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後疫情時代：複蘇、審查與仇外

中國合肥——我們又一次被跟蹤。

警察打斷了我們對一名建築工人的采訪。然後，他嚇跑了一名商鋪店員，對方正要跟我們深入聊一聊合肥嚴格的封城舉措。

最後，他換成了便衣。他脫下警服，穿上黑色長袖襯衫，鬼鬼祟祟地跟在後麵，尾隨我們穿過一個購物中心。當我回頭時，他會閃進旁邊的商店。有一次，我發現他從一排衣服後麵偷偷地觀察我們。

作為一個盯梢的，他顯眼得有些可笑。但這並不重要。每次我和同事試圖與人交談時，他總能找到辦法把對方嚇跑。盡管中國有各種反外國的宣傳、恐嚇和審查，但普通人往往還是願意分享他們的經曆。那個男子出現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他們不會這麽做。

我們來到位於中國中部的中產階級城市合肥，是為了記錄這個國家從與新冠病毒的惡戰中逐漸恢複正常的情況。自從今年一月，武漢首次暴發疫情以來，新冠病毒促使中國政府封閉了全國大片地區，人們的日常生活受到了幹擾，中國巨大的經濟增長引擎的主要部分都被凍結。

我們以為，合肥會給我們帶來歡樂和解脫的故事，以及回歸日常生活的焦慮和困難。合肥人民可以為正在努力解決同樣問題的世界提供經驗，他們在疫情過後的勞動與消費，可能會提供大家急需的經濟增長來源。

我們的便衣朋友告訴了我們一個不同的故事。他再次向我們展示了當局是如何不惜一切代價控製來自中國的敘事。他鬼鬼祟祟的跟在後麵，也是一個令人痛苦的提醒，這恐怕是我一段時間裏最後一次在中國旅行了。

由於對《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大多數記者的驅逐，

周末我將不得不離開這個國家。

警察攔阻了一個複興的故事。生活的跡象在合肥處處可見。高峰的時候，城市的主要道路陷入擁堵。地鐵至少半滿員，公園裏到處是出來鍛煉的老人。

合肥讓我們得以一窺真實的中國。與中國東部內陸許多巨大但普普通通的城市類似，它提供了比大多數外國記者居住的北京和上海等富裕大都市更準確的、關於中國人日常生活的肖像。

它是一個擁有800萬人口的省會城市。它努力擺脫了過去傳統農業和製造業的基礎，培育了以科技為中心的經濟。然而，盡管新辦公樓和高檔住宅林立，這個城市卻有一種藍領氣質。

一條商業步行街上有行人，但商店大多是空的。一家珠寶店——中國黃金——似乎特別期待顧客的光臨。大多數員工都站在門外，隨著音響裏的流行樂跳著整齊劃一的舞步。有些則舉著標語。還有人穿著精美的紅色婚禮服，因為結婚是許多中國家庭購買黃金的契機。不管他們多努力，人們就是不買。

一位員工邀請我們到空蕩蕩的銷售大廳聊天。他承認，自店鋪重新開門以來，日子很艱難。他說，路過的人很多，但大多數人隻想回避人多的地方，不想在一個金質胸針上一擲千金。

他說：“有人在街上逛，但是沒人買東西。”

采訪差不多到這裏就停止了。我們的黑衣人回來了。接受了體溫測量後，他走到商店的後方，和經理打了個招呼。幾分鍾之內，本來願意接受采訪的人因為太忙而不願交談，而且也不敢透露姓名——若要使用被采訪者的故事或言論，通常會要求提供名字。

想要一切恢複正常，合肥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人們似乎茫然而警惕。

病毒是部分原因。但是另一部分是來自把人們關在家裏的壓迫性策略。人們被鼓勵舉報違反規則的鄰居。懲罰手段嚴厲。

在乘電梯上樓去往人氣餐廳“廬州太太”吃晚餐的時候，一個女人對她的朋友嘟囔著說：“要公司知道我今天出來吃飯，他們要殺了我。

在餐廳裏，我們走向一個人，他立刻警惕起來。當我們解釋我們是媒體時，他回答：“我沒有戴口罩，因為我隻是在從洗手間回來的路上。而且我吃飯時也沒法戴口罩。”

在向他保證我們沒有指責的意思後，他承認：“今天我第一次出來，感覺憋了很久了。”

盡管如此，在我們訪問期間，有跡象表明生活正在慢慢恢複。手持體溫槍的男保安守衛著購物中心，裏麵隻有一些謹慎的購物者。

咖啡館和飯店為了防止傳染而重新安排了室內布局。桌子的間距被拉得更遠了。椅子全都朝著一個方向。

許多餐館擠滿了人。有些甚至無視座位安排，麵對麵坐著，密切地交談著，和呼吸可能導致傳染之前沒什麽區別。在“廬州太太”，人們喝起酒來似乎比平常更起勁。不少人在抽煙。

但我們需要和真實的人交談，為此必須擺脫警察。我們在購物街附近的一條小巷裏閑逛，轉了一圈又一圈，想看看是誰在跟蹤我們。這名警官現在至少有了一個六人小組來幫他。

當他們吸煙休息時，我們慢跑著穿過一條街道，這時信號燈變了。他們闖紅燈穿過四條車道。

在地鐵裏，一個有責任心的保安因為他們戴口罩不當而攔住他們，與此同時，我們跳上了車。到了下一站，我們在車門就要關上之前跳下車。看著一半的隊員在車上飛馳而去，隻能無助地從窗口望著我們，這給我們帶來小小的樂趣。

我們跳上一輛從網上預約的車。一個跟蹤者記下了車牌號碼。幾分鍾後，司機接到電話。他平靜地報出了要走的路線。

令警察跟蹤我們的這種警惕性，似乎也延伸到普通居民身上。隨著病毒在中國明顯得到控製，卻在世界範圍內肆虐，政治宣傳和網絡謠言都在尋找海外的替罪羊。中國官方媒體警告說，有外國病例進入中國，但沒有澄清其中許多都是歸國的中國人。這造成了令人震驚的仇外情緒。中國的新民族主義是由政府精心培育的、夾雜著它對外界的懷疑與憤怒，而這種恐懼正是新民族主義的新層麵。

我們來到合肥，原因之一是這裏是少數幾個酒店可以接待外國人的城市之一。在大多數地方，甚至像萬豪和希爾頓這樣的美國連鎖酒店都禁止外國人住宿。

去火車站之前，我和同事在一家隻有一半人的麥當勞匆匆吃了一頓飯。我們低聲交談時，一個穿著亮黃色連帽衫的年輕人走了過來。他指著我。“你就是洋垃圾，”他說。“洋垃圾，你在我的國家做什麽，你跟他在一塊你也是賤。”

他氣勢洶洶地俯視了我們幾分鍾，然後就走了。他的激烈斥責，以及餐廳裏沒有任何一個人站出來說句話這點，悲哀中又顯得很合理。

即將離開讓我很難過，但像他這樣的人，不會有什麽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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