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們對新冠病毒在科學上和政治上的諸多關注，疫情下塑造生活的另一個因素可能同樣重要：人們為應對這種疾病而作出的改變。
我們思考、行為和彼此之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一些是故意的，但有許多是無意識的；一些是暫時的，而另一些可能是永久性的已經開始定義我們的新常態。
這場危機可能沒有什麽先例，但是當陷入長期的孤立和危險之中時，人們和社區在行為上是有一定模式的。
那是第一個冬天，你意識到這將持續下去，這就是你的生活，韋利博爾博若維奇(Velibor
Bozovic)回憶起1990年代波斯尼亞城市薩拉熱窩被包圍、生活陷入停頓時。然後你就繼續活著。就像人們眼下在適應的這種情況一樣。
他說，在近四年的圍困中，人們的社區意識、記憶甚至時間都在改變。現在，博若維奇和其他幸存者已經在緩緩蔓延的疫情中感觸到那個時代的回聲，除非有奇跡出現，預計疫情會持續一到兩年的時間。
對疫情和圍困的影響的研究，以及有關新冠病毒越來越多的了解，暗示出未來幾個月會是什麽樣子。
我們的專注能力、與他人相處的舒適感，甚至對未來幾天計劃的思考能力都可能減弱從而帶來持久的後果。但是，在我們普遍麵臨危險的時期，也可能會感到生存本能的牽動被激活：渴望通過鄰裏之間的互相關照來應對糟糕的情況。
我們的適應能力令人難以置信，現任蒙特利爾攝影係教授的博若維奇說。不管情況有多嚴重，你都會適應。你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生活下去。
半封閉和間歇性封鎖的世界
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估計，要通過疫苗或通過全球戰略協調的封城運動來遏製這種病毒，可能需要兩年的時間，在那以前，日常生活的定義可能取決於應對疫情的努力。
沒有通用公式。但是公共衛生專家的建議往往遵循一種模式。
大型聚會可能仍然極少發生。前食品和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局長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牽頭的一份研究報告稱，聚會的人數應限製在50人以內。
許多婚禮、體育賽事或音樂會將無法舉辦。公共交通通勤難以全麵恢複。許多購物中心、體育館、餐館、酒吧和宗教場所可能完全或部分關閉。許多辦公室和工廠也會如此。
旅行可能仍將受到嚴格限製，尤其是在已經控製住疫情的社會尋求防止新一輪疫情爆發的情況下。
限製措施可能在某些時候在某些地方放鬆，這要麽是因為當地病例數下降，要麽是出於政治或經濟壓力。但是，隻要病毒在世界的某個地方持續存在，新的局部暴發和恢複封鎖的威脅就會依然存在。
由於政府官員發出了相互矛盾的信息，因此，決定哪些行為值得冒險的日常負擔大部分將落在普通民眾身上。例如，即使官員準許商店重新營業，如果員工和顧客認為這樣做太不安全，他們也不會返回。
掌握控製權
當我們無法控製，甚至無法理解的力量支配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時，規則和規範可能會迅速改變。
新加坡心理衛生學院的心理學家沈江（Sim
Kang，音）說，人們對日常活動、常態感、自由感、麵對麵的交往等等失去控製構成了2003年非典期間人們的大部分經曆。
對非典、埃博拉病毒和豬流感疫情的研究都記錄到焦慮、抑鬱和憤怒的普遍激增趨勢。但是他們也發現，專注於恢複自主感和控製感的行為也有所增加：人們報告說自己在改變飲食或衛生習慣，或開始閱讀更多新聞。
普拉特學院(Pratt Institute)研究戰爭影響的心理學家盧卡盧契奇(Luka
Lucic)說：在長期、徹底的變化時期，人們最終會發生變化。
例如，他對薩拉熱窩圍困幸存者的研究發現，許多人對空間的意識超強，這是一種終生伴隨他們的技能，用於逃避子彈或炸彈。在遭受非典和MERS疫情打擊的社會裏，戴口罩至今仍然很普遍，即使是普通感冒。
在新冠病毒疫情得到控製後，對陌生人或大群人的厭惡，以及他們可能構成的感染威脅，可能會在我們的腦海中縈繞多年。
薩拉熱窩的幸存者博若維奇回憶起一種更深層次變化的象征：當年他家附近的一條街道經常成為狙擊手的目標。他在戰爭期間總是避開那裏，令他吃驚的是，在戰爭結束很久之後，他依然會避開那裏。
我覺得我有幾個月沒有走上那條街，他說。那些徘徊和遲疑。我覺得到了現在還是一樣的。
他還說，更深層次的變化雖然很難預測，但其中一個變化似乎顯而易見：我認為這將深刻改變我們與他人的身體互動方式。
社會動物
在大範圍的危機期間，最大的心理轉變可能是所謂的親社會行為拜訪鄰居，照顧有需要的人，為朋友做飯。
早期的人類被困在一個充滿敵意的環境下，當他們以通常幾百人一組的規模合作時，就會興旺起來。
現在，我們再次被大自然包圍，被孤立在小小的社區裏，我們的生存本能又重新出現了。
沈江說，在非典期間，人們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互相照顧。現在他們再一次這樣做，即使是在以資本主義奮鬥和競爭著稱的新加坡。
他還說，這些思維上的變化不僅反映了當下的利他主義，還反映了令人們得以戰勝危機的更深層情感成長。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研究社會如何應對衝突的政治學家迪帕裏穆霍帕迪耶(Dipali
Mukhopadhyay)說，人們在危機中創造團結的所有不同方式都會被激活。
在敘利亞大馬士革長期遭圍困的達拉雅郊區，穆霍帕迪耶發現，這裏的慈善網絡和相互支持比許多和平時期的社會更加強大。
現在，她說，她看到類似的行為正在紐約形成，在這裏，就像其他遭受打擊的城市一樣，社區正在圍繞當地的支持團體進行重組，因為人們本能地傾向於考慮身邊最近的群體。
通過接受來適應
沈博士說，在疫情最初階段，人們會在抵製新現實還是適應新現實之間左右為難。他們可能會折磨自己，試圖保持常態，或者天天倒計時，盼著恢複正常的日子到來就像現在很多人那樣。
幸存者說，要想獲得獲得內心的解放，隻有接受許多人認為在平靜時期不可想象的事情：作為個體，你幾乎無法控製那些顛覆你的生活，有時甚至是威脅你的生活的力量。
這就是阿富汗人一直以來的生活方式，穆霍帕迪耶說。它假定你不知道明天的事情會怎樣。而昨天可能發生了可怕的事情。
因此，她說，人們活在當下。
計劃往往是暫時的、短期的。當危險消退時，人們會創造快樂的瞬間，因為他們知道平靜可能不會持續太久。暴力和破壞仍然是痛苦的，但人們至少沒有對正常狀態或控製生活的期待，也就不會失望。痛苦是深刻的，但人們的適應能力也一樣。
在未來幾個月的疫情下，隨著限製解除，人們可能會在幾天或幾周內就安排音樂會或婚禮等活動，因為他們知道，疫情隨時都可能回來。旅行、商業機會，甚至人際關係都可能變得更加機會主義和短視。
在我看來，這就是堅韌不拔的含義，穆霍帕迪耶說。這是為了適應和習慣，而不是抵抗苦難。我認為這就是在相持階段挺過困難的方式。
深刻的傷痕
研究人員發現，在以往的危機中，最深的創傷隻有在結束之後才會顯現出來。
我們從戰爭和創傷中得知，當你在打仗的時候，創傷可以被很好地控製住，但問題會在隨後出現，倫敦心理學家史蒂芬布盧門撒爾(Stephen
Blumenthal)說。
在那之前，它可能還會以其他方式出現。
幸存者可能很難控製自己的情緒，發現自己更加易怒和容易恐慌。失眠和藥物濫用可能會增加。
2006年，博若維奇突然出現了創傷後應激障礙，此時距離圍城已經過去了十幾年的時間。他說，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故事。
不管怎樣，我們都會接受這一點，他說。我不知道這些焦慮會如何轉化，但它們會一直存在。
這是對幸存者的普遍預測。我們可能會驚訝地發現，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回到許多活動中去。但一年或更長時間對身體接觸的恐懼，可能會改變一些基本的東西。
這種焦慮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它將深刻地改變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的互動方式，博若維奇說。也許是永遠。
華客網：失控、適應與創傷：疫情將如何塑造我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