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連清川
自3月份沸沸揚揚的“鑽石公主號”事件之後，日本的疫情狀況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其後，日本以“佛係抗疫”聞名於世，成為了世界各國抗疫成功的榜樣。
然而，4月7日，再也沉不住氣的安倍晉三宣布，“日本經濟正直麵戰後最大危機”，包括東京大阪的7個府縣進入緊急狀態，同時將投入108億日元，舒緩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危機。
“二戰後最大危機”不是安倍晉三第一個提出來的。
意大利在確診病例破萬之後就已經宣布戰時狀態，並且意大利總理孔特已然聲稱這是二戰後的最大危機；
新冠肺炎輕症的英國王儲查爾斯王子也認為是戰後最大危機；
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已經住進了ICU；
美國早就啟動了2萬億美元的緊急救助措施，而單單紐約一城，就已有近14萬確診。
嘴硬的特朗普從不承認美國抗疫的失誤，自然不肯說喪氣的話，但早有多個專家認為美國已經進入二戰後最大危機，新冠肺炎死亡總人數，已經超過9·11的罹難人數。
世界因病毒而脆弱？
一個小小的病毒，卻造成了多國領袖宣稱“二戰後最大危機”，世界緣何如此脆弱？
就毀滅人類的可能性而言，世界大戰的威脅自然是遠遠大過於任何一種瘟疫。就當下世界的醫療衛生狀況而言，無論是樂觀預言新冠肺炎疫情將在6月結束，還是悲觀認為疫情行將過冬，變成全人類“長期帶病前行”的狀況，人類戰勝新冠的流行都是必然的。
非洲的埃博拉病毒，也曾造成全世界恐慌。雖然流行規模不如新冠肺炎龐大，但其致命性更加劇烈。迄今為止，埃博拉病毒並未被消滅，依然在少數國家存在。“帶病前行”，也不是第一遭。即便疫苗研發出來，以新冠病毒潛伏與傳播的狀態而言，低烈度在少數地區長期存在的可能性，依舊存在。
人類目前消滅掉的流行性疾病，最可稱頌的是天花與鼠疫。但天花病毒與鼠疫病毒，也依舊存在。比爾·蓋茨基金會在非洲長期與瘧疾和俗稱“小兒麻痹症“的脊椎灰質炎戰鬥。這兩種疾病在1970年代依然是中國最嚴重的流行病。
然而，二戰之後承平已久的世界，無論是西方陣營還是東方陣營，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於公共衛生的建設，尤其在1990年代全球化之後，公共衛生與生物醫療技術大升級，人類進入了低疾病時代，甚至開始研發“長生不老藥”。流行疾病幾乎已經不在視野之中，何況談及什麽重大危機。
2003年的“非典”，2010年代的埃博拉與MERS（中東呼吸綜合征），都是地區性傳播。雖然也都曾小範圍擴散至歐洲與美國，但並未造成全球性大流行，因而尤其是歐美發達地區，從來就不曾進行過動員與控製。
在人類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慘烈的公共衛生危機的狀況，都已然是遙遠的記憶。14世紀歐洲黑死病，亦即鼠疫，抹掉了歐洲1/3人口；在歐洲大航海之後，從歐洲帶去的瘧疾、流感等病毒，滅絕了幾乎整個新世界包括北美和南美的土著人口，保守的估計是3000萬；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死亡人口在4000萬-1億之間。
傳統“戰後最大危機”：核危機與經濟危機
二戰後的最大危機，從來隻有核危機與經濟危機，但這兩者一直都在可控範圍之內。因為整個國際秩序的控製，都尚在體係之中。
二戰之後形成的北約體係與華約體係，是零和遊戲的巔峰時期。美國與蘇聯的兩顆核按鈕猶如《三體》中羅輯所控製的引力波按鈕，是維持雙方平衡狀態的威懾力量。但是兩國領導人都不會手抖而誤按，因為有著體係性的溝通。期間雙方打了無數次代理人戰爭，也從來不曾真正地拔劍對戰。
經濟危機也是如此，在漫長的抗擊法西斯勝利迄今的70年中，世界曾經發生過多次小規模的經濟危機，包括南美危機、希臘債務危機，一直到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日本的地震危機，都未曾有過體係性的崩塌跡象。因此，更加準確地說，其實是經濟周期。
二戰以來的世界，其實是“進步主義”的世界。無論是意識形態的冷戰時期，抑或是全球化時期，整個世界都在發展的精神之中，走向某種形式的“人類大同”，是大國與世界協同組織的共同願望。
因而，在協調與合作中，北約、華約、聯合國、IMF、WTO等，均是守望相助的形式，伸手救援從來都是不約而同的。
新冠疫情，才是真正的“二戰後最大危機”
截至4月7日，全世界共有209個國家與地區已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未發病的國家或地區已寥寥無幾。
在中國專家張文宏等人的描述中，新冠病毒乃是一種“非常狡猾”的病毒，經過4個多月的傳播，已經多次變異，而其傳播的方式也非常多樣。遏製傳播的唯一方式，隻有阻斷。無症狀病例的數字也在飆升，這足以造成人人自危。
阻斷傳播的方式，唯有斷絕人際社交。封城或封國的措施，無非減少溝通，減少病毒流通渠道，以便“嗆死病毒”。而哪怕在一城一地之中，所有的公共集會、公共場所、公共娛樂，都已成“禁地”，阻斷病毒的唯一方式，便是人際隔絕。
這已經直接奔著人類生存的方式而來：人是群居動物。
新冠病毒加劇全球化衰弱
一種半開玩笑半當真的說法是：新冠病毒是衝著全球化來的。的確一語中的。
從二戰結束以來，世界的趨向便是全球化的。從意識形態的結盟，到柏林牆崩塌，再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興起，人是群居動物的形態一直在被放大。
大航海之前國與國，洲與洲之間彼此隔絕，閉關鎖國是通用形態，中國獨有的天朝上國的朝貢製度，也不過是自力更生的另外一種說法而已。
世界貿易的發端，殖民地的普遍勃興，與最後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一套邏輯鏈。這套邏輯鏈在二戰之後被徹底打破，從人的平等走向國家的平等。於是全球化成為了一個最終結果。
這個最終結果其實不過要形成一個世界的秩序鏈條：通過科技、產業與供應鏈係統，形成全球化分工：歐美以科技與製度優先置於供應鏈頂端，中國與印度因為人口優勢成為加工與離岸中心，其他地區與國家，則淪為資源供應地。
但它的確有一個好處：中國、印度、東南亞在經過全球化的初步發展之後，人人有飯吃，家家有事做。
但這套體係的烏托邦並不符合民族國家發展的精神需求。國家名義上平等了，但實質呢？誰願意永恒淪為加工工廠與資源輸出地？任何一個國家在經濟發展之後，便要尋求國際對話空間與位置的騰挪。
人也是如此。在過去的十年之間，全球之間人口移動的速度加劇，從不發達國家向發達國家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中國、印度、東南亞流向美國，而中東、非洲流向歐洲。
人往高處走。但高處的人不想下來。連曆史上最大的移民國家美國都已經在抗拒移民了。
疫情成為風險巨大的暫停鍵
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摩擦，是全球化合作走向全球化對抗的第一槍而已。也就是說，原有的全球化體係已然走到了窮途末路。新興國家要求重新安排秩序，而發達國家滿足於本來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安排。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蒼天還沒死，更加沒法同意。
新冠在這個時候來搗亂，無非是加劇了原本已經千瘡百孔的全球化衰弱。即便新冠不來，全球化的經濟衰退與貿易衝突，也必定在全球範圍內發生。
2019年本身就是一個預言：國家層麵，民族國家之間的叫板與對峙正在全麵發生；聯合國、WTO、IMF這些國際間協調機構已經全麵衰弱，地區間的連橫合縱大規模發生；在民間，針對環境的全球化抗議，與中東、南美的民間示威，其實正在醞釀一場全球風暴。
疫情把正反兩麵都按下了一個休止符。但這個暫停鍵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風險：全球的經濟增長與合作，依賴的就是全球貿易與供應鏈死乞白賴的前進。發展替代對話，各國的商人和勞工，都有可能逼著政治層麵進行不斷的微調，也許可能達成某種不盡人意的妥協也未必可知。
本來應該全球聯動抗疫的方式，變成了全球各自為戰的孤獨抗疫。剩下的流動性，無論是貿易，還是合作，都僅僅是醫療物資。全球協作停止，而民族國家重啟。這就是最大的危機，對以往國際秩序的全麵反動與否定。
但是也許隻是暫時的呢？
這恐怕又變成了一廂情願的臆想。歐洲重整邊境，美國自說自話，印度風雷乍現，日本危機重重。
這就是疫情中世界各國的現狀。抗疫的結局無非兩種：要麽各國手拉手，WHO能夠在世界範圍內進行醫療資源和人員的全權分配；要麽各國閉關鎖國各自死扛，等到疫苗出來或者大規模人員傷亡之後不治自愈。
哪一種有可能？隻有後一種。
經濟衰退是必然的。但各國疫情之後所麵臨的重建，能夠想到的第一件事情絕不是重新啟動原有的貿易體係，而很大可能是秋後算賬。
這是真正的二戰後最大危機。人們都知道秩序已經有問題了，新冠肺炎疫情會讓它徹底崩潰。但人們卻不知道，該如何去建設一個新世界。
人們既需要對未來保持樂觀的預期，這是走出苦難的最大希望。同時，也要進行心理建設，做好最壞打算。
疫後蕭條已經赫然在望，但是世間已無馬歇爾。苦日子，還在後頭。
□連清川（資深媒體人，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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