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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家是哪一年看上彩色電視機的？肯定不早於 80 年代。因為中國第一條彩色電視生產線是 1979 年才從日本引進的。
實際上，1954 年美國 RCA 公司就生產出第一台家用彩色電視機。我們也在1973 年就派出工作組，洽談引進事宜。可為什麽整整 6
年都沒辦成這事兒呢？
荒唐至極，竟然因為一隻小小的蝸牛。
1972 年，國務院批準四機部以 1000
萬美元價格引進一條裝配彩色顯像管的生產線。後續才知道，隻有裝配線還不夠，至少還要玻璃殼、蔭罩和熒光粉 3
條線。這樣算下來，總預算提高到了 8000 萬美元。
彼時，尼克鬆剛剛訪華不久，中美關係破冰，美國企業對中國市場表現出濃厚興趣。技術最先進、最齊全的RCA 公司最初報價 1.3
億美元，經過談判降到 7300 萬美元，雙方達成初步合作意向。
1973 年 11 月，四機部派出工作組到美國，實地考察相關廠家，為最終簽合同做準備。這一趟下來，見識了 RCA
公司的雄厚技術實力，堅定了中方合作信心。考察組還順道考察了玻璃殼生產廠家，美國康寧公司。
大家都知道，康寧現在仍然是全世界最頂尖的特殊玻璃和陶瓷材料廠家，我們用的手機屏幕，多數都用了康寧公司的大猩猩係列防劃玻璃。
考察結束時，康寧公司為討好中國客人，主動送給每位成員 1 隻本公司生產的玻璃蝸牛工藝品。在美國市場上公開銷售的價格為 55 美元 1
隻。考察組經過請示，收下禮物，高高興興帶回了中國。
誰也想不到，這幾隻不起眼的玻璃蝸牛，惹起了軒然大波。
1974 年 2 月 2
日，四機部第十研究院政治宣傳幹事許文彬（一說何文彬），提筆給江青寫了一封告密信，稱美國康寧公司為了諷刺挖坑中國的“爬行主義”，別有用心地送給中國考察組人手一隻蝸牛……信中還表達了對江青的“忠誠”和討好。
江青拿到信以後，如獲至寶，直接坐著大紅旗車到了四機部，點名要見許文彬。由於事發突然，誰都沒有預料到江青要找這麽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江青竟然當場給許文彬寫回信：
許文彬同誌：我很欣賞你的愛國主義精神。中國人民已經在毛主席領導的黨領導下站起來了，決不接受任何帝國主義的屈辱……
江青抓住此事不放，一口咬定美國公司送蝸牛給中國人，是侮辱中國人，說我們“爬行”；引進彩電生產線，是“崇洋媚外”，“美國這條生產線，我們不要他的了”。她還下令把蝸牛禮品送到美國駐華代辦處去，通過外交渠道提出抗議。
在江青的淫威麵前，多家部委開會聲討此事，四機部作為“始作俑者”在全國範圍內發了簡報檢討，大字報貼得到處都是。還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收受外國禮品的清查工作，查出日本人送給我們烏龜飾品，表麵上是說烏龜長壽，實際是諷刺我們發展慢；查出有的國家送了黃牛雕塑，是罵我們“老牛拉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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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等人揪住不放、上綱上線，當然不隻是針對小小一隻蝸牛，更不是什麽彩電生產線和美國公司，而是醞釀政治風暴，繼續打擊碩果僅存的老幹部。
引進彩電生產線的決策，是四機部報審，李先念、穀牧主持開會研究決定，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的。用蝸牛辱華做幌子，完全是項莊舞劍。
在生命的最後 10 年裏，這樣的無妄之災、憑空發難，周恩來不知經曆過多少。
雖然滿懷義憤，卻受製於鬧事者的特殊身份，不得不最大限度隱忍，低頭下氣去搞調查，用事實回擊他們的髒水。周恩來親自指示外交部、中聯部等部門對“蝸牛禮品”進行研究，提出辦理意見。
外交部馬上聯係駐美代辦處，請教了在美工作生活多年的冀朝鑄參讚和著名華裔學者任之恭、牛滿江等人，查閱了大量文獻資料，最後得出結論：
蝸牛隻是蝸牛，而已。
歐洲人把蝸牛視作美食，美國人不吃蝸牛，但欣賞蝸牛的堅韌毅力，認為蝸牛是頑強與力量的象征，有不少相關詩句。美國人贈送的蝸牛禮品，在本國常見，並非為中國人“量身定製”，毫無證據表明其中存在某種陰謀或者惡意侮辱。這款蝸牛玻璃工藝品，是康寧公司製作的聖誕禮物商品，在美國也一直公開銷售。
基於這個意見，外交部報送了《關於美國人送“蝸牛”禮品的報告》，建議不必退回蝸牛或進一步外交交涉。周恩來當日就作出批示：
外交部這一分析和所提意見較為正確，擬同意外交部這一報告，即呈毛主席……批示。
毛主席親自圈閱了這份報告，表示同意。
至此，這場暗流洶湧的鬧劇才告一段落。江青灰溜溜把號稱要“辦展覽”的工藝品送回來，把當時寫給告密人許文彬的親筆信也要了回來。
許文彬是什麽結局？
據一些資料記載，這個年紀輕輕的無名之輩，因此投機舉動，被委派到南京 741
工廠（華東電子管廠）搞科研突擊，號稱要做中國人的“爭氣管”，但最終一事無成。粉碎“四人幫”以後，他被查出先後 13
次給江青寫迷信表忠心，於是被責令反省，又寫了 70 多份檢討材料，經審查後被開除黨籍。
還有一個讓人痛心的事實。
原本 7300 萬美元就能辦成、讓中國人早6 年看上彩色電視的好項目，被無端卷入風波，最終告吹。直到 1979
年，我們才從日本引進了彩電生產線，花了多少錢？整整1.6 億美金。
任何鬧劇，都是有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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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謀論滋生的土壤，到底是什麽？
首先是人類的天性，對未知的恐懼、對迫害的妄想。這就決定了，越是蒙昧無知的人，越是缺乏科學思維和知識儲備的人，越容易陷入陰謀論不能自拔。半個世界前的慘痛經驗，已經深刻證明了這一點。
那麽，製造陰謀論的人呢？他們擁有聰明的頭腦，最清楚真相是什麽，卻為何信口雌黃、指鹿為馬，翻雲覆雨、穿鑿附會，把謊言當做真理去傳播，去恐嚇那些可憐的傻瓜呢？
兩個字，利益。
許文彬的告密，顯然不是出於什麽愛國情懷和正義衝動，要不然為什麽選中了當時權勢最顯赫的江青？一切興風作浪，不過是出自最簡單的利益訴求，希望一步登天、改變自己平庸而絕望的人生軌跡。
江青真的相信蝸牛是陰謀嗎？誰也不知道，但從她借題發揮、話外有音的一貫操作手法，以及後續發起的針對總理的批林批孔運動來說，顯然也不是這麽簡單。
一切醜陋，都不是那個時代的特有產物，但在那個時代被縱容放大到了極致。當告密成為一躍龍門的捷徑，當瘋狂的群體衝動超脫理性的約束，當無數人的夢囈匯聚成山呼海嘯的聲浪，又有多少人能按捺住內心的野性呼喚呢？（綜合整理、原創/公周）
參考資料：1. 宗道一，《安東尼奧事件和蝸牛事件》，載《文史精華》2002 年第 1 期。2.
單蘭，《江青導演的一出外交醜劇，“蝸牛事件”》，載《湖北檔案》2004 年第 5
期。3.《蝸牛事件始末》，載《國際人才交流》2004年第 9期。
華客網：70年代震動全國的“蝸牛事件”，是現在的一麵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