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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民:中共攻克香港 禁書業難重生

銅鑼灣書店在台北重開,外界關注禁書業能否移植台灣。港籍媒體人王健民不感樂觀,他曾因出版問題在大陸被判囚5年,案件被視為“銅鑼灣書店前奏”。

“香港的政論雜誌全盛時期有十幾本,現在做不起來,中共大外宣已經把香港攻克,戰略了文化市場。”現年67歲、身在美國的港籍傳媒人王健民接受德國之聲電話專訪時說。

香港出版自由,曾是政治禁書的集散地。王健民早年曾擔任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2010年起先後創辦《新維》和《臉譜》兩本政論月刊,揭秘中共官場內幕。兩本雜誌的全職員工不到5人,但政治八卦內容吸引大批讀者,年銷售額高達1600萬,其中六成是大陸讀者。

不過利潤高,風險也高。2014年5月,王健民和編輯咼中校在深圳被捕,王健民被控非法經營、串謀投標及行賄罪,判囚5年,去年2月獲減刑半年出獄。

重獲自由後,他有想過東山再起,卻發現經營環境今非昔比。印刷商噤若寒蟬,不接禁書生意,或開價雙倍讓人知難而退。銷售渠道方麵,曾經占銷售額6成的香港機場,便利店和書店被中資大舉收購。

他坦言,香港市場遭封殺後,整個產業已經半死不活,有書商寄望轉移陣地到台灣,但他並不看好。“以前也試過進入台灣,但台灣讀者不關心大陸官場,禁書沒有市場,而台灣離大陸比較遠,大陸客要買也不方便。”

 

孫力軍疑公報私仇

王健民出事,被視為“銅鑼灣書店案前奏”,他相信是由近日下馬的公安部副部長、公安部黨委委員孫力軍在幕後操刀。

他說被關押審問期間,瞄到案件卷宗封麵寫著“317專案”,按大陸慣例,案子一般以官員批示的日期命名,令他聯想到2014年3月15日出版的第27期《臉譜》雜誌,1萬5千冊火速賣光,其後加印5000本又被買斷。“當時已經知道不尋常,但我們一期月刊有十幾篇文章,一直想不到是哪篇文章觸動了誰的要害。”

他表示,被關押審問期間曾拜托北京的關係說情,但知情人士回複這是“通天案子”、“誰都沒有辦法救你”,又指該案主審法官需要到北京跟中央政法委討論判刑。

直到刑滿出獄,王健民都不知道得罪了誰,至近期一位北京朋友向他透露,案件是由孟建柱、孫力軍主導。孫力軍當時執掌公安部國內安全保衛局(國保)和港澳台事務辦公室,而在被買斷的第27期《臉譜》雜誌上,就刊登了“孟建柱大秘”、即孫力軍的桃色新聞。

王健民、咼中校被捕後,當局把案件升級為“淨化港媒”行動,理清香港禁書、禁刊,翌年就發生了“銅鑼灣書店事件”。

“孫力軍公報私仇不好交代,就拔高成為淨化傳媒,所以就再進一步搞銅鑼灣書店,兩家雜誌、一家書店,”他猜測道。“這走出了香港亂局的第一步,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被抓沒有人出聲,到了銅鑼灣書店事件,大家都很憤怒、恐懼,香港人的不滿情緒累積,接著就發生占中和反送中。”

 

香港出版、深圳被捕

王健民祖籍福建,同時擁有香港和美國籍。和銅鑼灣書店多名負責人一樣,他在港工作,卻家住深圳。他解釋:“小孩在深圳讀書,所以住在深圳。我的雜誌在香港經營、香港銷售、以港幣結算,是正當生意,沒想過會有問題。”

他以為有香港法律的保障,但很快發現事情並非那麽簡單。王健民憶述,2014年5月30日晚,他和朋友在新界沙田吃完飯,開車經深圳灣大橋回深圳寓所,回到家已經11點半。未幾,有人打到屋裏對講機,對方說刮到他的車,請他下樓處理。“我當時沒有懷疑,還覺得中國現在有人那麽好啊,刮了你的車還主動說,我準備下去見麵,但一打開鐵門,就有人抓住我,接著十幾二十個人衝進來。”

他說便衣人員自稱是深圳公安,“但我相信有國保混在其中”,其中一人還故意展示腰間配槍。當時他三名子女已入睡,太太和嶽父則受到驚嚇。公安在屋內搜查,撿走電腦、硬盤和文件等,淩晨3點把他押到深圳公安局經濟偵察分局。

他的家人隨後也被帶到公安局,“我被關在裏麵,聽到1歲半的小兒子哭得很厲害”。他在門縫看到8歲的大兒子走到洗手間,他也借機要求上廁所,兩父子有一麵之緣,“他看到我戴手銬,哭著跑開了。看到爸爸戴手銬,對小孩子的傷害很大。這一次後我就沒有見過他了,直至5年後才見到。”

他一直被關押,家人無法探視,其後被轉到深圳公安局第二看守所和南山區看守所。2016年7月,他被判刑5年3個月,同年12月15日進廣東梅州監獄。“港澳台、外國人一般關在東莞石龍監獄,我卻被送到梅州,離深圳開車也要5、6個小時。”

從被捕到坐牢,他和家人分隔2年半後,太太才獲準每月探監一次,每次半小時。

 

“我是政治犯”

王健民對本網記者表示,在獄中並沒有遭受酷刑,但精神上飽受煎熬。有別於一般刑事犯關在十幾人的牢房,他被囚禁在四人間,其餘三人分別是犯下殺妻、行賄和詐騙等罪名的前幹部,負責監視他的一舉一動和寫報告,連上廁所也要陪同。

他在獄中不許與人談話,也不得到工場勞動,每晚等其他囚犯走光才可以下去放風半小時,期間監視他的三名囚友全程跟著。“其他刑事犯可以在監區自由走動,但我是政治犯,永遠是四人組,被盯著。”

他說在失去自由的日子,全靠五本書支撐:《1984》、《動物農莊》、《哈姆雷特》、《聖經》以及《牛津英語詞典》。“特別是《1984》,我是在看守所意外找到的,是英文版,已經很舊沒有人看,但我當寶貝一樣,他們允許我帶進監獄看。”

諷刺的是,監獄的生活彷佛呼應著《1984》。每晚準時7點鍾,囚犯要拿凳子看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他從中感受到中共政策全麵左傾。“第一條新聞是習近平,第二條新聞又是習近平,但你不能不看,有時候覺得太惡心,我就說我要上廁所,蹲在那裏十幾分鍾,我寧可在廁所聞臭味也不想看。”

他被囚禁期間,家庭失去經濟支柱,太太也被限製出境,他在香港銀行的儲蓄無法動用,他說太太一度要在街上推車賣凍魚維生,其中兩個孩子要寄住在親戚家。

他出獄後一家在美國新澤西州團聚,他表示目前中國輿論環境收窄,香港也被牢牢控製,無意再涉足傳媒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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