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它的一些信徒認為，北京成功應對冠狀病毒大流行，是對威權主義統治的有力證明。
該論點認為，盡管起步不佳，中國有能力實施大規模的遏製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將疾病控製在其境內。世界衛生組織稱其為“可能是曆史上最具挑戰、最敏捷和最積極的疾控行動”，中國當局很快將其轉化為對領導人習近平主席的歌頌。中國外交部長說：“隻有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才得以有效管控住這場突如其來而且傳播速度相當快的疫情。”
是這樣嗎？民主製度是否因固有的低效率和政治分歧受到阻礙？或者它們的開放性和多樣性是否能更有效地幫助動員全體人民，及其所有私人和公共機構？
其他亞洲國家對冠狀病毒采取了相對有效的防禦措施，最明顯的是韓國和台灣，這些都是活躍的民主國家，它們在限製出行、積極組織檢測和實施嚴格隔離方麵行動透明。他們的反應無疑是吸取了相對較為近期的流行病的教訓，尤其是2002-2003年SARS暴發。但這並不需要鐵腕措施。
而同樣的“習近平主席的領導”也是令冠狀病毒開始傳播的關鍵原因。政府否認了最初的證據，並讓傳遞壞消息的人噤聲，其中最悲慘的是武漢的眼科醫師李文亮。等到北京做出回應時，冠狀病毒已經向世界範圍進發。
那些讚美民主優勢的人往往會引用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名言：“人類曆史上，沒有哪一場饑荒是發生在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的。”森認為，這是因為民主政府必須麵對選民。他們有防止災難發生的強烈意願。
然而，他的論點與這樣一個事實背道而馳：當今許多專製政權的領導人——如奧班·維克多(Viktor
Orban)、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和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來說——都是通過民主程序上台的，而且似乎得到了廣泛的公眾支持。然而，他們的行動準則更像是“每一次饑荒都要好好利用起來”。
匈牙利總理奧班已經不斷積累了越來越大的權力，他很快看到，在整個歐洲實施的嚴厲措施是實現真正獨裁政權的完美掩護。匈牙利議會通過了由他的青民盟(Fidesz)控製的立法，實際上等於讓他可以開始進行法令統治，取消選舉，並懲罰散布“虛假”信息的人。直到永遠。
沒有哪個領導人有如此放肆的奪權之舉，但有的也已在疫情中找到了政治優勢。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執政多年後似乎不可避免要麵臨著恥辱的終結，但危機讓他得到了喘息。他命令大多數法院關閉，推遲自己的腐敗審判，並設法操縱在三次無說服力的競選中挑戰他的本尼·甘茨(Benny
Gantz)加入緊急“團結”政府，該政府迅速摧毀了甘茨的聯合執政。但是以色列不是獨裁國家：內塔尼亞胡的舉動在媒體和社會中產生了激烈的辯論，盡管此刻國家正在為了應對冠狀病毒武裝自己。
其他政府也已利用這次危機采取了一些本應遭到強烈抵製的行動。印度封鎖後，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印度民族主義政府頒布法律，方便印度人成為穆斯林占多數的查謨和克什米爾地區的永久居民。
環顧世界各地，可以看到許多國家的政府在防疫過程中存在權力過度擴張。在菲律賓，平時冷酷無情的鐵腕領導人羅德裏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攫取了更大的力量來對抗這種病毒，包括威脅監禁傳播冠狀病毒假新聞的人——這一措施可以用來對政府的批評者實施刑事懲罰。土庫曼斯坦可以說是中亞最專製的國家，對信息控製采取可能最為嚴厲的措施，甚至逮捕了在公開場合討論疫情的人。在泰國，2014年靠軍事政變上台的總理巴育·占奧差(Prayuth
Chan-ocha)宣布，他正在行駛緊急權力，包括“如有必要，可審查或關閉媒體”。
無論專製製度製定的疫情應對措施能夠提供的優勢有多大，當鐵腕領導人選擇拒絕威脅存在或提供不一樣的敘事時，專製的真正危險就顯現出來了。掌握巨大權力的白俄羅斯總統亞曆山大·盧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已允許該國的足球超級聯賽如期進行，並且辯稱“恐慌比病毒本身對我們的傷害更大”——這與特朗普總統的“對策不應該比問題更糟”相呼應。幾乎每個政府都在敦促人們待在家裏，盧卡申科卻不這樣做，反而建議白俄羅斯人每天喝伏特加，定期去桑拿房，以及下地辛苦勞作一番。
在鄰國俄羅斯，普京總統加強了對疫情的防禦，我們可以看到專製政權帶來的另一個問題：可疑的統計數據。截至周四，俄羅斯感染人數超過3500人，但數周以來，官方報告的數字低得出奇。實際數字可能要高得多。俄羅斯也一如既往地加入了中國和伊朗的行列，在社交媒體上散布關於這種冠狀病毒起源的虛假消息——包括來自北京的一種論點：這是一種美國疾病，可能是由訪華的美國軍人帶來的。
最後，關於專製國家和民主國家抗疫能力的比較，很難得出一個確定結論：大流行還遠遠沒有結束，除了治理風格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因素。一個國家的財富和資源顯然在應對突發危機的能力中發揮重要作用，以往有疾病流行曆史的國家，在應對新出現的流行病方麵具有明顯優勢。
然而，民主國家似乎仍擁有明顯的優勢。當中國在不到兩周的時間裏就能建起一座新醫院，而紐約市的醫院床位正迅速耗盡時，這一點似乎並不明顯。但在美國，信息的流動和公眾的互讓，可能有助於不斷調整對抗這種疾病的策略；錯誤的信息，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可以很快被揭露。台灣一位官員指出，透明度是其政府應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對1960年以來所有流行病數據的分析發現，“在任何特定的收入水平條件下，民主國家的流行病死亡率似乎都低於非民主國家。”文章說，一個原因是專製政權“不適合處理需要信息自由流動，以及公民與統治者之間需要公開對話的事務”。如果白俄羅斯擁有獨立的新聞媒體，盧卡申科就不太可能堅持自己的魯莽立場。
在這場辯論乃至美國政治圖景中的其他許多辯論中，特朗普政府扮演著什麽角色，取決於人們在激烈的政治分歧中站在哪一邊。美國民主的多樣性——地方政府、多樣的醫療服務、強勢的新聞媒體和諸多宗教團體——可以預防中國式專製統治的形成。但是獨裁者利用危機的傾向絕不應被忽視。
華客網：麵對疫情，專製比民主更有優勢？別再為獨裁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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