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法蘭克福匯報》1日刊出美國知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的專訪，談及他知名的「歷史終結論」、川普政府在國內外帶來的種種衝擊、以及當前的諸般國際情勢。福山批評“特朗普政府是美國歷史上最腐敗的一個”，他也談到了美國應當扮演的角色、民主當前面對的挑戰。至於仍在崛起中的中國，福山坦言「如果中國維持目前的發展態勢，那麼我40年前所提出的主張是錯的」；不過福山也說，中國即便再成功，「中國模式」也不是一種能夠輸出與複製的發展模式。
以下是《法蘭克福匯報》專訪摘要：
新聞小補帖：法蘭西斯・福山與“歷史終結論”
1992年靠著《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風靡學界的日裔美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彼時還是一位不到四十歲的青壯學人，但是這位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哈佛大學知名教授、《文明衝突論》作者）的高徒，被當時冷戰結束的樂觀氛圍所感染，大膽主張這種西方的自由民主體制「或許構成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同時也是「人類治理的最後形式」。
法蘭西斯・福山雖然自認掌握到了某種「時代精神」（Zeitgeist），甚至被稱為是「華府的黑格爾」（Hegel von Washington），但是當他的宏文寫就，西方民主卻也迎來種種倒退與考驗，包括集權中國的崛起、文明衝突的難以落幕，都讓福山遭到質疑與批評。雖然福山後來屢屢解釋「歷史終結論」是站在「大寫的歷史」（宏觀的製度與意識形態演變，而非指具體或個別的歷史事件）上說的，他也否認自己在當預言家或主張某種決定論，只是他當年確實太過樂觀，也忽略了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但是他對自由民主依舊抱持希望與期待。
《法蘭克福匯報》（以下簡稱「法」）問：您在1989年發表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曾引起轟動，隨著美國在冷戰中的勝利，民主與市場經濟在世界各地的樂觀局面，您主張自由民主是「人類意識形態演進的終點」以及「最終的人類統治形式」。四十年後回頭看，是您當初判斷錯誤，還是被人曲解了？
法蘭西斯・福山（以下簡稱「福」）：後者。我並非對未來做出預測，我們在1989年後所見證的，是一個長達二十年的民主擴展期，一直到2008年。在那之後，我們才開始走下坡，包括印度、匈牙利、波蘭以及美國都出現了倒退，民主也不再像九〇年代初那樣具有吸引力。然而並沒有人——甚至連黑格爾自己也沒有這麼做——聲稱歷史是線性發展、而且總是向前推進。我們經歷過高峰與低谷，最嚴重的低潮顯然是在（上個世紀的）三○與四十年代：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大屠殺。 （上世紀）七十年代伴隨通貨膨脹與石油危機，又出現一波衰退。不過我並沒有被說服，我不認為自由民主在全球已經死去。儘管民主的狀況不如九〇年代，但它仍有很強的韌性。
法：刊登您文章的《國家利益》雜誌（The National Interest》銷量（編者按：《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最初是一篇刊登在雜誌上的文章，後來才擴充成書）甚至超過色情刊物。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美國著名知識分子，有“新保守主義教父”之稱）稱您為“華盛頓的黑格爾”，《紐約時報》卻認為您的說法是“一個奇怪的論斷，完全是無法證明的猜測。”您當時才36歲，卻成為像是伍迪·艾倫的明星。 您怎麼回顧那段經歷，您的主張為何至今仍被引用？
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很多人已經習慣以悲觀的眼光看待未來。這個世界才剛歷經兩次可怕的世界大戰，共產主義又對民主構成挑戰，人們不習慣去想像民主可能勝出，這也是輿論當時的反應為何驚訝又負面的原因。此外，關於這本書的持續討論，實際上也是一場關於自由主義的辯論。
美國在1945年之後創造了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我深信這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國際體系之一。它為我們帶來了七十年的非凡經濟成長與穩定——直到2022年烏克蘭遭受入侵為止。這段時間人類的生活水準提高，全球貧窮率下降，此等繁榮在全球從未發生過。人們想要了解背後的原因，我猜他們也擔心這個秩序會崩潰。
法：在您新出版的回憶錄中，您寫道我們已在「最後之人的國度」裡生活了一段時間。這是什麼意思？您如何看待我們的當下？
福：「歷史終結」是黑格爾（GWF Hegel，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提出的概念，認為人類歷史遵循整體上進步的模式，最終導向某種特定形式的文明。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十九世紀德國哲學家）對黑格爾框架的批判則表現在「最後之人」（letzte Mensch，又譯「末人」）。
這個概念是說，如果達到由平等民主創造出的和平與繁榮，人類不會因此滿足、而是發動反抗，我們當前在全球都看到了這種現象，人們不僅僅想過著無聊的和平生活，他們不願僅被視為跟地球上每個人都一樣，而是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人更為優越，他們想要更多。在歷史終結時出現的那種人，本質對鬥爭、風險與野心毫無興趣。尼采稱他們為「最後之人」。
在柏林圍牆倒塌後所取得的民主成就，目前正遭受嚴重威脅。看看人們如何談論今日的世界——特別是右派的民粹主義者：西方的領導階層給人類留下了災難性的遺產。川粉就聲稱自由派建制正在摧毀美國，但這與現實不符。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中與自由主義決裂、甚至視其為敵，這是一個完全荒謬的評估，只會發生在高度自滿、並將當前的製度與穩定都視為理所當然的國度。
法：特朗普訪問北京之後，您稱美國為「衰敗中的大國」。美國的衰敗是何時開始的？
福：1989到2008年之間的那段時間，美國在每一種權力維度——文化上、經濟上、政治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主導地位。不過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全球權力的分配也改變了。自從川普崛起以來，美國經歷的則是一種真正的自我削弱。極化的現象之前就已經存在，但特朗普時代出現了極端的極化，美國內部對自己在世界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也失去共識。川普第二任期大舉削弱對中國的立場，中國人正在問：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對待自己？對中國來說，這是一份饋贈。
法：中國在威權統治之下也能崛起，這與您的論點不矛盾？
福：如果中國維持目前的發展態勢──政治穩定、威權、經濟上升──那我就得承認，我先前的論點是錯的。我曾提出一個現代化假說，認為隨著中產階級的崛起與人口教育水準的提升，中國對自由、法治以及向西方自由民主靠攏的要求也會增加──不過這件事並未發生。但我還是不願承認，中國會成為一個完全成功的模式，畢竟要輸出中國的治理模式非常困難。而中國也有弱點，中國的房地產正遭遇前所未有的衰退。總之：中國模式能否作為自由民主的替代模式，目前尚未可知。
法：美伊戰爭之後，許多觀察家認為美國是「地緣政治自戀」甚至是「自我毀滅的超級強權」。您怎麼看？
福：美國正在助長全球性的混亂，我們的總統，把個人利益、財富、家族致富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川普對歷史顯然是無知與漠視。幸好我們的製度是三權分立，川普也不會永遠在位。我相信川普在期中選舉會遭受慘敗，畢竟他的支持率只有三成出頭。這顯示了民主的力量：如果不喜歡掌權者，就可以把他換掉。
法：您如何看待特朗普時代？
福：美國的衰敗以各種形式顯現。川普攻擊了美國的製度——法治、大學、科學，企圖將國家據為己有。川普政府是我見過最貪腐的政治領導階層，它也是美國史上最貪腐的政府。川普確實是一位威權統治者，他想像像國王一樣統治，他不需要國會也不需要法院——他想要的一切就會成為法律。
關稅就是一個例子，他想利用關稅來恐嚇其他國家，強行推行他的意志、重塑國際秩序。但是聯邦最高法院已明確表示：這些關稅是違法的。在逮捕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Nicolás Maduro）之後，他變得更自以為是，以為美國可以在全球為所欲為；跟伊朗開戰則是一個嚴厲的教訓——當一個受教育程度低、野蠻、好戰的強人掌權時，就會犯下這種錯誤。
法：布希時代的錯誤，是否為川普的崛起鋪路？
福：是的，伊拉克戰爭與金融危機直接導致了川普的崛起。沒有這兩場災難，他絕不可能成為總統。川普上台主要靠的就是批評小布希（George W. Bush）和伊拉克戰爭，訴諸那群覺得因為金融危機、華爾街富豪受害的工人階級。但是川普在批評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干預後，卻又投入另一場中東戰爭。這說明了他向選民兜售的東西，實際上就是騙局。
其實放眼二十一世紀初，就是被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所影響，而這兩者都可歸因於保守派的理念：伊拉克戰爭建立在「認為美國可以讓其他國家民主化」的理念上；金融危機則是源於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認為國家監管是多馀的，市場會讓所有人都更富有幸福。這兩者卻都導致了災難，我也下定決心：如果保守派的理念會導致這種結果，我就不再是保守派。
法：二十年來首次出現「專制國家多於民主國家」的情形，左右兩翼的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也正在興起。在您看來，「thymos」（血性）、或說對承認與尊嚴的渴望，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與西方社會的危機有何關聯？
福：支持民粹政黨的選民，如德國的AfD（另類選擇黨）、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或改革英國（Reform UK）的支持者，多半是居住在大城市之外、受教育程度較低、較不富裕並屬於勞工階級的人。他們被一種精英如何對待他們的怨懟所驅使。全球化奪走了許多人的工作，他們感到被冒犯、深感憤怒。這個發展推動了民粹主義──重點不是經濟上的不平等，而是承認上的不平等。
俄羅斯與中國也是由怨恨所驅動。歐巴馬在2014年稱俄羅斯為“區域強權”，讓普丁恨透了。他發誓要向美國證明，俄國仍是世界強權；習近平總是談到「百年國恥」與西方的殖民遺產，如今中國又再度強大，必須向其他國家表明必須尊重它。這種對不承認自身尊嚴與地位的人所懷的驕傲與怨恨──在個人、國家與國際層面，都是一股重要的驅動力。
法：自由民主還有未來嗎？
福：必然如此。多元、複雜且技術先進的社會，只能以自由民主的方式來治理，若對西方社會強加單一宗教、單一族群或一個獨裁領袖，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當匈牙利的奧班（Viktor Orban）政權垮台、數十萬人上街慶祝，1989年那種精神的一部分仍然存在，我們又看到了對威權的抵抗。
除了匈牙利，與俄羅斯交戰進入第五年的烏克蘭也正頑強抵抗。儘管疲憊不堪，他們仍堅守一個信念：要成為民主國家。他們不想活在普丁的獨裁之下。他們想加入歐盟。我們也會在委內瑞拉和伊朗看到這一點——對自由的強烈嚮往，民主國家往往將其視為理所當然之事。
眼下杭廷頓的論點似乎比我更接近事實：戰爭與衝突正在增加、我們正在目睹地緣政治的復甦。但杭廷頓的觀點並非完全正確，他認為文明才是主要單位，然而民族國家仍是核心行動者。每個文明內部也存在著重大衝突，包括穆斯林世界有什葉派與遜尼派，儒家文明也有中日韓的分別。世界更類似十九世紀那種國家之間相互競爭的世界，而不是一場「文明的衝突」。不過他有一點確實是對的：我們並沒有朝著自由秩序的全球整合方向前進。
自從提出「歷史終結論」以來，我一直不斷修訂與調整。有些當時我支持的論點，現在也不再相信。 1992年出版《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時，我還沒有提出政治衰敗的概念。如今顯而易見的是，民主確實會出現倒退甚至走向衰敗，我當時也未能體認到現代國家的重要性。即便如此，有一點仍然成立：對一個現代社會來說，自由民主仍不存在現實可行的替代方案。
華客|新聞與歷史：“中國模式再成功，也難以複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