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多國政府推出強製措施，包括封鎖城市、關閉邊境和隔離。
高科技行蹤監控技術也因疫情在一些國家包括中國大行其道，致人身自由和個人隱私大打折扣。
封城、鎖國、宵禁、隔離，此時此刻正在世界各國上演，這場疫情似乎也在改變著人們的生活，焦慮的民眾對過去遭到唾棄的侵權行徑多了幾分容忍，
甚至樂見其成。
台灣法律科普網站《法律白話文》編輯劉珞亦向BBC中文解釋說，無論處在威權還是民主體製下，因對大型災難的恐懼，人們就會希望政府擴張權力給民眾更多保護。“因此，社會普遍讚同在非常時期就應該采取非常手段。”
但針對疫情中通過科技追蹤掌握民眾行蹤的做法，人權組織Top10VPN負責人塞繆爾·伍德漢姆（Samuel Woodhams）警告說，
“盡管有些看來完全合法，對於公民隱私和言論自由已造成威脅。”
“硬核”抗疫手段備受稱讚
疫情爆發初期，中國政府因“封城”和“禁足”等所謂硬核措施遭到廣泛抨擊，但隨著其境內疫情逐漸受到控製，“中國式”防疫模式為多國頻頻效仿。
在強調自由民主的台灣，為防止病毒傳播入境，當局下令，禁止高中以下的師生出境，引發違反憲法保障人民居住遷徙自由的質疑。
台灣警方通過手機監控居家檢疫者，在一般情況下都會被譴責，但卻因遏製檢疫者違規有效，加上台灣防疫有佳，得到社會的普遍支持。同樣，新加坡及韓國采用的“侵入式”的監控體係，也因成功抑製疫情及傳播而受稱讚。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指出，許多國家通過手機監控國民，以防止疫情擴散，並引用Top10VPN的調查稱，包括台灣、韓國、伊朗、美國、以色列都在不同程度上，搜集人民手機數據並更廣泛地研究人們的行動，甚至有國家提供個人移動信息。
日本4月8日宣布緊急狀態，將賦予地方政府強製征用物資及土地。3月中，日本國會針對“緊急狀態”修法，允許采取更強硬的防疫措施，被媒體解讀是首相安倍晉三為未來修憲擴權鋪路。也有政府疑似利用疫情鎮壓異見人士，泰國3月底進入緊急狀態，賦予政府采取強製性措施，包括打擊網絡社群謠言，必要時甚至可關閉媒體。
被《紐約時報》稱為“民主製度搖搖欲墜”的匈牙利，日前通過緊急法案賦予總理極大權力，政府可以繞過國會頒布法令，對任何反對聲音也能進行打壓。另外，該報道也稱，美國司法部要求國會賦予其更多權力，包括取消對尋求庇護者的法律保護，及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無限期拘禁民眾。
北非國家摩洛哥逮捕違規者的行動受網友的肯定。
更有甚者，據當地媒體報道，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4月2日下令，違反封城措施、置軍警生命於險境的人，就直接槍殺。
當地媒體報道，4天後，當地一名63歲的男子，在檢查哨站音後被警方要求戴上口罩時，企圖襲擊警察，遭到射殺死亡。
防疫也要防濫權
政府擴張權力以控製疫情，似乎已成為人們普遍能接受的“社會規範”。
不過，法律界及人權組織擔憂，在民主成熟度不足的國家，這種普遍的容忍會無限放大政府的權力。而獨裁和威權政府，則可能以防疫為借口加緊為自己賦權，疫情過後仍不放棄，而使管控言論及監控人民等非常時期所實施的措施，成為“新常態”。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事務副主任羅伯森（Phil
Robertson）舉例，柬埔寨首相洪森及泰國總理巴育已經明確表明要迫使人們服從他們。羅伯森向BBC中文表示，他擔憂：“疫情結束後，他們可能不會放棄現在所擁有的權力。”
洪森自1985年開始統治柬埔寨，至今已有30多年，長期被外界視為獨裁、威權領袖。他曾表示，若疫情擴散柬埔寨可能進入緊急狀態。3月26日泰國軍方政府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當局有權實施宵禁、禁止國內旅遊及關閉媒體等。
人權觀察3月24日曾經批評柬埔寨政府利用疫情，監禁反對派活動人士，以及其他對疫情和政府相應行動表示關切的民眾。對此政府發言人派西潘（Phay
Siphan）證實部分逮捕行動，但駁斥相關指控，表示其他地方也采取類似行動對抗有關疫情假消息的散播。
泰國《曼穀郵報》撰文擔憂緊急命令會削弱言論自由。其專欄作者蘇拉薩（Surasak
Glahan）撰文指出，緊急命令原該是阻止疫情擴散的強力手段，但該命令常被執政當局濫用，以控製言論自由和資訊流通。
劉珞亦指出，一般情況下，民主國家必須依法行政，任何事情都要有法有據，但因傳染病千變萬變，在既有法律框架下無法解決，通常會訂立《特別條例》或宣布“緊急命令”或“緊急狀態”。他說，不論獨裁政權，民主社會政府都不能為所欲為。
“政府擴張權力是在既有的民主體製下，通過相關法案如緊急命令等換取人民安全，但不能無限上綱，必須因應新的狀況有所調整，”他說。
劉珞亦解釋道，很多人在這災難發生時希望政府強硬，“不過，一個民主國家的主權在民，並不屬於任何人，因此需要守住這一點，國家控製疫情的責任在每個人身上，人人都需要配合防疫，若僅冀望政府擴權，是在逃避責任。”
羅伯森對BBC中文說：“亞洲政府急於擴張權力時，並未認識到，取得人民合作意願，對於控製疫情至關重要。”
以台灣為例，劉珞亦闡述了監督的重要性。他指出，台灣政府的確因為疫情而依法擴權，但不太可能走向獨裁，這是因為行政單位頒布措施會有立法院的監督，媒體、人民都會檢視，最終甚至可以申請大法官釋憲。“民間力量很強大，台灣政府也會看風向、看民意製定政策，”他說。
台灣人權促進會在評論網站《思想坦克》發表文章，要求政府的防疫政策亦應兼顧法律與人權。該評論寫道：“既是長期抗戰，反複檢討現有手段是否合法、必要，並努力厘清、健全法治，減低各方利害關係人的觸法及人權侵害風險，方是民主國家防疫的正軌。”
防疫與言論自由
相對於民主社會的防疫措施，中國的所作所為更趨強硬、有效，受到多國追捧，但也引起國際社會關注。羅伯森指出，中共獨裁體製在疫情發生時掩蓋事實，反應緩慢。“如今，在疫情資訊透明度仍存有疑問的同時，宣告成功控製疫情，是否是在推卸責任及逃避國際批評的策略。”
《南華早報》曾報道，中國早在去年11月中就得知湖北出現第一個確診案例，隨後每天都有新增病例。BBC駐上海記者白洛賓（Robin
Brant）指出，中國去年12月爆發疫情，初期隱瞞疫情的存在、規模和嚴重性。數周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武漢視察時，日本共同社引述一名當地醫師稱當局要求他們不要通報新增病例。
無國界記者組織（RSF）東亞辦事處的執行長艾瑋昂（Cedric
Alviani）對BBC中文表示，中國政府借疫情控製人民的言論自由，突出其疫情控製良好的形象，但沒有人知道真實情況為何。他說：“駐中國記者取得資訊日趨困難，中國政府發布的訊息是隨他們喜好，根本沒人能確定有關疫情的數字是正確的。”
艾瑋昂對BBC中文說：“政府控製網路言論，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人們也難知道實況，無法彼此交流預防疫情的措施。”
3月，加拿大多倫多的“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曾公布調查指出，微信封鎖一些有關新冠疫情的關鍵詞及對習近平的批評字眼。雖然中國審查網路言論已經行之有年，但這份報告稱，中國官員承認疫情嚴重的前幾周，中國就已經對疫情言論進行審查。
今年1月27日，武漢市長周先旺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直播采訪時，首次對信息披露不及時的問題公開回應。他表示，因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是傳染病，根據中國的《傳染病防治法》，必須“依法披露”。
“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信息、授權之後才能披露，這一點在當時很多不理解，”周先旺說。
周先旺的這段話，是外界指責武漢當局疫情爆發初期存在瞞報行為後，首度有政府官員承認問題存在。但顯而易見的是，他認為武漢政府不該，或至少不應獨立承擔該責任。
3月10日具有官方背景的中國《人物》雜誌，發布3月刊文章《發哨子的人》，主角是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回顧她從疫情之初，一路的經曆與感受，但文章發出後不久便遭刪除。中共高強度的輿論管製之下，這次刪帖遭遇了始料不及的反作用，中國網民像接龍一樣，用各種版本讓文章一次次起死回生，與背後強大的審查較力。
艾瑋昂強調，專製政府為了防止人民恐慌，維持社會穩定而會隱匿真實資訊，但這將適得其反。並指出，與中國大陸一海之隔的台灣實行民主製度，防疫有成是因為政府贏得人民信賴，台灣人相信政府公布的資訊，才願意遵守政府頒布的措施。
今年2月，中國官方公布的確診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人數都呈下降趨勢。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對中國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多次表示讚賞，其中包括誇獎中國采取了
“曆史上最勇敢、最靈活、最積極的防控措施”。但就在中國國內對這些讚揚自豪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孫春蘭在武漢督導抗疫時，遭遇居民隔窗高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抗議當局的一些惡劣行為包括通過社區組織向居民兜售高價蔬菜。隨後官方媒體稱，孫春蘭立即要求省市領導立即調查。
劉珞亦說：“中國很看似有效率，但數據、政策和監督機製都看不到，威權到底有沒有效，我打上大問號。”
台灣政治評論員金恒煒在媒體發表文章表示，抗疫時，民主國家的社會韌帶在”信任“，極權國家隻講強權。
羅伯森也持同樣看法，防疫獲得人民的支持，比以強權方式要求人民配合更有用，人民也比較願意合作；
與此同時，政府必須提供正確的信息，而且要公開透明，但他說：“上述幾項，中國都做得不好。”
華客網：新冠疫情下，警惕以防疫為名的濫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