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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機上的生死32天 一位新冠患者如何死裏逃生

美國《紐約時報》特寫報道，49歲，健康的吉姆·貝洛（Jim
Bello）感染新冠病毒後陷入危重症，為這種病毒帶來的痛苦鋪上一層謎色。醫生們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才從這場災難和勝利交織、如同過山車般刺激的生死之戰中把他從鬼門關前拉回。

馬薩諸塞州，欣厄姆（HINGHAM），吉姆的妻子金·貝洛抓著手機，一個人站在院子裏問電話另一頭的醫生：“他能熬過來嗎？”

為了不讓在起居室玩遊戲的3個孩子聽到這番令人痛苦的交談，她悄悄溜到室外給丈夫的主治醫生打電話。過去的兩個禮拜裏，吉姆一直在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的呼吸機上掙紮求生，九天前，醫生們又給他用上了人工心肺機EMCO，作為最後的挽救。

內科醫生艾米·魯賓（Emmy
Rubin）用一種溫柔的語氣告訴她：雖然她丈夫仍有存活機會，“如果你要聽老實話的話，他很可能熬不過來。”

今年49歲的吉姆·貝洛一向健康，是一位有著運動員體格的律師。3月初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懷特山徒步旅行後，發燒到39度4，6天後呼吸困難，被送往郊區的急診室。

如今，盡管醫生傾盡了一切挽救方法，他的肺部X光仍然看起來如同骨骼一樣白，這意味著他的肺幾乎無法容納空氣——
“這是我見過的最嚴重的X光胸片，” 他的另一位醫生保羅·庫裏爾（Paul Currier）醫生如是說。

當他躺在重症監護室裏的時候，即使是被輕輕一觸，他處於重度鎮定下的身體也會因此出現含氧量降低。醫生們擔心他會心髒驟停，一旦發生他們將無法再使他複蘇。

他們嚐試了一切救助手段，包括試驗性的藥物、一種沒什麽科技含量的腹部按摩（用以改善氣流），以及最先進的生命支持儀器。

他們考慮過一種更加指望上天垂憐的醫療手段，但要換到那種療法需要把吉姆的供氧切斷30秒，而他很可能活不過這30秒。

“即使是那些用來救他的手段，也可能致他於死地。” 尤瓦爾·拉茲（Yuval Raz）醫生，這個治療團隊的主力，描述了這種困境。

從狂熱的滑雪、自行車和跑步愛好者一夕之間淪為重症患者，貝洛先生經曆了災難性的螺旋下墜——在這過程中，醫生們為了救他，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度過了令人心碎和勝利歡呼交織的一個個時刻——更凸顯出了這種詭譎多變的病毒是如何難於應對，即使是在裝備精良的醫院，有著諸多訓練有素的醫生，要擊潰它也是萬分艱難。

與此同時，醫院從未麵臨過如此之多的，肺部基本已經停擺的重症患者。盡管醫生們在治療類似的呼吸衰竭方麵經驗豐富，但Covid-19患者的病情卻是令人抓狂的難以預測。

“病人們就如同從懸崖上墜落”，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重症監護醫生Peggy
Lai描述道，“盡管患者接受了高標準的護理，你仍然要目睹年輕的患者一天天越病越重。”

沒有被證實有效的治療手段，醫生們隻能在嚐試和犯錯之間坐著大起大落的過山車。他們權衡了風險，小心翼翼地調校機器，期望給患者的肺部提供足夠的支持，讓他們撐到身體清除炎症並痊愈。

“這種病最棘手的部分，”Lai醫生說，“是我們沒有規範可循，無法預測患者會病到多重，也無法把握他們好起來的預兆。”

貝洛家在新罕布什爾州的盧恩山（Loon
Mountain）有一套公寓，常備著滑雪裝備，在3月7日貝洛先生徒步歸來後，他被高燒突然擊倒了。

發燒數日，他開始咳嗽和胸悶，去看了醫生後，醫生給他開了治療肺炎的抗生素。但是到了3月13日，他呼吸困難，不得不趕去波士頓郊區一家醫院的急診室。醫生很快決定他需要呼吸機。

“如果我熬不過來怎麽辦？”他問妻子。

她事後回憶，在她給了他一定能熬過的保證之後，“他像第一次相識那樣對我眨了眨眼睛。”

隔夜貝洛先生就被送至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成為這家醫院第一位接受插管治療的新冠病人。起初，他這個案例看起來並不複雜，他的第一位主治醫生庫裏爾博士說。

像許多Covid-19患者一樣，貝洛先生患有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簡稱ARDS）。他的肺部重度發炎、充滿液體，本該將氧氣輸送至血液的小肺泡成了無力的爛氣球。

精準調校過的呼吸機在使用過程中還要根據氧氣、呼吸頻率，呼吸量和壓力持續調整。醫生們既要做到提供足夠的壓力以保持氣道通暢，還要避免壓力過大導致肺部過度拉伸，遭受進一步受傷。

插管的患者會被鎮靜並經常使用麻痹藥物，目的是不讓他們自主呼吸，從而由機器接管。

貝洛先生在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第一天結束時，呼吸機為他提供了65%濃度的氧氣，比他被送到時需要的氧氣量還要低。第二天提供的氧氣量是35%，這是一個好兆頭，因為呼吸機的最低設置為21％，和室內空氣的含氧量相當。

“他真的看起來好轉了，” 肺部和重症監護醫生庫裏爾說。

但是隨後他的病情莫名其妙地惡化了，呼吸機為他提供的氧氣被調節到了最大：100％。

3月18日淩晨2點左右，醫生們驚慌失措地給他實施了俯臥通氣，庫裏爾醫生回憶道。他們小心地將他轉成俯臥位，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心髒對肺部的壓力，從而減輕呼吸道壓力。

結果是振奮人心的。“太好了，” 庫裏爾醫生在抓緊時間睡一會時想，“我們救了他。”

然而在下一天，貝洛先生的血氧水平驟降了。

醫生們早已開始為他使用很多醫院用過的治療方法：包括特朗普總統提倡的抗瘧疾藥物羥氯喹；還有他汀類藥物，因為肝髒影響過大而最終被停用。他還參加了一項針對Covid-19的抗病毒藥物，大名鼎鼎德瑞德西韋（Remdesivir）的臨床試驗，盡管沒人知道他是在實驗組還是對照組。

當天下午，由於越來越擔心他的肺部炎症，醫生嚐試了一種免疫抑製藥物妥珠單抗。

毫無效果。醫生不得不求助於最後手段，
一個八人小組將貝洛先生重新轉為仰臥位，將大管子插入他的脖子和腿，然後將其連接到專用的心肺旁路機。

這種機器被稱為體外膜氧合機或ECMO，該機器可將血液從患者體內吸出，通過充氧器輸送血液，然後將其泵回體內。管理起來非常麻煩，而且許多醫院都沒有這項設備。

“ECMO不是一種溫和的治療方法。” 馬薩諸塞州綜合醫院的ECMO部門的醫學總監Raz醫生說
，“即使取得了好結果，中途也會發生很多壞事。”

ECMO的可能風險包括出血並發症和中風。使用過程中
ECMO專家必須不斷確保通過機器循環的血量不要太高或太低，以免患者積液過多，或者出現血管塌陷。

據非營利組織“體外生命支持”消息，截至目前，ECMO已經被用在全球成百上千名新冠患者身上。大部分患者尚未脫機，並且數據不完整，因此ECMO用於治療新冠的存活率尚不清楚。

“ ECMO並不解決任何問題。” Raz醫生說，“它僅僅是在其它治療手段生效之前盡量讓你活著。”

貝洛先生的肺部已經僵硬到他的“肺順應性”——如果健康人肺髒的彈性標準是大於100的話，嚴重呼吸衰竭的人大約為30——隻有個位數。

他自己的肺能夠完成的呼吸量大概也就一湯匙左右，隻相當於一次正常呼吸的一小部分。插管周圍開始滲血，血液稀釋劑也不得不停用了，Raz醫生說。

X光胸片記錄了他肺部的持續衰退，在13號的胸片上能夠看到明顯積液和炎症，但“你還看得到肺，”
Raz醫生說。3月18日的胸片顯示的情況惡化了，但肺部空間仍然清晰可見。到3月20日，“你能看到的就隻有一個大白肺”。

醫生和護士們每天都會向貝洛太太更新她先生的病情。這位48歲的母親為了幫助三個孩子——13歲的哈德利，11歲的雙胞胎萊利和泰勒——一同麵對父親的病情暫停了自己的兼職市場營銷工作。她還籌集了數千美元從本地餐館給重症監護病房的工作人員訂餐，並解決他們的其它需求。

她和哈德利都有輕微的諸如胸悶一類的症狀，但醫生認為沒有必要專門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為了遏製病毒傳播，家人基本不被允許探望患者，一位護士Kerri
Voelkel每天都會為貝洛先生打開家人的電話免提，一天好幾次。

“一次哈德利要烤一個蛋糕，她會開玩笑說‘沒烤好，爸爸，我得再試一次’”，Voelkel護士說，“泰勒就說，‘我在後院進行了足球訓練’。作為護理病人的一員，站在那裏聽孩子們給爸爸打電話真是令人心碎。”

到3月27日，也就是貝洛先生被ECMO插管的第9天，情況沒有任何改善。當護士把枕頭塞在他下麵或輕微地移動他以防止褥瘡時，他的氧含量數據都會下降。

魯賓醫生給貝洛太太打電話，解釋情況的嚴重性。她說，如果貝洛先生出現心髒驟停，醫生們不認為還能救活他。貝洛太太最終同意了放棄心肺複蘇。

“請說實話，”她懇求魯賓醫生說。

魯賓醫生解釋說，他們並非就此放棄，貝洛先生仍有機會幸存。但是她也說，“老實講，當時所有的評估都指向他更有可能死去。”

傷心欲絕的貝洛太太在草坪上把自己蜷成了一團。

第二天，3月28日的早晨，醫生們調低了貝洛先生的麻痹藥物量看是否行得通，Voelkel回憶道。

效果很驚人。“吉姆醒了，”她說。他揚起了眉毛，“你可以看出他正在睜開眼睛。”

按照提示，他握緊了Voelkel護士的雙手。他用點頭表示是或否，來回答一些簡單提問。當護士說要給他調整體位時，他豎起大拇指。

“當時我們心裏就想，‘哦，天哪，他還活著！’” Voelkel護士說。

Voelkel女士在電話裏向貝洛太太描述了當時的情景。當天下午，貝洛家的金毛犬布魯諾找到了貝洛先生的波士頓凱爾特人隊帽子，叼在嘴裏。貝洛太太拍下了這一幕並發給魯賓醫生並寫道，“請盡一切努力（救他）。”

淚水湧上了魯賓醫生的雙眼，她發短信說：“我向您保證，我們正在竭盡所能。”

但後來，當麻痹藥物被停用幾小時之後，貝洛先生獨自在監護室裏，護士們在外監控數據，他輕微移動了一點軀體，導致血管壓力增加。這種在我們呼吸時會出現的正常情況卻導致了他無法承受，他的血氧含量再次暴跌。

Voelkel女士和呼吸治療師Tyler Texeira都穿上防護裝備並衝了進去。“我們搶救他，把他救了回來，”
Voelkel女士說。

“這位患者的肺部嚴重到我們不能讓他維持清醒，”她說，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必須使他昏睡來保住他的性命。”

醫生們還有最後一項選擇，就是嚐試通過在心肺機上增加另一根管子來排出更多的液體，這樣需要短暫地停止從機中流出氧氣。

“他的情況太脆弱了，以至於我們真的認為他堅持不了停止通過ECMO供氧的那30秒。” 肺部和重症監護醫師魯賓醫生說。

輪班結束後，Voelkel女士說，“我一路哭著回家。”她想起了貝洛先生的孩子們給他打來的那些電話，那幾個孩子和她的孩子年齡相仿。“我從未體驗過那種絕望，我們救不了他。”

魯賓醫生給貝洛太太打了電話，建議她當天晚上去探望她的丈夫，此前她隻被允許探訪過一次。醫院的走廊令人驚悚。她穿上防護裝備，走進他的房間。

“我感覺，‘噢上帝，如果我一直和他說話，如果我和他說上幾個小時，也許他能穩定下來，也許他會沒事的。’”她說，“我隻是告訴他我們有多需要他，他必須與之抗爭，他不能離開我們。

她隻有15分鍾，但最終她待了三個小時。

“我現在正在握緊你的手，握住你的手臂，躺在你的手臂上，撫摸你的頭，” 她對丈夫說。

三天之內，一張新的X光胸片帶來希望：他的左肺有了部分清晰的影像。

“然後就這樣緩慢地出現了改善，” 庫裏爾醫生說，“然後就戲劇性地好轉了起來。”

4月4日，貝洛先生用上ECMO上的第17天，呼吸治療師托德·莫佛（Todd
Mover）建議說，他或許可以脫機了。第二天，貝洛先生脫離了ECMO。他還連接在呼吸機上，但呼吸機的供氧量也降低了，醫生也開始著手減少麻痹性藥物和鎮靜藥物。

幾天後，一個裏程碑的進展：物理治療師扶貝洛先生坐在床邊，Voelkel女士幫他撥通了給太太的Facetime視頻，貝洛太太在那一頭看到了他的腿踢動了。

“我愛你，給我一個飛吻，”她叫到。貝洛先生，盡管因為鎮靜藥物而昏昏欲睡，嘴裏還插著呼吸管，還是挪動了手，給了妻子一個飛吻。
 

4月11日，貝洛先生入院後近一個月，他太太坐在餐桌旁和他開始了另一次Facetime視頻。她讓女兒們坐在桌子對麵，不讓她們看見父親插著呼吸機的樣子。她們舉著一個iPad，好讓她們的兄弟，在新罕布什爾州的萊利（Riley）也能聽到和發言。

“嗨，爸爸，是哈德利和泰勒。我們好想你。萊利（Riley）也在用FaceTime和我們說話。我們隻想說繼續加油，你一定會好的。我們都很愛你。”

貝洛先生因為插著呼吸管無法說話，他抬起頭，短暫睜開眼睛，略微搖動手。“愛，愛，愛，”他的妻子說。

醫生說，他們不知道貝洛先生因何得以幸存。最好的猜測可能是插管爭取了時間。盡管在一些病例裏，患者的康複幾率隨著使用呼吸機的時間拉長而降低，但也有其他患者在長期插管後康複。醫生不知道什麽藥物是否起了效果。

庫裏爾醫生說，如果是貝洛太太的探訪起了作用他也不會感到驚訝。

“她在床邊呆了三個小時。” 他說，“當時是最黑暗的時刻。在那樣一個時候，你無法低估像那樣一個變化能帶來多大影響。”

4月14日，貝洛先生脫離呼吸機，開始了32天以來第一次自主呼吸。

這次，當貝洛太太再從醫院接到FaceTime視頻電話時，她把孩子們圍在了一起。隔著屏幕，他耳語般地說出了一個月來能對家人說出的第一句話：“我愛你們”。

當他被用輪椅推出重症監護，去到普通病房時，此前曾一度灰心沮喪的醫療組成員排成一隊，爆發了一陣掌聲。他揮手致意。
 

“這太了不起了。”魯賓醫生說，考慮到此前貝洛先生的體格和健康狀況，“大家都非常樂觀，他將完全康複。”

脫機三天後，貝洛先生被送到一家康複醫院，他在一次簡短總結中說，他期望回歸律師職業，並為醫務工作者代言。“我能活著，都是因為同一批人的幫助。”他說。

那時，他已經能夠自主進食和行走，他說他為妻子感到驕傲，並渴望與家人在一起。

不久之後，一個周五的下午，貝洛先生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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