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江西省東南部城市鷹潭，高科技未來正逐漸滲入這座經濟相對落後的城市。露天菜市場和街邊小餐廳依舊保留著傳統小城的模樣，而城市南部的產業園區卻聚集著大量從事工業數位化技術的企業，處處散發著科技氣息。
國家級通訊實驗室也在附近建立了一座先進研究中心。
過去十年，地方政府推動傳統銅產業轉型升級，為新興科技企業生產高端零件。鷹潭的技術佈局開始見到成效。 2025年，鷹潭人均GDP已超過省會南昌，而十年前它的人均GDP還比省會低四分之一。
不過，房地產低迷和地方政府自2010年代初累積的大量債務，仍拖累當地經濟。
這兩個世界看似相距甚遠，卻在中國許多地方並存，也共同構成了整個中國經濟的現實。
高盛預計，到2029年，高端製造業每年將穩定貢獻約1個百分點的實質GDP成長。但房地產產業崩塌帶來的拖累同樣還會持續數年。
房地產危機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別拉低了約2個百分點的經濟成長率。
近年來，中國經濟明顯放緩，始終未能完全擺脫新冠疫情封控措施帶來的衝擊和後遺症。持續三年的工業品價格通貨緊縮直到今年3月才結束，而結束的原因並非需求復甦，而是美國與伊朗戰爭引發的油價上漲推高了國內能源價格。
中國工廠正在大規模生產先進電動車並出口海外，但中國消費者卻因疫情和房地產危機留下的陰影，以及社會保障體系薄弱帶來的不安全感，而不願增加支出。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安遠指出，現代經濟史上從未有哪個大型國家一邊全力押注高端科技投資，一邊同時應對經濟放緩和地方債務危機。
未來幾年，房地產危機帶來的衝擊雖然會逐漸減弱並最終消失，但新的成長引擎同樣十分脆弱，已經面臨電動車需求減弱、長期貿易戰以及能源危機等多重考驗。
儘管如此，習近平仍在押注新的成長模式能夠在舊模式徹底崩塌前迅速接棒。
這是一場高風險賭博。
舊增長模式最初形成於中國沿海地區，隨後擴散到內陸。
東部已開發地區的工廠僱用來自內陸的低收入農民工，而這些農民工由於無法在大城市取得戶籍，往往把收入投入家鄉房地產市場。
在持續二十年的房地產繁榮時期，即便最小的縣城也建造大量高層住宅。每年有數千萬建築工人為此工作，大量消耗低階工業產品。高速鐵路也延伸到了最貧窮的縣域。
這一切投資都依賴地方政府舉債。
有統計顯示，地方政府債務規模已達約60兆元人民幣，相當於GDP的43%。相較之下，美國地方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僅12%。
最貧困地區往往最依賴債務驅動的發展模式，大規模興建房屋、公路和橋樑。
這種模式讓西南部貴州省擁有令人驚嘆的基礎設施，包括世界最高橋樑——高達626公尺的花江峽谷大橋。但同時，當地也背負了難以償還的龐大債務。
這些昂貴的公共工程至今幾乎沒有產生足夠收入來償還債權人。
如今，投資正集中流向範圍更窄、成長更快的創新產業。
習近平每次提出新的科技目標，例如人工智慧、機器人、核融合能源等領域實現全球領先，全國數百座城市都會迅速回應，投資相關項目。
過去12年，中國國家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累計募款約6,870億元。
政府背景基金管理機構掌握的資金規模去年增至近4,000億元，比2024年增加75%。
去年12月，中國又成立規模1,000億元的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專注於航空航太、半導體、腦機介面和量子技術。
許多地方政府，包括小城市，也開始利用財政收入和地方國企資金設立類似基金。
各地紛紛建造“高新區”“人工智慧產業園”，透過稅收優惠等政策吸引創新企業。
史丹佛大學的讓‧奧伊表示，這些科技企業被寄予厚望，希望它們能創造稅收收入，幫助地方政府擺脫債務困境。
在等待屬於自己的「DeepSeek時刻」期間，中央政府則不斷放寬債務償還要求，為地方政府爭取時間。
有時，這種模式確實能取得成功。
北京、杭州、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擁有吸引人才和資本的能力。預計全國約70%的人工智慧投資將流向這四座城市。
野村證券的陸挺認為，這將進一步帶動住房需求，並推動局部房地產市場復甦。
少數其他城市也取得了類似成果。
例如安徽省合肥市，近年來培育出許多明星企業。
京東方在當地設有顯示面板工廠，蔚來汽車也在這裡生產整車。
科大訊飛源自當地高校，而合肥市政府也參與創辦了中國領先的先進記憶體晶片製造商長鑫儲存。
但如果想看看事情如何失敗，只需從鷹潭乘坐一小時高鐵前往宜春。
2021年，宜春市政府投資23億元興建新能源汽車工廠，希望藉此提升製造業層級。
但與深圳和合肥等成功汽車產業群聚不同，這座工廠缺乏完善供應鏈和技術人才支援。
如今工廠已經停產。
整個國家高新區看起來都死氣沉沉。
即使成功落實的項目，也未必能真正帶動地方經濟。
十年前，一檔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資的基金向貴州投入約1,500億元，專注於發展資料儲存和雲端運算產業。
但安遠指出，這些項目始終無法與當地經濟結合。
資料中心由沿海企業建設，伺服器零件來自其他地區，而當地幾乎不存在相應需求。
她說：“尖端技術很難融入傳統經濟體系，也很難為當地居民創造就業機會。”
有時結果甚至帶有幾分荒誕色彩。
西北工業城市蘭州在發展商業航太和「低空經濟」計畫的同時，卻連續數年無力按時向公車司機發放薪資，甚至要求他們先向銀行貸款維持生活。
即便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也並非完全免疫。
媒體近期走訪廣東多個人工智慧產業園區時發現，不少園區空空蕩蕩，或是進駐企業根本與人工智慧無關。
這些項目為何頻頻失敗，並不難理解。
習近平的產業政策鼓勵激烈競爭。
企業之間競爭，地方政府之間也競爭，甚至同一城市不同區縣之間都在競爭。
這種壓力壓低價格、提高產品品質。
最終脫穎而出的企業，例如汽車領域的比亞迪、電子領域的華為以及橫跨多個領域的小米，確實具備全球競爭力。
但這樣的企業極為少見，主要集中在人才和資本較豐富的大城市。
利潤則更加稀缺。
法國巴黎銀行的盧奇指出，投資報酬率往往不屬於單一企業，而屬於整個產業鏈體系。
產業鏈整合能夠降低成本、加速產品迭代和創新速度。
今年4月，中國工業企業虧損比例升至約32%的歷史最高水準。
2011年這一比例僅10%。
即使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虧損比例也未達到如今水準。
與此同時，企業債務水準不斷攀升。
凱投宏觀的馬克威廉斯指出，中國企業目前欠國內銀行和債券投資者的債務規模是2019年的兩倍。而同期GDP僅成長約三分之一。
他認為，企業可能逐漸偏離真正有生產力的活動，轉而追逐國家重點扶持產業中的補貼資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三位經濟學家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過去十餘年間，中國產業政策實際上使「全要素生產力」下降了約1.2%。
換句話說，在沒有這些產業政策的情況下，中國經濟資源配置效率本來可以更高。
研究估算，中國GDP因此比原本水準低約2%，相當於每年減少約4,000億美元增加價值。
企業越是沉迷於爭奪補貼和透過降價來爭取客戶，就越難獲得利潤。
對於宜春、貴州等偏遠貧困地區而言，情況尤其艱困。內陸省份佔全國工業GDP的比重持續下降。
2025年這一比例降至36%，而習近平上台的2013年接近48%。
這對中國規模約3億至4億人的低技能勞動力群體，構成巨大挑戰。
隨著國家資源越來越集中於前沿科技領域，更多人將被排除在成長之外。
華盛頓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的史考特甘迺迪認為，許多人最終只能返回農村老家。
一位前中央政府顧問表示，中國領導階層對科技競賽的痴迷，某種程度上像是中了美國無意間施下的魔咒。
這場競爭扭曲了政策重點，使決策層過度關注尖端技術，卻沒有投入足夠精力解決中國長期存在的經濟問題。
機器人越來越多，但民眾情緒依然低迷。
今年4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增0.2%，創下2022年底以來最低。當時中國尚未完全走出疫情封控陰影。
今年3月，居民銀行貸款餘額較去年發生史上首次下降。
無論個別高科技計畫取得多麼耀眼的成功，都遠不足以提振中國民眾的信心。
華客|新聞與歷史：那麼有創新精神，中國經濟為何還是一團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