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多命少！我在豪華郵輪端盤子

2012年1月13日，泰坦尼克號沉沒的第一百年，歐洲最大的豪華郵輪之一「歌詩達協和號」在義大利吉利奧島附近觸礁側翻，最終導致32人死亡。

在這場震驚世界的海難事故中，彭麗既是成功逃脫的倖存者，也是船上極少數的中國籍女性管理人員之一。在那個由歐洲男性主導的郵輪上，能爬上權力金字塔中上層的女性就很稀少。

2007年，她從一所985大​​學的國際政治專業畢業，為獲得優渥的薪資和掌控人生的“話語權”，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有些離經叛道的決定：上船。

郵輪是個等級森嚴的微縮社會，處處是凝視，且無比荒誕。紙醉金迷不足以形容她在船上的見聞。狂熱的賭客牌桌押注全部身家，一夜間輸得一無所有的故事，不值一提;每次全船派發免費的冰淇淋，都意味著船上的冷櫃要為剛去世的死者騰位置。

在那裡，作為少有的東亞未婚女性，她一度被當作廉價的勞動力以及獵艷目標，但憑藉對規則和人性的把控，彭麗在無數騷擾與刁難中，一路升職。

長年累月積蓄的生存智慧，最後在巨輪傾覆的那一夜救了她。

一片混亂中，她依靠著精準的判斷力，一次次「賭」對了逃生路線，也在生與死的邊緣，目睹了人性的惡與善。

可回看沉船夜，她卻將九死一生的逃生，歸功於「國家的九年義務教育」。那個夜晚，她見到了太多沒有常識的人。

在我們的交談中，彭麗從不避諱談論自己的“算計”，也坦然地聊起海難事故帶來的創傷。脫險上岸是這場海難的大結局，但不是人生的，在往後的歲月裡，她還要花很長很長的時間，和曾經的陰影共存。

以下是彭麗的自述：

現在回想起來，沉船事件的發生，有一種宿命般的荒謬感。

那是2011年底，船上的廣播裡一直單曲循環播放《泰坦尼克號》的主題曲《My Heart Will Go On》，放得特別陰間。

我和幾個同事私下抱怨：“他們不覺得不吉利嗎?”歐洲人沒有“避謔”這種說法，只有馬來西亞的華裔同事理解我在說什麼，他們跟我說：“無所謂啦，放就放，船要是真的沉了的話，大夥一塊死。”

我想，你工作的地方在負層甲板，真沉了你最危險，可不是大家一起死啊，死亡面前也很難人人平等。

後面回到員工艙後，我做了一個下意識的動作：把固定救生衣的綁帶解開了。

為了防止顛簸，船上的救生衣通常會被打成堅固的水手結。而員工宿舍裡禁止私藏剪刀，一旦遇到緊急狀況，人們很難徒手在手忙腳亂中解開這個結。

事後回想起來，提前解開救生衣這個動作，救了我的命。

事故發生當天是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黑色星期五」這個說法還是有點說的。

晚上8點多，燈突然滅了兩三秒，又馬上重新亮起。大家的第一個反應都是跳閘了，沒往事故方面想，乘客們也都是該吃的吃，該玩的玩。

我覺得有點不對勁，因為腳底下開始顫了。我們在海上待時間久了，對震動很敏感，我意識到，可能不只是電力故障這麼簡單。同時，大副在對講機裡告知管理層，“發生了緊急情況”，要我們去六樓集合開會。

我沒去，我想如果真的發生事故了，開會也沒有意義，於是直奔負二層的員工宿捨去拿救生衣和手機、錢包，那時地面還是乾燥的。

擔心電力系統切斷後電梯失靈，我上樓時沒敢搭電梯，一口氣跑到了九樓。層數越高，可以越明顯地觀測到船是否有傾斜，九樓還有一個外延的露天泳池，只要看一眼水面，就知道船是不是斜了。

水面是斜的，這不是電力故障，船可能壞了。

我是2007年上船的。身為985大學的國際政治專業的本科應屆生，畢業後主動選擇成為歌詩達協和號輪船的服務生。

畢業前，我作為大學生儲備幹部，在一個大型商場裡實習，第一個月的實習工資是2800塊，這在當時的天津已經很高了，可我就是覺得這個價錢配不上我。

《山花爛漫時》

對於賺錢的執念，我從高中時就有了。

我出生在天津的一個普通工人家庭。高考那年，我的分數夠上復旦大學，但上海生活費太高，家裡經濟條件有限，我退而求其次，去了一所離家更近的985大學。

還有2002年的時候，我讀高中。當時天津新建了一片小區，房價才800塊一平米，17歲的我極力建議家裡把房子買下來，再把老房子租出去還貸，我們可以住在姥姥家，時間不用太長，兩年就夠了。

但因為我太年輕，沒有賺錢能力，也就沒有話語權。我爸最後並沒有採取我的建議。現在那個社區的房價已經翻了幾十倍。

從那時起我就明白，我要掌握掌握經濟大權。人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嘛，我更想要的是話語權。

即使我判斷失誤了，起碼是我自己做出的選擇，我認，但如果因為別人的判斷影響到了我的人生，我這輩子都過不去。

在那個年代，身為一個文科生，擺在我面前的出路不多，無非是做行政管理、人事管理，或是進入體制內，前者不是我喜歡的工作方向，可選後者，我的家庭也給不了任何助力。

我想，沒有權力，有錢也可以，於是在網路上查閱了很多資料，把目光轉向海外。

拿下海外的工作簽約一般就兩條路，一是出國留學，二是當藍領，當時海外對女性開放的崗位基本上都是服務類工作。權衡之下，去郵輪做「海乘」是不錯的選擇。

剛好歌詩達郵輪在上海招聘，我就去了。面試官是個義大利女人，聽了幾百號人說「應徵是因為我熱愛旅遊」這種話後，很欣賞我回答「你們薪資待遇好」時的坦誠， 於是當場定下來我當客房服務員。

《謝謝你溫暖我》

我是面試回來後才跟家人說，我要去義大利當海乘的。為了說服他們，我算了一筆帳：做海乘不僅能月入過萬，而且船上包吃包住，幾乎沒有花錢的管道，賺的錢都能實打實地攢下來。

勸到後面他們也鬆口同意了，說實在不行再回來。

我登上的協和號是當時歌詩達旗下13艘郵輪裡最大的一艘，它常年環繞西地中海航行，往返於義大利的薩沃納和西班牙的巴塞隆納之間。

上船第一晚，我住在負二樓的員工宿舍。宿舍只有六、七平米，在海下四米，海浪不間斷地拍打著船體，護牆板發出「嘎嘎」的擠壓聲。

我聽著這個動靜，想著現在在海底，天啊，我要死過去了，於是坐在床上哭了五分鐘。哭完又一想：我離家前跟父母豪言壯語的，要是現在回家就太沒面子了，哭也沒有用，來都來了，就乾吧。

這幾乎是我在船上唯一一次哭。

很快，我意識到，船是一個微縮的、等級森嚴的社會。船長和大副是塔尖，一些重要部門的管理職位幾乎全是義大利本地人，剩下的各部門經理來自菲律賓、印度、羅馬尼亞……

船上的幫派現像很嚴重，來自同一個國家的人自然而然地抱團。只有中國人抱不了團，人太少了。最多的時候，這條船上有四個中國人，我們不在一個部門，上下班時間也不一樣，更何況大家性格各異，彼此也不見得能聊得來。

最少的時候船上只有我一個中國人，為了避免被霸凌，我被迫花很多時間去社交，通常就是和人數最多的菲律賓人、掌握著食物資源的白俄羅斯人以及意大利的水手們打交道。

我們坐在一塊喝喝酒，該請客時請請客，再時不時聊聊天，滿足他們對中國人的好奇心，如實解答諸如“你結婚了嗎?”“計劃生育政策是怎麼精準地控制每家只有一個孩子的?”這些發問。

《怪奇物語》

一開始聽到這些提問時我覺得挺冒犯的，後面才發現他們是純好奇。例如他們會先問我：「你有小孩嗎?」之後再問：「那你結婚了嗎?」我心想這倆問題不該倒過來問嗎?

了解後才知道，天主教不准離婚，所以很多信仰天主教的菲律賓人乾脆不結婚，但會有小孩。很多女同事會特別自豪地給我展示照片：“這是我大兒子，這是二兒子，這是小姑娘，他們是三個不同的爸爸，我現在跟最小的這個孩子的爸爸在一起。”

我也問過一些帶有刻板印象的問題，之前我在網上看很多韓國人認為孔子是他們國家的，於是就問一位韓國同事：“你覺得孔子是哪國人?”

「中國人。」他特別震驚地看著我，「怎麼了?你對這有疑問嗎?孔子要是韓國人的話，《論語》怎麼不是拿韓語寫的?”

除了文化上的交流碰撞，我還時常經歷精神上的衝擊。例如，那時船上沒有專門存放屍體的裝備，航行期間如果有人去世，遺體既運不下去，又不能直接扔到海裡，就只能存放在後廚的冷櫃裡。

所以，員工之間流傳著一個心照不宣的秘密：如果哪天船上突然給遊客們免費派發冰淇淋，那大概率是有人死了，冰櫃需要清空騰地方了。

船上沒有“雙休”的概念，主打“集中工作、集中休假”，一個合約通常是8個月，這8個月裡沒有假期，要等到合約結束了才能連休兩個月。

其中，客房服務員是第一線員工裡面薪資最高的職位，基本薪資是1300歐元，還不包括航程獎金和小費，也是最累的。一個客房服務員通常要負責10間到14間房，一間房平均要住兩個人。通常剛把上一波老乘客送走，下一個航程乘客的名單就已經遞到你手上頭了。

客人的資料事無鉅細，有姓名、國籍、年齡等基礎訊息，還有他們特殊的要求，例如需不需要分床、有沒有宗教信仰。

這些資料裡，乘客的名字和國籍最起碼要背下來，此外還要掌握歐洲各國的問候語，以便和他們建立聯繫，免得被投訴。船上有免費的語言訓練中心，下了班之後可以去學一個小時，這全靠自覺。

腦力消耗之外，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我不僅要打掃房間衛生，還要滿足乘客大大小小的需求，例如很多乘客會選擇在房間吃早餐，我就需要去送餐。後面我甚至練出了一項絕活：兩隻手加一個肩膀，一次性端三個餐盤，在晃晃悠悠的船上走，能保證牛奶不灑出來。

但我們又沒有假期，所以通常會在工作的空檔期裡，趁著乘客下船觀光的當口，去港口放個風。

《泰坦尼克號》

剛開始工作時，我每天最多只能睡5小時。這樣連軸轉下來，我整個人已經燃盡了。

同時，我的頂頭上司，也就是客房部的經理，開始頻繁地騷擾我。我拒絕了。同事們不是試圖說服我屈從於經理，就是透過孤立我的方式站隊經理，我的處境愈發艱難了起來。

帶教的菲律賓大姐勸我：“接受經理的追求多好，有個男朋友在船上，你能輕鬆一點，人也有依靠了，多有面子呀。”

在她的描述裡，中國女孩很珍貴，我們未婚未育，國家的體檢很嚴格，也不可能有傳染病。她的原話是“fresh”，新鮮，我聽完只覺得生氣。

如果說剛上船的時候，我還有點“傻白甜”，到後來我戒備的心理變得越來越強，同時，向上爬的心態也越來越強。

要說多高尚的理想，也沒有，我想的就是“別白來”，既然已經受這份罪了，那咱總得圖點什麼吧?我的性格也是如此，往好了說是獨立自主，往壞了說是“控制狂”，希望事情能夠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我希望我說話能有分量。

機會很快來了，船上新調來一位英國籍的二副，叫安東尼。

那時老二副還沒徹底離職，安東尼連個像樣的辦公室和宿舍都沒有，只能先住在我負責的客房區。

我給他送報紙，一來二去間開始了相互試探，他雖然是高管，但在意大利人掌權的船上，他的處境並不妙，急需一個“自己人”進入利潤最高的部門幫他盯著賬目。而我，恰好可以成為這個自己人。

他始終沒有承諾過轉崗的任何事情，直到一次航程過半的全船晚宴。

《泰坦尼克號》

所有能接觸乘客的員工都會出現在全船宴會上，其中還會選幾個員工額外給乘客表演節目。我花錢買通了原本要上台的同事，把名額要了過來，上台唱了一首歌。

唱完歌後的獻花環節，我徑直走到安東尼面前，當著所有高階主管的面，把手裡的花送給了他。擔心一朵花的威力不夠，我還蹲下身給他繫了一下鞋帶，儘管他的鞋帶根本沒開，我是解開後又繫上的。

客房經理看見這一幕後臉都綠了，他知道我抱上了二副“大腿”，他動不了我了。

當晚所有人都在傳我是二副的“女朋友”，其實我不是，但我要的就是這個效果。謠言傳到最後，二副本也鬆口了，但他說不會主動幫我，只是讓我自己找合適的機會。

後面趕上一位乘客猥褻我未遂，航程總監給了我兩個選擇，一個是物質方面的賠償，另一個是公司出面維權，幫忙打官司。如果是後一個選擇，事後很有可能會被公司以別的名被辭退，於是我提出了轉崗的方案。

就這樣，我成功調轉到了郵輪的一個核心部門，從基礎工作做起，英語愈發地流利，也能用歐洲各國的語言實現基本的交流。

第二年開始我持續升職，脫離了一線工作，成為了部門的主管，相當於副經理。在當時，這已經是一個中國人在外籍輪船上能爬到的最高的職位。

按照我原本的規劃，我會在這條船上賺夠了錢，再回到岸上做中階管理，不管是去歌詩達郵輪公司，還是透過歌詩達跳槽到它的股東公司。

直到那場轟動世界的海難打破了一切。

沉船事件發生時正值1月份，趕上了聖誕、新年和寒假，這趟航程是滿載的，乘客們該吃吃該玩玩，誰也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正因為我是部門主管，事故發生時正在巡視的路上，不需要安撫慌張的乘客，所以才能如此迅速地確認船出了故障。

確認船體傾斜後，我挨個敲了九樓殘障套房的門，確認沒人在裡面，轉頭就往樓下跑。

這時，也有個別敏銳的乘客發現不對勁了，開始像無頭蒼蠅滿船一樣亂跑。一片慌亂中，我迅速鎖定了一個義大利家庭，男主人高馬大，帶著妻子和兩個十來歲的男孩。

他們的房間在二樓，我和男主人說我知道近路，能夠帶他們抄近路回去拿救生衣，然後送他們到救生甲板。

其實我是騙他們的。我當時穿著工作人員制服，還是東亞女性面孔，負面buff(加成)疊滿了，極易成為慌亂中被對準的靶子。而在絕境裡，沒人會去費心去保護一個累贅，所以我必須為自己創造一些「利用價值」。

如果他們冷靜下來，就會知道回房間裡拿東西並不需要我帶路，哪裡有近路?能走的就是安全出口那幾條路，記住別坐電梯就行。所謂的“近路”，只是為了換取點保護。

逃生時我才發現，很多歐洲人居然毫無常識。多虧了九年義務教育打下的底子，我清楚緊急情況下絕對不能搭電梯。事後我才知道，真的有幾個人因為斷電失靈，被困在裡面活活淹死了。

我們一行五個人繞過電梯，繼續往二樓逆行。那時船體的傾斜感已經到了10度左右，跑動變得非常困難。一路上，我受到了不少有意無意的推擠和擊打，不停地有遊客攔住我，甚至有人憤怒扯住了我的頭髮。

房間的萬能卡，趁著義大利家庭回二樓房間拿救生衣之際，彭麗拿它刷開了十幾間房間的門

就像是一場賭博，我賭對了。

隨著前進，我們的隊伍愈發壯大，人群擠來擠去時，在這個義大利家庭的保護下，我少挨了不少下。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後面也不會這麼快就上到五層的救生甲板上。

我後面沒再關注這個家庭，但據我推測，家庭中的女主人和兩個孩子，肯定上了救生艇。

幾乎是我們剛來到救生甲板的那一刻，長笛聲響起了，一聲、兩聲、三聲……我一直在數著。都不用聽到最後那一聲長音，基本上長笛響到第七聲，你就知道了，七短一長，那是國際通用的棄船信號。

我的腦袋一片空白，周圍的乘客也很茫然，他們不知道長笛聲是什麼意思，只能​​茫然地看我，還有的遊客沒來得及穿救生衣就跑到甲板上了，我趕緊朝沖他們大喊：abandon ship(棄船了)，快跑吧，趕緊該幹什麼幹什麼。

和幾位同事匯合後，我們都在問：船長呢?我們是很久以後才知道，宣布完棄船之後，船長就帶著他的情人和大副跑了。事後他給的解釋是：幫助一個老人進救生艇時，他的腳一滑，自己反而摔進去了，當時再往回爬已經來不及了。

我一直在找能放救生艇的技術人員，2007年左右，大多數船都是由電腦全自動或半自動控制的，一旦停電，船上大部分的設備都會癱瘓。而在船員中，佔總數78%的海乘服務人員，根本就沒有在斷電情況下手動放下重力救生艇的能力。

還好義大利海岸警衛隊來了，人群變得有序起來，我們決定在船頭放下一條軟梯，把一部分乘客先送上救援船。

《泰坦尼克號》

軟梯的使用條件比較苛刻，不是誰都能走。因為當時海面有風，船體本身又在晃動，軟梯本身很細，非常不穩，腿腳不利索的、年齡太小的、體重太輕的，都走不了這條逃生通道。

有個男孩的腿受傷了，沒辦法獨自下軟梯，這時，我看到了印度籍客房部主管馬代(Made)。

他平常是個挺猥瑣的人，總是騷擾我的女同事。但此刻，他二話不說，主動接過了這個男孩，把他綁在自己身前，順著十幾公尺高的軟梯，一步步爬上了救援船。

我沒想到的是，把男孩送下去後，馬代又順著軟梯又爬了回來，他沒有趁機留在救援船上逃生。

其實他完全可以順理成章地待在救援船上，船上的人估計也沒心思趕他下去，他大可以就這樣安全迴岸。但他沒有，這個舉動還挺有人性光輝的。

晚上十一點左右，船發生了一次大的傾斜。當時船上的大煙囪，一直發出特別大的「吱嘎吱嘎」聲，像是不堪重負，馬上要折斷砸下來。

這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很多人因為害怕被煙囪砸到，開始不管不顧地往海裡跳。

太震撼了，當時我感覺人已經不是「人」了，沒有了人類該有的思考和判斷，變得只有動物本能。可能第一個人只是被擠下去的，但是後邊的人一看有人跳海了，就噼裡啪啦跟著跳。

還好機械部的工作人員終於趕到了，經過評估後，船上勉強能放下中部的兩三艘救生艇。我們圍過去幫忙維持秩序，把婦女、兒童和老人十個一組地往裡塞。

決定跳船的時候，我精神上已經受了不小的刺激。

把一部分乘客送上救援船後，我剛攀住欄桿，想要喘口氣，就遇到了我們部門的一個保全。

歌詩達協和號內部設施，來自中國國家地理網

我們平常不是一個派系，交情很淡，甚至可以說關係很糟，見面後互相翻白眼的那種。我們部門的管理階層裡只有我一個女性，船上那些男人骨子裡是看不起女性的，更別說在一個女性手底下工作，聽她的管理了。

我沒想到，他受傷後居然會跑到我身邊。估計是求生欲支撐他跑到這裡，剛好跑不動了，又看到一個眼熟的人，關鍵我對他沒有任何體力上的威脅。

他過來後習慣性地對我開了兩句嘲諷，我倆也照舊對罵了幾句。但我從第一眼見到他，就清楚他情況並不好。他腰間皮帶上的槍沒了。

槍是公司的財產，有編號，丟槍在哪裡都是很嚴重的事件，值得追查很久。在這種需要玩命的關頭，如果他還一點自保能力，一定會拼命把槍找回來。連槍都丟了，表示他傷得絕對不輕。

但我沒想到他會死得那麼快。我以為他怎麼著也能掙扎一下，至少撐到上岸、趕緊去醫院。但就在我們互懟完之後沒多久，他的意識就開始模糊了。

前後也就十幾分鐘的時間，他開始對著空氣說話，雙手在身前無意識地去夠東西，像是想要抓住什麼，我知道這在醫學上叫“譫妄”，是臨死前的徵兆。他之前能一路跑到我這裡，大概只是迴光回照。

他是哥倫比亞人，後來入了義大利籍，瀕死時說的是母語，我一句也沒聽懂。我很想問他槍被誰搶了，或是他有沒有什麼話要我帶，可我聽不懂。

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著一個人從生到死的過程。之前船上也不是沒死過人，但我都是事後才見到，直接面對一具屍體，和眼睜睜看著一個人近距離地死在你懷裡，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當時我表面還算是鎮定，但心裡頭已經崩潰了。好荒謬，人死得太輕易了，甚至不如一隻動物。能做保全代表他的體格是很強壯的，我的體能比人家差遠了，死亡也會輪到我嗎?

我不由自主地繞過那個位置，只想離得越遠越好。我想：不行的話，就藉著給乘客做跳海示範的機會，先下去吧。

《無處逢生》

這時船已經傾斜了80多度，進水的左舷基本上和海平面持平。救生甲板距離海平面有十幾公尺高，跳海原本是個下策，但我真的在船上待不下去了。

入水的瞬間，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千萬不能撒手，要維持跳海的標準姿勢：左手要緊緊拉住右肩上救生衣的綁帶，右前臂壓在左前臂上，右手死死地捏住鼻子。

我捏著鼻子砸進海裡，好疼，腳踝和膝蓋像是碎了一樣。然後是失溫帶來的巨大灼燒感，1月的地中海正處於冬季，濕冷的風亂吹，由於船上常年開著恆溫系統，我還穿著夏裝，身上只有半袖襯衫、馬甲、西裝裙子，再加上一層絲襪。

身體就像是被火燎了一下，全身的毛髮都變成了針，反方嚮往我的皮膚里扎，有多少個毛孔，就有多少根針。

但在當時，這種疼痛反而是好事，它能讓我保持清醒。我是獨生子女，我爸媽他們當時40多歲，這個年紀失獨的話也太慘了。

而我呢，大好的人生才剛開始，還沒有孩子，我還來不及把自己複製。如果在這個世界上什麼都沒留下就沒了，我就太孤獨了。

我在海裡漂著，感覺時間好漫長，簡直是度日如年，但實際上只過了幾分鐘，救援人員就過來救我了。我被他們帶到了附近的吉利奧島上，風直往人的骨頭裡鑽。

《溺斃小刀》

我冷得不行，喝了幾口志工煮的熱葡萄酒，喝完後心臟噔噔狂跳，人倒是精神起來了，也變得暖和了。

剛上岸後，有一段時間，我甚至想回到船上去，等最後一批再下船。我躺在救援帳篷裡反覆回想：救生艇裝滿了嗎?還有沒有其他的老人和小孩沒下船?去世的人是不是我的幻覺?

所有的事情都像走馬燈一樣，在我的腦子裡來回轉。

有位志工勸我：不行的話就哭吧，哭出來可能覺得會好很多。我沒被這話安慰到，只是慶幸還好他們說的不是中文，當人聽到非母語的語言時，心理上會有一層防線，一定程度上會幫你從事故中抽離出來。

小島上醫療資源有限，到最後我也沒被送到醫院，對此我是有心理準備的，因為我沒有明顯的外傷，大部分傷口都是凍的或是撞出來的，比如骨裂、腳踝扭了。

直到現在，我的膝蓋都有傷，每年冬天得去定期做物理治療，幸運的是除了膝蓋，其他部位都恢復得挺好。

黎明後的歌詩達協和號

事故發生後的某天，我和一部分同事動身回到米蘭，那裡能最快補辦我的護照和簽證。

我是回到米蘭之後才跟家人聯絡上的。這次沉船事件帶來了挺大的轟動，全世界的媒體都在報道，用的標題是“泰坦尼克號事件重現”，那年剛好是泰坦尼克號沉沒100 週年。

我爸媽看到新聞後嚇壞了，要我趕緊回國，我只能安撫他們，要先等護照和簽證，再說我現在住在旅館也很安全，他們知道我沒事後，也算是放心了。

我在米蘭待了半個月，中途義大利本土的司法部門對沉船事故展開了調查。身為管理階層，我被問到最多的是海難事故，另一個是公司的帳目──歌詩達以前是義大利家族企業，據說有黑幫背景，後來被美國嘉年華郵輪公司控股，公司爛帳不少。

還有一部分同事選擇回到薩瓦納，拿到臨時的工作簽證後立刻無縫銜接，轉到別的遊輪上去了。對他們來說，工作比命重要，我很佩服他們。

我一直沒找到另一位中國同事，後來是透過郵件才重新聯絡上。我們交情不深，收到他的郵件時，我都已經回到北京機場了，郵件那頭他報了個平安，問我還活著嗎?

我們簡單聊了聊，他那邊也挺驚險的，但受傷不重。我覺得他不太想多聊這個事兒，可能有很深的心理創傷，後來也沒再問。

沉船事故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心理創傷。回到北京機場後，我本來該坐巴士回天津，卻突然一點也不想回家，也不想面對家人的關懷。

那種感覺有點像倖存者的罪惡感。我有些近鄉情怯，也不想被別人拉著問“天吶怎麼樣了?”“幸虧你沒事”，於是在機場查了可以落地籤的地點，臨時買了張機票，直接飛巴厘島了，酒店都沒訂。

我在峇裡島躲了將近兩個月，那段時間裡，我幾乎不主動看新聞，就連遇難人數，也是後面才一點點了解的。

2015年9月12日，歌詩達協和號在碼頭拆解

剛回到天津時，我覺得周遭的人都太正常了，正常得讓我顯得格格不入。那段時間我幾乎不出門，每天都在家看書，像是毛選、《笑林廣記》、還有一些歷史書。

我到家的第一個新年，我媽非要帶我去天津濱江道那條很繁華的商業街逛逛，那裡過年時人山人海，人群黑壓壓的一片。

我已經太久沒接觸過這麼多人了，站在天橋上不敢下去，心裡直發慌：會不會有踩踏事故?我會不會被人擠死?

同時，我在適應一種不一樣的孤獨。以前在船上，孤獨是因為周圍沒有同胞，要時時緊繃神經，回來之後，我像是從聚光燈下的舞台上退場，那齣戲再也與我無關了。

之前的職涯規劃也不得不放棄，我得另尋出路。我很快就發現，我之前所有擅長的事，在陸地上幾乎都沒了用武之地：多國語言暫時用不上，船上的管理和工作經驗也無法直接適用於國內的企業。

我在家休整了一年。如果沒有最後的沉船事故發生，按照我前邊的職業生涯，我可能會拿著高薪，在國外企業做中階管理。這在現在來看算不了什麼，但在當時，也能在親戚朋友裡頭吹一把子了。

後面出了事故之後，很多人就跳出來說：“當初我們就勸你不要去，你看看多危險，差點都沒能活著回來。”

這兩年不是挺流行一句話的嗎?我允許一切發生，其實挺無奈的，你不允許又能怎麼樣呢?

但這不代表事情發生了，我就擺爛了認命了，而是事情發生後，你要去積極地應對它。

沉船這段經歷帶給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世事無常，我常想，這個世界上沒有正確的選擇，我們要做的就是盡一切努力，把當初的選擇變得正確。

現在，我的孩子已經12歲了。我有時候會告訴她海上的故事，把它當成鬼故事講給她聽。在海上過了5年，我現在覺得待在國內很安全，聽完故事的孩子和我達成了共識，我很滿意。

至於我自己，我感覺可能永遠走不出那個夜晚了。

直到現在，每年的1月份，我都會有一丟丟的消沉。我已經很多年不喝酒了，但在這個時間點，我會破例喝一點小酒。

不是為了慶祝什麼，只是在心裡對自己說：真好，我又活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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