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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冠幸存者尋求答案和公正,政府卻令他們噤聲

視頻》湖北張先生想為感染新冠病毒去世的父親討個說法

武漢普通市民給這位中國活動人士發來一個接一個的短信,他們都有同一個不同尋常的請求:幫我起訴中國政府。其中一位說,他的母親在被多家醫院拒絕收治後,死於新型冠狀病毒。另一位說,她的公公在隔離期間死亡。

但在經過了數周的短信往來做起訴計劃之後,與活動人士楊占清主動聯係的七名居民要麽在4月下旬突然改變了主意,要麽停止了回複短信。楊占清說,其中至少有兩人受到了警方的威脅。

中國當局正在對悲痛的親屬以及活動人士施壓,因為他們要求執政的共產黨對武漢的問題進行解釋。新冠病毒疫情最早在武漢暴發,導致數千人死亡,疫情後來蔓延到中國其他地區和世界各地。

律師們已接到警告,不要起訴政府。警方訊問了那些通過網絡與其他有同樣遭遇的人建立聯係的死者家屬。試圖通過將有關疫情的報道保存下來的方式打破國家審查的誌願者已經失蹤。

“他(政府)擔心,維權會讓國際上知道武漢的更多的真實的情況,這些家屬真實的經曆,”現居紐約的楊占清說,他因自己在中國的工作遭短暫拘留後逃到了紐約。

打擊行動凸顯了中共的一種擔憂,也就是糾結於武漢發生的事情或追究官員責任的企圖,都將破壞政府的敘事,即隻有中國的威權體製才能挽救國家免受一場健康危機的毀滅。

為了激發愛國狂熱,國家宣傳機器將死者描繪為烈士,而不是受害者。審查人員刪除了揭露官員早期掩蓋疫情嚴重程度企圖的國內新聞報道。

而且,隨著海外要求中國對世界其他地區進行賠償的聲音越來越大,中共已把國內的批評人士視為外國勢力用來破壞中共的工具。

長期以來,中共一直對公眾的悲痛及其可能對中共統治構成的危險保持警惕。

2008年,四川的一場地震造成至少6.9萬人死亡之後,中國官員給失去了孩子的父母們發封口費。2011年溫州動車追尾事故後,官員們曾阻止死難者親屬去事故現場。每年6月,北京當局都會讓1989年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中喪生的抗議者家屬保持沉默。

一些人現在說,政府正在疫情暴發問題上把同樣的集體健忘症強加於人們。

參與了Terminus2049的三名誌願者上個月在北京失蹤,據推測他們已被拘留。這個在線項目將遭刪除的疫情報道存檔。

“我以前告訴過他:‘你們做這件事情可能是有風險的。’但是我並不知道風險會有多大,”陳堃說,他的弟弟陳玫是失蹤的誌願者之一。

“我以前提醒他,我猜猜,你可能會被警察去約談,然後要求你停止這個網站,”他說。“沒有想過這麽嚴重。”

陳堃說他不了解自己弟弟的下落。但他曾與另一名失蹤的誌願者蔡偉的家人通話。對方說,蔡偉和女友已被拘留,並被指控“尋釁滋事”,政府經常對異見人士使用這個語焉不詳的指控。

上周二,記者通過電話聯係到陳玫在北京居住地派出所的一名工作人員,對方稱不清楚此案的情況。誌願者在深受程序員歡迎的平台GitHub上做的網站目前在中國已被屏蔽。

最近幾天,參與過類似網絡項目的誌願者也受到了當局的訊問。在博客帖子和私下通信中,這些群體的成員們相互警告在電腦上把有關文件徹底清除。另一個GitHub項目2019ncovmemory的組織者已將他們的存檔設置為非公開,2019ncovmemory也是一個重新發表被刪除的有關此次疫情材料的網站。

當局似乎不放過任何公開的批評。武漢所在的湖北省是疫情的重災區,湖北警方上月逮捕了一名女子,因為她組織了一場抗議蔬菜價格的活動。湖北黃石一家醫院的一名官員因批評用中藥治療新冠病毒患者的做法而被撤職,因為當局提倡使用中藥。

打壓行動最讓那些因失去家人而悲傷的人感到惱怒。他們說,他們在試圖處理失去親人的痛苦時遭到了騷擾和嚴密監視。

中國的官方數據顯示,武漢有近4000人死於新冠病毒。一些民眾認為,實際死亡人數要高得多。政府撤銷了兩名地方高級官員的職務,但對許多悲痛的親屬來說,這還不夠,他們說,他們想為失去親人得到公平賠償,並希望有關官員受到更嚴厲的懲罰。

張海的父親今年2月去世了,他確信父親是在武漢一家醫院感染了新冠病毒後死亡的。張海說,他仍支持共產黨,但他認為地方官員應該為最初隱瞞了病毒可能在人之間傳播的事實承擔責任。他說,如果知道有這種風險的話,就不會送父親去醫院接受治療了。

張海表示,幾位曾就他的訴求采訪過他的中國記者後來說,他們的文章在發表前被編輯撤了下來。張海在網上發了一個呼籲為武漢的疫情受害者建紀念碑的帖子,但審查人員很快就把帖子和留言給刪了。官員們一直催他將父親的骨灰下葬,但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那樣做;他說,官員堅持派人來看護他,他認為這些看護者是為了確保他不製造任何麻煩。

“你花這麽大的精力來控製我們,”張海說,“你為什麽不能直麵解決我們的問題?”

今年3月,警方約談了一名武漢居民,這名居民建了一個微信群,群裏有100多名親人死於新冠病毒的人,據該群的兩名成員說。其中一人將警察約談該居民的視頻發給了記者。這個群已被下令解散。

紐約的活動人士楊占清說,就對政府采取法律行動與他進行聯係的七名武漢居民中,至少有兩人在受到警方威脅後放棄了這個想法。

即使其他人願意繼續推進這件事,他們也可能很難找到律師。楊占清說,今年3月,他和一個中國維權律師小組公開征集那些想起訴政府的人之後,中國各地的幾名律師已收到了司法官員的口頭警告。

小組成員陳建剛說,官員告訴這些人不要寫公開信,也不要以提出索賠的方式“製造事端”。去年逃到美國的陳建剛說,這是幾名受到警告的律師告訴他的。

“如果有人敢提取要求,政府沒做到位,立即成為危害國家的安全,”陳建剛說。“無論你是律師還是受害者,都像關在監獄裏麵。”

盡管有政府的壓製,一些憤憤不平的民眾仍想起訴。上個月,湖北宜昌的公務員譚軍成了第一個公開試圖對當局應對疫情的做法提起訴訟的人。

譚軍在宜昌一座公園的管理處工作,據網上流傳的一份起訴書,他指責湖北省政府“隱瞞掩蓋”病毒的真實情況,導致民眾“忽視了病毒的危險,放鬆了警惕,疏忽對自己的防護”。他提到今年1月初,在病毒已開始傳播後,官員仍決定在武漢舉辦一場有4萬個家庭參加的萬家宴。

方方的武漢日記和一場政治風暴

他呼籲政府在當地報紙《湖北日報》的頭版向人民道歉。

在一個簡短的電話中,譚軍確認他已經向武漢中級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訴書,但他以身為公務員為由拒絕接受采訪。

中國的司法係統處於中央政府的嚴格控製之下,因此不清楚法院是否會受理譚軍的起訴。中國社交媒體上有關譚軍的文章已被刪除。上周四,打給武漢市中級法院的電話無人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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