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潑斯坦和他的頂級朋友圈，究竟有多麼骯髒？

“請問Vera Wang想要一名來自阿涅利家族的實習生嗎？”

這是傑弗瑞愛潑斯坦案公開郵件中的一句日常詢問。它沒有提到島嶼，沒有涉及暴行，也沒有任何令人不適的細節。它只是為某個顯赫家族的孩子打聽一個實習名額。

Vera Wang是美國最知名的婚紗設計師之一，阿涅利家族則是義大利最顯赫的工業家族之一，長期掌控菲亞特及其背後的投資集團。對愛潑斯坦這樣人脈橫跨多個圈層的人來說，傳遞一句日常詢問，並不費力。

在傑弗瑞愛潑斯坦案公開郵件中，他為阿涅利家族打聽一個實習名額

愛潑斯坦問題，已經成了罪、陰謀與醜聞的代名詞。這樣的敘事，聚焦在往返那座島嶼的航班以及出入其中的權貴人士，也許是成立的。如今隨著愛潑斯坦文件的大量曝光，人們得以窺見全球權貴階層與愛潑斯坦關係日常性的那一面：子女實習與升學的引薦、撮合、遞話，或者日常的問候。

這些看起來最「正常」不過的資源調度，對西方民眾來說，有兩個刺眼的地方，一是它們圍繞著臭名昭著的性犯罪展開，二是它們勾連了無限廣闊的精英圈層。

這正是愛潑斯坦文件引人不安的地方，它絕非講述某個邊緣團體或某種次文化圈層的故事，而是廣泛涉及政治領袖、金融架構師、科技先驅、文化名流、學術權威、王室成員、權力掮客等驚人群體，他們廣泛輻射了當今人類生活的頂峰，更是精英構成世界體面生活的核心要素。

對一般人來說，愛潑斯坦問題關乎人們願意容忍、寬恕和忽視什麼。在這裡，公眾對精英世界的體面的信任，正在急速崩塌。而如何清算愛潑斯坦留下的糟糕污點，並且重建體面，對當下的西方來說，正是困難重重。

找工作

2026年1月30日，美國司法部公佈了愛潑斯坦案超過300萬頁的文件。大眾的目光自然落在最刺目的部分：島嶼照片、航班記錄、合照名單，以及不斷被點名的權貴。

但如果把視線從那些令人不安的細節上移開，會看到另一類郵件。它們不獵奇，甚至像家常對話，討論的卻是學校、實習、履歷、推薦信。對寄件者而言，這些往往只是「順便問一句」；對更多人而言，卻是需要反覆申請、等待、碰壁，才可能換來的名額。

2017年的一段郵件往來中，導演伍迪艾倫的妻子Soon-Yi Previn語氣熱烈地向愛潑斯坦致謝。她感謝對方「幫女兒Bechet進了巴德學院」。她寫道，最好別讓Bechet太早知道結果，讓她先“多焦慮一陣子”，等真正收到錄取通知時，才會更珍惜。結尾她轉述伍迪艾倫的一句玩笑：要是Bechet 哪天把學校點著了，「學校也得把功勞算在你頭上」。

整封郵件輕鬆得近乎隨意，像是在確認一件順利辦妥的小事。

愛潑斯坦（左一）與伍迪艾倫夫婦/圖源：澎湃新聞

巴德學院是紐約州一所知名文理學院，近年的錄取率約在四成左右，並非常春藤，但在人文藝術領域聲譽不低。美國大學申請體系裡，校友推薦、家長與校方保持聯繫並不罕見。在某些圈層裡，「打個招呼」更像一種習慣，而不被當作對規則的挑戰。

目前，伍迪艾倫夫婦並未公開解釋這次溝通的具體影響；媒體透過發言人向他們及女兒發出的置評請求，也未得到回應。

另一條線索同樣發生在2017 年，但情節更有戲劇性。

挪威前高級外交官Terje R?d-Larsen 希望愛潑斯坦幫忙，為兒子在倫敦金融機構尋找實習機會。 R?d-Larsen 曾參與奧斯陸協議談判，擔任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與中東事務特使，後來出任國際和平研究所負責人。但在郵件裡，他只是另一位替孩子尋找機會的父親。

愛潑斯坦先聯絡渣打銀行，從部門經理一路問到更高層級，得到的答覆卻出奇一致：必須走正式招募流程，無法破例。幾番周旋之後，倫敦一家外國銀行的分行表示願意接納這位年輕人。郵件語氣謹慎而周到：第一天主要熟悉環境，後續會安排進入交易大廳學習，並由高管帶教；如有任何特別需求，也歡迎告知。

比爾蓋茲、Terje R?d-Larsen、愛潑斯坦、Boris Nikolic和Thorbj?rn Jagland/圖源：愛潑斯坦檔案

但這位年輕人只出現了第一天。隨後他透過中間人轉話，說“那家銀行和想像中差太遠”，不打算再去。郵件裡甚至懶得寫出銀行全名，只含糊地稱作「the bank」。氣得愛潑斯坦在郵件中大罵對方是「idiot（蠢貨）」。

儘管倫敦這次實習談不上體面，但並不耽誤雙方來往。後來，愛潑斯坦也曾就這位年輕人申請紐約大學的文書草稿提出修改建議，語調務實。

這些「遞一句話」「改幾句話」的小忙，只是愛潑斯坦龐大社群網路裡最表層、也最不令人意外的部分。不同之處在於，這些看似體面的日常，與海面下令人不安的暴行與醜聞相連。

於是，問題不再是“誰託了關係”，而是“這種關係如何得以長期存在”。在已公開的資訊中，人們很難說所有人都知道多少，但至少可以確定的是：這個網絡擁有足夠多的機會讓人看見、聽見、察覺，卻仍能在很長時間裡維持表面的正常運作。

很多時候，原則與留在圈子裡的資格發生衝突，圈子更先被保住。

圈子文化

如果把目光從某一封為孩子找工作的郵件移開，看到的便不是「愛潑斯坦幫了一個小忙」這種瑣碎細節，而是幾乎拉不到底的聯繫人列表，連接的行業和國家，比想像中更雜、更廣。

在公開的通信記錄中，與愛潑斯坦聯繫最密切的前500位通訊者，來自截然不同的行業。約19%的往來與金融界有關，10%來自科學或醫學領域，8%屬於媒體與娛樂，7%是科技業，律師、政治人物、學者與企業主管各佔約6%。金融聯繫在2014年達到峰值，佔比約四分之一，隨後學術與法律領域的聯繫上升。

大多數往來發生在美國，但郵件也延伸至英國、法國、德國、北歐國家、海灣地區，甚至包括一名委內瑞拉石油交易商。

更耐人尋味的不是數量，而是這些比例背後的交叉結構。

在現代菁英體系中，金融、科技、學術與政治並非彼此隔絕的領域。愛潑斯坦的網絡也未脫離這結構存在。他以捐贈者、贊助者、顧問的身份進入不同場合，並靠著天賦異禀的社交能力成為圈子裡的中間人，把原本不必相交的人拉到同一張桌上。

傑弗裡·愛潑斯坦所涉性犯罪醜聞持續發酵，不僅成為美國黨爭焦點，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的弟弟安德魯也因牽涉其中被剝奪王室頭銜和待遇。圖為安德魯資料照片/圖片來源：新華社

但他提供的未必是多麼稀缺的「內幕」。不少郵件內容其實很無聊，還時不時夾雜常識性的錯誤。真正稀缺的往往是別的東西：你能不能進入，是不是被當作自己人。在這個圈子裡，一則訊息的價值有時不在內容，而在脈絡中。它是誰對誰說的，是在什麼場合說的，是不是只在少數人之間流通。

這種吸引力更像是一種准入的體驗。長壽專家兼健康網紅彼得·阿提亞後來為自己參與愛潑斯坦的厭女玩笑道歉時回憶說，自己當時把這種准入當成需要保守的秘密：能被帶進曼哈頓的豪宅，能登上一架波音727，本身就像一種被挑選過的證明。對許多人來說，訊息的重量不只在於字面上的內容，它是一種邊界感，讓你相信自己進入了「裡面」。

而這種被選中的感覺，不只來自保密，也來自場景本身。愛潑斯坦的房產、派對、私人飛機、偏遠莊園，既是誘惑，也是震懾。法國指揮家弗雷德里克·夏斯蘭在感謝信裡形容自己訪問愛潑斯坦位於聖達菲的牧場時“如醉如痴，滴酒未沾”，彷彿置身於一件藝術品之中。夏斯蘭未必看到了什麼關鍵秘密，但這份感謝信說明了氛圍如何運作：當空間足夠奢華、足夠封閉，人更容易把判斷交給感覺。

這也是為什麼意識形態在愛潑斯坦的圈子裡往往不是障礙。他的朋友圈裡既有諾姆·喬姆斯基，也有史蒂芬·班農。對這些人來說，先進入同一個房間更重要。只要在同一張桌上，很多差異都可以先放一邊。

史蒂芬班農和愛潑斯坦/圖源：美國眾議院

而一旦進入，關係就會用最日常的方式繼續下去。很多時候不是大交易，而是小照應：幫忙介紹聯絡人，遞一句話，幫孩子打聽實習。它們未必改變結果，卻會讓彼此更熟，讓下一次接觸更自然。久而久之，這些小忙會把網路織得更密，也讓「特權」看起來更像生活常態。

這張網路之所以能長期存在，也因為它很會講述自己。很多事不需要被說成“走後門”，它可以被說成合作、研究、公益、交流。

學者Anand Giridharadas在《贏家通吃：精英改變世界的騙局》裡提醒過一種精英慣性：他們不一定否認不平等，更擅長把自己擺在「正在解決問題」的位置上。敘事一旦成立，關係就更不需要解釋。也因此，大眾往往不會把注意力停留在「幫權貴孩子找實習」這種細節上，因為它太熟悉了，熟悉到像背景噪音。

Epstein class

但愛潑斯坦案最令人不安的，不是菁英之間怎麼來往，而是罪行要嚴重到何種地步，才能阻礙這些關係不再若無其事地繼續。這件事之所以讓人膽寒，是因為它暴露了精英的殘酷性——總是能如此自然地無視痛苦和陰暗。

愛潑斯坦並不希望自己的性虐待與孌童罪行影響他在權錢網絡中的位置，但他的周邊人很難說「一無所知」。早在2005年前後，佛羅裡達州警方就接到14歲少女父母的舉報並展開調查；隨後案件在地方與聯邦層級持續推進，調查中涉及的潛在受害者人數也不斷被提及。

2008年，愛潑斯坦在佛羅裡達州對州級指控認罪，並透過一份備受爭議的聯邦「非起訴協議」避免了更嚴重的聯邦起訴。他最終服刑13個月，以「工作釋放」的方式獲得高度寬鬆的待遇。

這些並不是後來才浮出水面的「隱密真相」。愛潑斯坦在紐約和佛羅裡達都是公開登記在案的性罪犯。同時，他的出遊與社交場景常常出現一群年輕女孩的身影。照常理說，這樣的公開污點足以讓一個人被主流機構與菁英圈層主動迴避。但現實是，他依然能出入許多場合，與不少人保持往來。

公開資料顯示，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在2013年內部郵件中曾明確提及他的犯罪紀錄。當時的郵件往來甚至附上了維基百科頁面鏈接，提醒相關人員注意風險。然而，在此之後，實驗室仍然接受了來自他的捐款，並在2016年繼續為其籌措資金。 2017年，該機構也向他贈送了一份感謝禮物。

直到2019年媒體通報引發輿論風波，時任負責人伊藤穰一辭職，學校發布獨立調查報告，承認在判斷上有嚴重失誤。

類似情況並非孤例。演化生物學家Robert Trivers在2017年仍向他尋求資助，並在郵件中以玩笑回應外界對兩人關係的批評。同年，部分金融與科技界人士仍與之保持聯繫。

因此，問題不在於資訊缺失，而在於他們的毫不在意。

俄亥俄州立大學道德哲學家Kurt Gray描述了人們如何在難以想像的傷害和集體沉默中變成共謀。專注於日常細節，會讓人與眼前的現實產生距離。

我只是在處理後勤，我只是要到場，我只是為了研究籌資。日常細節像一層薄霧，把人和眼前的現實分開。你忙著確認座位、機票、菜單，就更不願意問這些女孩是誰、從哪裡來、為什麼會在這裡。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但這裡的相似點並不在於“服從權威”，而在於一種更現代、更體面的分工：道德問題被拆散成無數碎片，每個人只負責自己那一小塊，於是每個人都覺得自己還未越過安全線。

精英當然不是「普通人」。我們對他們期待更高，並不是因為他們更道德，而是因為他們更接近資訊的核心、更接近決策的中心，也更有能力前進或退出。但在這套網路裡，退出的成本被放大，繼續的成本被稀釋。看見之後選擇不看見，就變成一種可以訓練出來的能力。

這種能力並不只出現在愛潑斯坦案裡。過去十多年，金融危機的後果、處方藥成癮、醫療保險爭議、數據濫用等公共爭議一次次提醒人們，普通人的痛苦可以被迅速轉換成可管理的術語與流程。等後果回到具體的人身上時，責任早已被拆散，很難追溯。

但問責並非不可能。愛潑斯坦案持續發酵後，在英國，部分涉事人物失去頭銜或行業資格；在其他國家，有高級官員辭職或被迫退出公職。這說明機制並非虛設，關鍵在於是否願意啟動它。

根據英國倫敦警方在當地時間2026年2月23日發表的聲明，牽涉愛潑斯坦案的英國前駐美國大使彼得·曼德爾森因涉嫌“公職人員行為不當”，於當天被逮捕/圖源：新華社

但在美國，圍繞文件公開與刪減的爭議仍在持續。公開的300萬頁文件，只是全部資料的一部分，而公開版本也包含大量刪減與遮蔽。眾議員Ro Khanna在國會發言中點名了文件中被隱去姓名的六名權勢人物，並質疑為何這些資訊會被處理。

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愛潑斯坦案無法被當作一次性新聞。它不僅關乎一個人的犯罪史，更關乎一個跨行業、跨國的精英網絡如何彼此保護，以及製度為何遲遲無法給予足夠清晰的回應。

社會並不反對精英存在。社會反對的是無需解釋、也無需承擔後果的精英。若要維持一個體面的公共生活，至少要堅持一條簡單原則：權力越大，解釋義務越重。

人們對愛潑斯坦關係網的窮追猛打，也預示著整個西方精英的體面生活，已經到了搖搖欲墜境地，而重建這種體面，卻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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