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關心“加麻大” 不如關心在中國蔓延的檳榔

這是我早就想寫的話題，去年暑假回四川，赫然發現到處都是檳榔的攤位和廣告牌，包括我姊姊的那個雜貨店。

問我姐，她說她也知道檳榔有害，一開始不賣，但光擺放檳榔架每個月就有一兩百元陳列費，看似不多，但在小地方已很有誘惑力，而且大家都在賣，她也賣了。

今年春節再回四川，賣檳榔的地方變多了。不只四川，大年初四去陝西，一下火車，迎面就是偌大一個商店招牌上的檳榔廣告。

相較於縣城，大城市沒那麼觸目驚心，但同樣也隨風潛入。在成都，我和朋友去看《鏢人》，一進去就發現影廳被檳榔品牌冠名了。

當時我就感慨：我是繞不開了是吧？

我在小紅書發了一條，有一千多條留言，從回饋看，從湖南海南，到長三角珠三角，再到中西部省份，檳榔已遍地開花。

一個常識是：檳榔的危害與菸草大麻相比不遑多讓，貼個Gemini的對比總結（圖片如果太小看不清楚，可以點擊看大圖）。

如上圖所示，在致癌性、成癮性、致死率和器官特異性損害上，檳榔都處於菸草同一個級別，高於許多人「談論毒色變」的大麻。也就是說，從社會管制的角度來看，這三者應處於同一等級。

對於這類成癮性物品，一般說來，大致有以下幾種管製手段：1、重稅；2、包裝警示；3、限制販賣；4、禁止廣告宣傳。

順便說一句，我在加拿大能夠成功戒菸，就是拜管制所賜，在我的視線範圍內，幾乎看不到賣煙的（除非我主動去找）。網路上很多人嘲笑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政策，其實加拿大對大麻的管制比菸草更嚴格。身為中國人，與其嘲笑“加麻大”，不如把視線收一收，看向身邊正在氾濫的檳榔。

然而，上述幾點最常用的管製手段在檳榔上面都失靈了。

1.稅收：菸草屬於成癮性有害消費品，一包菸有一大半是稅，但檳榔只是深加工農產品，適用的是13%的增值稅率，與薯片口香糖屬於同一級別，只有煙草的五分之一。

2、包裝：回頭看第一張圖，你能看到任何警訊和感到噁心的圖案嗎？實際上，在袋子最下面，只有一行很不醒目的警示語。

3.販賣：一般擺放在收銀台旁最醒目最方便的位置，佔據了原來香菸和口香糖的位置。

4.廣告：不僅有鋪天蓋地的店招廣告和相對隱密的影廳冠名，這兩年還冠名了各種民俗活動（龍舟賽龍蝦節）以及電競賽事等，與“提神”、“解壓”、“勇敢”和“社交利器”等正面詞彙關聯。

何以如此？一句話總結：因為相關政府部門都是把檳榔「踢出去」而不是「管起來」。

2020年，國家市場監管總局修訂《食品生產許可分類目錄》，將「食用檳榔」踢出食品目錄。檳榔不是食品就不受《食品安全法》的約束，地方監理機關面臨「無法可依」的窘境，而生產端則被部分省份視為「地方特色農產品」。這本質上是一種監管降級。

2021年，廣電總局發布禁令，“停止利用廣播電視和網絡視聽節目宣傳推銷檳榔及其製品”，但這一禁令並未覆蓋線下，企業利用這一漏洞將巨額預算投入到前述超市招牌、影廳冠名和線下活動上。對監理機關而言，缺乏類似《菸草專賣法》中對線下廣告的強制性全面禁止條款，也就「師出無名」。

對於農業農村部和地方政府來說，這叫產業，涉及農戶和企業的利益，保護還來不及，怎麼會管制？

唯一有動力的衛健委，畢竟看病要花錢（健保支出負擔），又沒有執法權，無法直接查處生產銷售。

說到這裡，我想我大致回答了為什麼檳榔現在能夠四處蔓延？因為政府不管，企業必然會鑽空子。原因複雜嗎？一點不複雜。這就是檳榔這幾年北上西進，攻城略地，戰無不勝的原因。

對於檳榔氾濫媒體並不關心，縣城平常就不在媒體視線範圍內，這個春節，很多媒體關注“量販零食卷向縣城”，這是商業新動向，而對檳榔毫無興趣。這次兩會，這麼多代表委員，就我視野所及，沒有一位關注檳榔問題──之前地方兩會倒是有看到，內容是如何大力發展地方檳榔產業。

這麼嚴重的問題並沒有引起重視，中國就是這樣，對真正重要的事情熟視無睹，對雞毛蒜皮的事情激動得不得了，感覺天都塌下來了。

最後說一句：前面說到的四種管製手段，我並不認為重稅是最有效的治理手段，參考菸草的前車之鑑，一旦課以重稅可能反而讓檳榔迎來最大利好，因為政府財稅收入才是產業發展最有力的引擎。真要治理，把包裝、銷售和廣告先管起來吧，這是治理成本最低，效果最顯著的手段，這也是我為什麼從目光所及寫起的原因。

再說一句：不要不該管的積極得不得了（比如一個脫口秀演員說了啥和一個自媒體博主寫了啥），應該管的撒手不管聽之任之（比如科學公認有嚴重危害性的煙草和檳榔），何以厚此薄彼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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