期了。如果到時候疫情還沒結束，他無法辦理簽證的話，不知道學業要怎麽辦。
陳楠的困境更為現實。比起其他經濟寬裕、有父母支持的留學生，一點風險都可能壓垮她。更近的問題是，她要繳納一個季度的北京房租了。回到國內，她感受到安全，同樣又感受到巨大的生存壓力。
除了做飯和學習，她已經開始委托朋友、在網上尋找兼職，做一些平麵設計。3月底，她甚至開始嚐試投簡曆，想著如果真的再有一年半載回不去，多賺錢養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陳楠身邊隻有幾個人知道她回來，她不敢讓太多人知道。隔離的12天中，她很少說話。有時候，玻璃外飛過來一隻蟲子，陳楠就觀察它，跟它打招呼。“早啊，你今天早飯、午飯吃什麽啊？”
每天稍微幸福點的時間是下午三四點鍾，房子朝西南，陽光能曬到書桌上。她會看樓下的白玉蘭和櫻花，樓上的油煙味也會灌進她的房間，有時候能聞到辣椒味，有時候好像能聽到，“刺啦”一聲的熗鍋聲。
工作人員等待旅客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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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華客網：留學生回國隔離 垃圾放冰箱:不敢麻煩人 輿論可怕(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