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對冠狀病毒大流行反應不佳，在全球危機期間未能履行美國的傳統角色，這使部分人開始懷疑中國是否能填補這空缺。
盡管美國可能不會通過停止醫療裝備的出口來取悅盟國，但中國將不會輕易地步入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中國掩蓋這種大流行病而產生信任的裂痕，將對其渴望成為全球領導者產生深遠的影響。
中國最親密的盟友和夥伴表明，他們對北京通過封閉邊界和遣返公民早日處理病毒的能力缺乏信心。中國批評美國采取了這些措施。北韓-從正式意義上講是中國的唯一盟友-在一月下旬封鎖了邊界。
在習近平主席及其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領導下，中俄關係日益緊密的同時，俄羅斯於1月下旬關閉了與中國的直接邊界，並於2月2日中止了從中國的免簽證旅行。伊朗是中國的重要戰略夥伴於1月31日停止了兩國之間的所有航班。
巴基斯坦也是中國的重要夥伴，它並未遣返其公民，但這種選擇更多是由於巴基斯坦自身的公共衛生的漏洞，而不是相信中國應對大流行病能力。
隨著疫情的蔓延，對該病毒的苗頭開始集中在特朗普總統及美國官員將新冠病毒改稱為“中國病毒”或“武漢病毒”。
而在華盛頓和北京相互指責的同時，中國的合作夥伴開始批評該政權應對冠狀病毒疫情。
據報道，英國僅幾個月前通過允許華為建立5G基礎設施的權利激怒了美國，根據報道現在正與中國“交火中”。
作為最終負責5G決策的英國首相鮑裏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則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在住院中。
在歐洲方麵，中國試圖進行“口罩外交”的企圖卻遭滑鐵盧，西班牙和荷蘭舉發防護裝備和測試工具裝運報告都是不合格的。
甚至伊朗也批評中國掩蓋了這次疫情的真實數據，衛生部發言人賈努什·賈漢普爾（Kianush
Jahanpur）則歎其不準確的數據“是對全球及其他地區惡作劇”。
中國花了數十年的逐步發展，才在國際體係中樹立重要的地位，從而使其躍升為世界第二大強國。
關係最重要的領導決策，來自於鄧小平改革時代以來的決策，不僅使數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而且還幫助中國重新進入了世界舞台。
但是，如果沒有國際社會的參與和支持，這些改革及其結果是不可能完成。
直到1979年吉米·卡特政府在華盛頓和北京的關係平穩之後，鄧小平才宣布實施改革開放。
如果沒有與西方繼續進行貿易投資、教育和技術專門知識的交流，中國是不可能在隨後40年崛起。
我知道這一點是因為我也參與其中，我在國會圖書館工作期間，幫助建立1970年代學生與圖書館員之間的首次交流。
這些交流基礎所累積的信任並非沒有用處。 它是通過無數外交官，學者和政府官員慢慢地建立的。
由中國記者的報道有助於塑造本國的公眾看法，並加強了對進一步參與的支持。
然而，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鎮壓對彼此間的信任造成重大打擊，但並沒有完全破壞它。 悲劇發生後不到十年，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讓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進一步鞏固了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
在2001年9月發生突如其來的恐攻為中美在“反恐戰爭”中的合作帶來了新的契機，在整個2000年代，中國繼續尋求更大全球的領導機會。
信任是中國崛起的關鍵因素。 這種信任有些過於樂觀和幼稚，但是它的基礎卻是精心構建。
在冠狀病毒大流行之前，這種信任就受到了損害，現今這些裂痕已經分裂為鴻溝。
當英國或任何國家不相信北京提供有關公共衛生危機的準確信息時，又如何能信任中國會為其5G基礎設施提供關鍵零件？
當媒體開始警告”再陷入冠狀病毒疫情時”，在這最重要的時刻及對這些產品有迫切需求的時候，美國要如何繼續允許由中國製造該國使用之醫療設備？
當北京在迫使吹哨人沉默和拘留持不同政見者進而損害自己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時，北京如何期望扮演全球領導者的角色？
現在中國的這一代人就不記得在1949年之前這段曆史，沒有經曆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中國如何在聯合抗日中共同努力。
中國的年輕一代都不會知道中美建交和鄧小平改革，或許他們理所當然的會視這些變化為依據，而導致被冠狀病毒疫情事件上破壞了基礎的信任。
這是一個完全與怪罪病毒源頭問題無關。 不管病毒是如何開始的，習近平和他的政府對保密舉動損害了他和全世界的健康，安全和經濟穩定。
習近平也許會試圖通過宣傳和審查來控製他的人民對他無能的反應，但世界其他地區不會那麽容易忘記。
未來他需要一種新的方法以及更好的幫手來協助重建已消逝的信任。
華客網：中國如何因隱瞞冠狀病毒疫情逐漸喪失世界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