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讓各國政府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民主和專製，那種製度更有利於度過危機？
1月23日，中國政府宣布封鎖大約有1100萬居民的城市武漢，舉世震驚。沒有想到的是，新冠病毒疫情很快以同樣的破壞力襲擊了歐美諸國。
與此同時，新冠病毒疫情導致紐約、馬德裏和柏林等城市居民的基本權利大幅度受限。出行限製和禁令、生活方式的改變似乎正在重塑城市生活。議會隻能在有限範圍內開會，甚至有國家領導人也被感染。有些地方的人們羨慕地看著中國，在那裏商家重新開業，生活逐漸恢複正常，武漢解封，人們又可以旅行了。
在迅速采取行動應對新冠病毒等重大流行疾病方麵，專製國家是否比民主國家具有優勢？在後疫情時代，新冠病毒將對人權造成何種影響？奧地利民主研究者埃斯（Tamara
Ehs）正在關注這些問題。盡管中國政府在其國內抗疫方麵取得了明顯的成功，但她認為：”在麵對病毒肆虐時讚揚中國嚴格的禁令的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對於一種國家行動，它缺少必要的透明度。”
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斯帕曼（Holger Spamann）也呼籲，在應對新冠病毒時應該保持”前所未有的透明性”。
警惕對基本權利的侵犯
然而，新冠病毒的快速傳播也迫使民主國家采取緊急措施，這些措施在專製國家司空見慣，例如限製出行、禁止集會和削減宗教自由。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喬羅娃（Vera
Jourova）周一說，據她了解，有20個歐盟成員國”通過了緊急法令”應對疫情。她警告說，對基本權利的嚴格限製將會弱化民主。
但是，埃斯指出，嚴格的限製本身並非不民主。埃斯說：”衡量一項措施是否合理，可以參照這些標準：該措施的目的是否是抗擊疫情？該措施是否嚴格遵照法律程序？”
符合這些標準，民主製度下也可以實行嚴格的禁令。但是，如果官員擴大了對象範圍並且不按照程序執行，則可能會越界。埃斯舉例說，奧地利衛生部最近希望頒布”複活節法令”，讓警察可以在不事先通知的情況下搜查私人住宅，以檢查家裏是否舉行複活節聚會。埃斯說，這種嚴重侵犯隱私的行為也可能在民主國家出台，但是它隻是出自衛生部長的要求，並未經議會批準。在反對派和民間社會的大規模抗議之後，該節法令已被取消。
議會監督的重要性
政治異議和決策透明使得民主國家有機會反省應對疫情的措施，並在必要時進行調整。埃斯認為，無論如何，議會應該舉行會議。
“議會作為一個意見平台，人們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並形成不同意見。在民主國家，總會有多種方案。在全體辯論中，這一點很明顯。”因此，她堅持認為，不應該像匈牙利那樣限製議會活動。上周，匈牙利批準了一項有爭議的緊急法令，議會給予總理奧爾班（Viktor
Orban）巨大的權力：隻要緊急狀態持續存在，就不能舉行選舉，散布”擾亂信息”可能獲刑。
匈牙利的確實施了歐盟國家中最嚴厲的限製措施。西班牙等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盡管在憲法的框架內進行，但這些國家
決定暫時關閉議會，或在虛擬空間舉行議會投票。在德國，聯邦議院議長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提出類似建議，引發了激烈的辯論。朔伊布勒提議設立一個小規模的”緊急議會”以應對危機，但德國憲法隻允許在戰爭狀態下采取這種措施，反對派議員對此提出批評，認為現在不是這樣做的時機。
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優勢
對於埃斯來說，隨著政府采取越來越嚴格的限製措施，民間社會保持警醒尤為重要。她很生氣地指出，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兩周，奧地利人處於被動狀態。她幾乎沒有看到反對派的異議，媒體裏也缺乏批評的聲音。最近幾天，情況發生了變化。她說：”媒體為反對派提供了更多的空間，權威的科學的聲音也有了發言機會。”
埃斯認為，危機時刻也可能成為獨裁者的最好時光。她鼓勵人們提高警惕，以確保民主製度不會因此遭受持久的損害。民主政體並不一定在一夜之間變成專製製度。
“恰恰相反，我看到公民對病毒感到恐懼。他們希望有更強有力的領導，並願意為此接受對自由的限製。”現在，政治人物們正在觀察自己能走多遠，何時會遭到反對。
“真正的問題是：一旦破壞了自由與安全之間的脆弱平衡，我們民主製度中哪些專製因素將會冒出頭來。”
埃斯稱，民主政府針對新冠病毒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應加上期限。她舉例說，德國的限製政策尚不清楚何時取消，默克爾領導的政府也尚未提出終止策略。本周，德國倫理委員會對此進行了幹預，它敦促政界人士在表達封鎖國家的觀點時具有更大的透明度。該委員會還表示，現在討論走出危機的適當方法並非為時過早。它深表關切的是，政府的不透明性可能會損害公眾的信任。
信任，正是民主政治與專製政治在抗擊疫情的對比中的一個主要優勢。取得民眾的信任，就意味著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支持。就新冠疫情而言，這種信任可能意味著是阻止還是加速其傳播的區別。
華客網：新冠疫情：一場民主的壓力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