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員石正麗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情報機構接連表態，正調查武漢病毒研究所和這次新冠肺炎的關聯。另外，特朗普在周四還向媒體表示，他已經得到病毒源自武漢實驗室的證據，但是目前還不能公布與眾。已成為眾矢之的的武漢病毒研究所P4實驗室副主任石正麗，在今年二月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透露，事實上，她在第一時間也懷疑過病毒是不是來自自己的實驗室，甚至焦慮失眠。為什麽石正麗會這麽說？請聽記者鄭崇生的整理報道。
“病毒會是我們實驗室出去的嗎？”2019年12月30日，人在上海開會的石正麗，接到武漢病毒所領導的緊急電話後，立刻搭火車趕回武漢。當時，兩名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人的病毒檢體，已經送到病毒所。她一路上都不安地在想，“是不是湖北衛生局搞錯了？難道來自我們的實驗室？”
這是石正麗在今年二月接受《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月刊訪問，透露自己第一時間聽到武漢傳出不明肺炎的混亂思緒。月刊更新相關資訊，將於6月出版完整內容。
有“蝙蝠女郎”稱號的她，投入蝙蝠攜帶的冠狀病毒研究超過15年。她在《一席》網絡演講節目中透露，為了追尋當年SARS非典肺炎的起源，她和蝙蝠結下難解之緣，2005年有了初步發現。
石正麗：“在分類學上，蝙蝠身上檢測出來的冠狀病毒，和SARS冠狀病毒屬於同一個種，所以，我們稱為蝙蝠SARS樣冠狀病毒。這個工作很快就發表在2005年《科學》雜誌上麵。可以說是我們尋找SARS源頭重要的裏程碑事件。”
可以說，石正麗是第一個指出蝙蝠身上攜帶的冠狀病毒，和造成人類感染SARS非典肺炎的冠狀病毒有高度關聯的科學家，她從此帶著研究團隊上山入洞、抓蝙蝠、搜集蝙蝠排泄物。這些都是艱難且高危險的工作。到了2011年，他們在雲南山中取得蝙蝠身上攜帶冠狀病毒的樣本，有了更具體發現。
石正麗2013報告：蝙蝠冠狀病毒可能跨物種傳播
“我們發現，這株病毒和SARS病毒有很多相似地方，除了進化關係近，功能方麵也非常近。”石正麗說。
雲南中華菊頭蝙蝠身上攜帶的冠狀病毒，是SARS病毒的直係血親。石正麗後來將這一研究發現在2013年發表於《自然》（Nature）雜誌，並指出這個病毒具備跨物種的傳染能力。
這也足以解釋，她為什麽在《科學美國人》的訪問中說，她本以為冠狀病毒的高風險區域應該是中國東南部的廣東、廣西或雲南，“我從沒想過這會在中國的中部城市、武漢爆發開來”。
為什麽是湖北武漢？報道提到她自我懷疑與自我驗證的說法，但也讓人有更多猜測聯想。
疫情初始，她每晚難以入眠，除要研究團隊反複檢測送來的患者病毒樣本，並建立病毒基因排序，拿來和實驗室十多年來從一萬五千多千隻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個冠狀病毒樣本比對檢測；另一方麵，她瀏覽過去幾年實驗室的記錄，查核實驗材料，尤其是在廢棄物處置過程中，有沒有疏失。
“沒有一個（病人）的病毒基因序列和我們團隊采集到的蝙蝠冠狀病毒基因序相符。” 她大歎一口氣，如釋重負般說到。
然而，現在外界很多人將病毒的來源指向她的P4實驗室研究團隊，這讓她感到痛苦，但每天還是得繼續研究工作，“這是新常態”。 美國情報部門說，他們雖然排除這次新冠病毒是人造或是被基因改造的可能，但是還在調查是否是實驗室意外泄漏的可能。
美國學者早示警：病毒功能取得的研究走太遠
石正麗表達疫情爆發後心情轉變的過程，卻無法消滅陰謀論，甚至全然取信於人，原因就在於一頭熱鑽入蝙蝠冠狀病毒研究後，她是不是在全世界生物學尚未訂出完善的“功能性取得”（Gain
of Function, GOF）研究的規範時，走得太遠太險？
公開研究報告顯示，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教授巴瑞克（Ralph
Baric）在2016年在和石正麗聯名撰寫的報告中警示，石正麗提供的WIV1-CoV冠狀病毒的全基因與嵌合體（chimeric
），可在人類呼吸道與體內迅速增生。在缺乏疫苗與藥物的情況下，從事GOF的研究，有安全風險。
巴瑞克說，“不斷的混入不同的冠狀病毒，會為產生危險的新病源體，創造大量機會”。
“功能性取得”的研究，雖有助於疫苗與藥物研發，但人工探究合成不同物種攜帶的冠狀病毒，可能加重病毒的傳播力與毒性，在病毒研究上一直有爭議。
以美國為例，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武漢病毒所曾經有這方麵的項目合作，但是2014年美國叫停，國立衛生研究院持續探討功能取得研究的道德風險及規範建立。
研究與調查的透明度 中國說一套做一套？
對於是否願意公布相關蝙蝠基因資料庫的資訊，截至發稿，石正麗沒有回複自由亞洲電台的電子郵件查詢。
同一時間，世界衛生組織（WHO）駐中國代表蓋立（Gauden Galea）接受英國天空新聞（Sky
News）專訪時表示，中國多次拒絕世衛參與2019冠狀病毒疾病來源的調查。
中國不讓世衛參與，光憑石正麗的說法，如何取信於人？
華客網：追尋石正麗的研究軌跡 她為何曾自我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