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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沉鉤：一個日本記者親曆的汪精衛政權

日人撰寫的關於三十年代中國的回憶文字，即使不到充棟盈車的程度，也算是碰鼻子碰眼了，尤以漢學家和左翼文化人的作品為夥。而在眾多此類出版物中，鬆本重治的《上海時代》被公認是一部厚重的集大成之作，有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具有獨特的學術文化價值。1974年由中央公論社付梓以來，不斷再版，先後出過新書、單行本和文庫本等各種版本，並榮獲日本隨筆家俱樂部獎（第23回），堪稱一部超越時代的長銷書。
 
『上海時代ーー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上・中・下）、鬆本重治著、中央公論社、昭和５０年３月初版。
 
《上海時代》，（日）鬆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鬆本重治（Shigeharu
Matsumoto），是著名新聞記者、外交家、社會活動家。1899年10月2日，出生於大阪的名門望族，其外祖父是明治元勳鬆方正義，乃父鬆本鬆藏曾任日本九州電氣軌道株式會社社長。貴為“官三代”“富二代”，鬆本重治走的也是那個時代典型的精英路線：從舊製一高到東京帝大法學部，一路順風順水。大學院時代負笈西洋，先後留學耶魯、威斯康辛和日內瓦三所大學，學術興趣在政經，特別是勞工問題。1925年春，應紐約一家進步雜誌《國民》（The
Nation）編輯的約稿，寫了篇《日本的勞動運動》。後來去紐約時，偶然看到地鐵站的書報亭中，放著《國民》誌的新刊（1925年4月1日號），封麵上印著“Labor
Movement in
Japan”。看到“自己寫的東西第一次變成了鉛字，而且是英語，我很興奮”，“當一個記者的想法，就是這個時候開始在心中暗暗產生了”。
 
『新聞研究五十年」、小野秀雄著、毎日新聞社、昭和４６年７月版。
 
在書中，作者承認三年半的海外遊學，其實是“用父親的錢，一半是在玩”，但“卻發生了兩三件決定我人生的事。一件事使我決定成為‘國際性記者’，還有一件就是在研究美國的過程中，逐漸開始對中國問題發生興趣”。應該說，後者也是受了其父的影響。耶魯時期，重治曾收到父字——“他一生中大概隻給我寄過兩次信，這是其中之一”。父在信中囑咐兒子：“盡量和中國留學生交朋友，將來肯定會有用的。”鬆藏自己年輕時曾留美十載，卻終身沉湎於漢籍，手不釋卷。在“漢學粉”父親的影響下，重治上小學時便讀過《大學》《論語》和《孟子》，中學時又讀了《十八史略》，從內心養成了對中國文化的敬畏。在美國時，重治遵父囑，“盡量不和日本人接觸”，而廣交中國朋友。當時，大批中國留學生利用庚子賠款赴美，僅耶魯大學就有七八十人，“其中，我至少有十幾個中國留學生朋友”，與有些中國友人的交情甚至保持了終生，如經濟學家、抗戰時曾任國民政府經濟部次官，戰後從哥倫比亞大學退休的何廉等。
 
東大法學部時代的鬆本重治（1921年）。
 
不過，對基本“不和日本人接觸”的重治來說，也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前輩鶴見祐輔。重治之所以在美國開始重視並切入中國問題研究，除了父親和中國朋友的因素之外，還與美國曆史學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查爾斯·A·比爾德的影響有關。而引薦比爾德教授者，正是鶴見祐輔。在上文提到的《國民》雜誌同一期上，亦刊登了比爾德教授的論文《與日本開戰有什麽好處》，“標題比我的論文字號更大”。論文的大意，是美日開戰，雖然對美國沒有任何益處，但作者擔心美國人因過於看重中國市場的魅力，中國問題未嚐不會誘發戰爭。文章的結論簡明扼要：“It’s
China。”比爾德教授的論文令東洋青年學人深長思之，客觀上對其確立未來方向，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再三看了這篇論文，第一次認識到日美關係的核心問題是中國問題。這是1925年5月，現在看來已經是五十年前了。從那以來，我一直把日美關係看作是日中關係。我在研究美國的同時開始關注中國。……1925年離開美國去英國的時候，就決定當一名國際記者。
 
1927年秋，鬆本重治攜未婚妻花子從英國回國。已決定“當一名國際記者”的重治，並不急於躋身新聞界，而是先在政治學者、東京帝大高木八尺教授主持的“美國講座”當助教，接受正規的美國研究訓練。高木先生自己兼任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的常務理事，便鼓勵重治參加1929年10月底至11月初在京都召開的第三屆太平洋會議（IPR），以積累國際經驗。這對重治來說，不啻為一次絕好的曆練，他不僅見識了許多如雷貫耳的大人物及其在國際講壇上折衝樽俎的英姿，而且親眼目睹了談判桌下的互動與妥協。圍繞會議的核心議題“滿洲問題”，在全體代表出席的特別講演中，發生了中國著名國際法專家、燕京大學教授徐淑希教授與日方代表鬆岡洋右的激烈爭論。鬆岡先發製人道：“滿蒙是過去日本人用鮮血和金錢獲得的特殊權益，現在和將來都是日本的生命線。”對此，徐教授冷靜地、不失學者風度而又徹底地反駁了鬆岡的觀點。他從曆史和國際法的角度論述自己的觀點：“自古滿洲不是日本的，滿洲始終是中國的一部分，日方主張條約上日本在滿洲的權益，而這些條約和協定大都是無效的。”遭遇正麵阻擊的鬆岡，突然站起來說：“請大家允許我在明天對徐淑希教授的觀點分要點一一反駁，務請參加。”爭論之激烈，乃至初出茅廬的鬆本“真擔心會議會談崩”：
 
我想這下可出大事了，十五分鍾後到食堂一看，徐和鬆岡兩人，非常和氣地在一起吃飯。嗨，原來是這樣的，我非常吃驚。也許鬆岡知道這樣大吵不行，事先已經想好了和解的辦法，或許是靈機一動，邀請徐一起吃飯，這背後的情形我不知道。然而我學到了很多，知道了國際會議原來是有正麵表演和背後技巧的。第二天，鬆岡展開反駁，徐教授可能考慮到會議的氣氛，雖然進行了批駁，但沒有用太激烈的詞語，隻是重複了前一天的觀點。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鬆本結識了時任社團法人新聞聯合社專務理事的岩永裕吉，不承想，後者竟成了他日後廁身新聞界的跳板——這是後話。
 
鬆本與花子夫人在金婚式上，攝於東京國際文化會館（1977年10月）。
 
1931年10月至11月，第四屆太平洋會議於上海和杭州舉行。兩年前，作為會議秘書參會的鬆本重治，此番作為日方正式代表出席，並用英語發表講演，主張在太平洋會議的框架下，“須以相互理解和合作為基調”，“今後應該對國際問題的國內根源加以研究調查。因為最艱難的國際問題，往往是國內問題的對外表現”。其高蹈的姿態，雖被日本同僚目為過於“理想主義”，卻受到了國際學界的關注。太平洋會議的機關刊物《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編發了其講演的內容摘要，並評論道：“這樣年輕的一代應該挑起IPR未來的重任”；英國經濟地理學者P·M·洛克斯比教授在《時代》（TIME）上撰文，評價了鬆本的發言，稱“新型的國際化的日本人正在出現”。
 
在上海，鬆本又結識了徐新六、胡適、丁文江、蔣百裏、張伯苓、吳鼎昌、董顯光等一大票政、軍、財和學界的精英。說起來，鬆本的中國關係網頗有點像今天社交媒體的朋友圈：通過耶魯舊友何廉的介紹，認識了外交界的青年才俊高宗武。又通過高宗武的引薦，結識了更多的實力派人物，如周佛海、陳公博等，甚至搭上了國府的副統帥汪精衛。鬆本的上海時代滿打滿算，整六年時間。但六年之中，其所接觸各界要員名人之多，關涉範圍之廣，被特定事件卷入之深，無出其右。正因此，他在回憶錄中開宗明義道：“這六年是我人生的一個亮點，不僅是一個亮點，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我以後的人生。”他自己也承認，如果沒有何廉的友情，如果沒有後來高宗武等社交網絡“節點”般的存在，“我的上海時代或許就會改變”。
 
但在滬杭的太平洋會議上，鬆本並不知道自己的上海時代即將開始。而且，上海也不是一個令他感到放鬆的城市。在會議期間，隻要天氣晴好，從下榻的凱塞賓館到會場的國際俱樂部，大約一英裏的距離，他會步行往返，“在道路兩旁直至弄堂，都貼著抗日的標語。對於日本人來說，在街上步行就會感到緊張的氣氛”。
 
在位於上海斯考特路的家中（鬆本夫婦，孩子和三名女傭，1937年）。
 
從上海回到東京後不久，在終生以“太平洋橋梁”為己任的前國聯秘書長新渡戶稻造的斡旋下，鬆本重治原本已做好了去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亞大學任教的準備，正在等待校方正式的邀請函，卻不意先接到了聯合通信社專務董事岩永裕吉的邀約：“想請你擔任聯合通信社上海支局長。”經過一段時間的考慮，1932年7月，鬆本去輕井澤的萬平旅館，與正在那兒療養的岩永見麵，並當麵回複對方：“我決定去上海。”是年12月12日，從東京火車站出發先到長崎，從長崎港乘船赴滬，從此開啟了“上海時代”。不知是巧合還是命運，四年後的“雙十二”，“西安事變”令舉世震驚。鬆本坐鎮上海，僅憑電話和各處的線報，便完成了對事件的獨家報道，不僅是日媒第一報，也先於各大西方媒體——此乃後話。臨行前，鬆本去和老板話別，岩永意味深長地叮囑道：
 
……在工作上不必多慮，堂堂正正地競爭。中國的謠言是世界有名的，希望你能去戳穿它。隻要報道真實就行，首先要注意維護日本的聲譽。喝三年長江的泥水，你肯定能成為一個好水手。
 
同盟通信社編輯局長時代的鬆本重治（1940年）。
 
可沒想到，揚子江的泥水一喝就喝了六年。其間，鬆本經曆了聯合通信社改組為同盟通信社（簡稱“同盟”），成為堪與路透社、美聯社（AP）和塔斯社比肩的巨無霸“國策通信社”，親眼目睹了中日關係從波譎雲詭、戰雲密布到全麵戰爭爆發、中國民族主義空前高漲的曆史性劇變。從一名從未受過專業新聞學教育的青年學人，成為日本屈指可數的國際範兒名記者，這背後自然有天生的稟賦和諸多過人的努力，但不能不提及入社之初，“聯合”總管、被岩永稱為“神武天皇以來最優秀的新聞記者”的古野伊之助的一番話：
 
一是“give and
take”。采訪別人時，“決不能一副貪婪的樣子，隻想探聽有什麽新聞。反過來，先說一些對方想知道的事情。像這樣的話題平時要積累一些。比如說，在上海的日本人很想知道東京的動向，那就在這裏先了解一些，告訴他們；第二，“新聞記者最重要的是信譽，特別是情報源和記者的信賴關係，如果別人對你說不能寫，那就決不能寫。一旦喪失信譽，就再也當不了記者……如果大家認為你嘴巴很緊，是值得信賴的人，新聞就自然會到你這裏來”；第三是如何搶到獨家新聞。但“獨家新聞這東西，一半是運氣，事件發生時，碰巧你正好在現場，或者是花很長時間建立的情報源單獨告訴你。不過采訪的真諦在於創造新聞……你能創造新聞，那麽都是你的獨家新聞。對那些輕易不露麵的人能有機會進行單獨會談，就能簡單地創造出新聞。比如說日本的要人和中國或者第三國的要人會見，如果是你安排搭線的會見，這就是創造新聞，自然也是你的獨家新聞”。最後，古野鼓勵道：“現在說的這三點，或者說采訪三原則，你如果能切實地去做，一定會成功的。”對初廁身新聞界的鬆本來說，“采訪三原則”簡直是“葵花寶典”。他當即暗下決心，要一生照做不渝。古野的話雖說是一位前輩記者的經驗談，可卻像神預言似的，在鬆本此後的職業生涯中一一應驗。
 
位於東京千代田區的同盟通信社總社所在地市政會館。
 
對新聞記者來說，最高的職業成就感莫過於搶到獨家消息（scoop）。但就像古野所說的那樣，此事“一半是運氣”。而在鬆本看來，則有種偶然性，即“重大事件發生時，記者偶然在現場”。不過，在偶然性的前提下，鬆本還有一個心得，那就是“偶然身處現場時，還須有‘抓’的能力”。在每一個曆史事件發生的關頭，身處現場者往往並不少，但能真正“抓”住問題核心，並做出獨家報道者，總是極少數。所謂“我在（I
was there），我見（I saw it）和我報（I
reported）”之“三件套”，擁有前兩件說來並不難，端賴運氣，可非做到第三步，不能算搞掂一個大獨家，這裏就分出了超越偶然性因素之上的專業水準之高下。
 
為向岩永、古野兩位前輩具體了解新“同盟”成立的經過，並請示作為“同盟”上海支局應如何同路透社打交道的問題，1936年2月15日，鬆本回東京出差。先從上海乘輪船到長崎，然後再乘列車從長崎赴東京。途中，在神戶臨時下車，回到西宮市郊外的家中，探望闊別多年的病重的父親，“現在想來，那天竟成了我和父親最後的訣別”。20日，剛在東京的母親家吃過早餐（鬆本的母親是東京人，執意要在東京養老，故與夫君分居兩地），西宮家中的傭人便打來電話，通報了鬆藏的死訊。鬆本馬上向總部請假，再次回關西料理父親的後事。
 
葬禮結束後的第三天——26日，是父親的頭七。那天上午，鬆本正在自家附近曹洞宗係寺廟鳳林寺中參加法事，突然接到了“同盟”大阪分社塚本義隆君打來的電話，說“出事了”：“據說今天早上，東京一部分軍隊發生叛亂，大臣及岡田總理都遇害了。我們分社裏也來了很多軍人，看樣子是來監視我們工作的。看那架勢他們不會動武，但是我估計東京肯定出大事了……”鬆本掛掉受話器，“腦海裏閃過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必須趕回東京。於是我簡單地上了上香，把後麵的事托付給了叔叔們，讓母親一個人留在神戶。我自己坐出租車趕往梅田站，幸運的是買到了午後大阪發車的‘燕子’號車票”。
 
與此同時，鬆本“同盟”總部的小夥伴們，正守在編輯部的電話機旁，或潛伏、逡巡在各事發現場。事發的前夜，是剛分到社會部的小田善一值班。26日淩晨6點左右，有電話打進來。小田拿起話筒，電話是從某地方報紙東京分社打來的。對方問：“聽說發生了一件驚人的大事。你們那兒有什麽消息嗎？”小田機警地答道：“目前還沒有什麽特別的消息。”掛掉電話後，旋即又接通“同盟”社會部部長岡村二一家。他向自己上的上司報告說：“剛才來了一通很奇怪的電話。我應該出去采訪真相好呢，還是留在辦公室好？請您指示。”岡村對他說：“你哪兒也別去。我馬上去社裏。”
 
岡村出門前先給警視廳掛了個電話，想從中打探事件的一鱗半爪。作為社會部“老司機”，岡村知道在事態正呈進行時發展的當口上，即使問警察出了什麽事，除了被告知“不許采訪”之外，往往不會有別的收獲。於是他多了個心眼兒，撥通電話後，沒等那邊接線員應答，便對著話筒大喊一聲：“喂，不好了！大家都保持鎮靜。”接線員果然說了一聲“是”。接著，岡村用一種常在江湖走的老練而強硬的口氣問道：“後來情況怎麽樣了？”接線員完全把他當成了警視廳的哪位頭目，便一五一十地答道：“據目前得到的消息，今天早上一部分青年軍官舉事。元老、重臣及大部分閣僚都遇害了。”就這樣，岡村不費吹灰之力，就摸清了事件的大致過程。他向接線員說了聲“辛苦了”，就掛斷了電話。
 
岡村本能地意識到發生了不得了的大事，事態的嚴重性可能超過了“五·一五”事件，務須趕在當局的禁止報道令下達之前，在第一時間做出報道。因此，他再次給小田打電話，“小田君，我口授，你記錄”：
 
今晨佛曉，一部分青年軍官舉事，發動革命。元老，重臣、閣僚中死傷者眾多。這一事態的發展，將左右日本的將來。
 
岡村指示小田，在第一時間將新聞稿發出去，發給地方報紙之前，先通知外信部，讓他們給路透和AP社發電。擱下電話，立即叫了輛出租車趕往社裏。果然，上午9時許，內務省警保局向以“同盟”為首的各大新聞社，下達了“禁止一切報道”的命令。隻有“同盟”搶先發出了新聞稿，各大報紙雖然都印好了“號外”，但都胎死腹中。中午，“同盟”收到了發自路透社和AP社總部的謝電，對在第一時間提供消息表示感謝。
 
晚九時，鬆本到達東京站，“我又很運氣地攔到一輛出租車，直奔‘同盟’總部”。中途，鬆本特意讓司機放慢車速，繞道向皇居方向開，“車子慢慢地從二重橋前麵開到了櫻田門前。前一天晚上下的大雪，把大地裹成了一片銀色的世界，讓我想起了井伊大老在櫻田門外遇害時的雪景”。司機還告訴鬆本，叛亂部隊都集中在赤阪的一家叫幸樂的料亭，“那兒是他們的據點”。鬆本驅車去那一帶轉了轉，聽了幾個青年將校的演講，深感“他們的革命手段極其幼稚”，“是打著為了日本的旗號的一種令人悲哀的行為”。
 
位於赤阪的料亭幸樂和山王飯店，成為“2·26”事變中叛軍的據點。
 
此番獨家報道，對非科班出身的鬆本來說，不啻為一次新聞專業主義的實戰演習。他雖未直接參與報道操作本身，但因恰好回國，算是半個“在場者”，有幸置身於劃時代的曆史事件發生的場域中，見證時代空氣的流變。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看到軍部對政治的幹預不斷強化的現實，“預感到日本的前途將由此變得更加黑暗”。事件平息後不久，鬆本“帶著從未體驗過的憂慮”，離開東京回到了上海。
 
如果說，對“二·二六”事件的獨家報道，是鬆本重治與“同盟”同僚們團隊合作的成果的話，那麽“西安事變”則是鬆本獨立操作的大獨家。1936年12月上旬，蔣介石的第六次“剿匪”計劃即將收官，但對其實效，鬆本始終抱有疑慮。12日8日，鬆本夫婦與孔祥熙的心腹、私人秘書喬輔三打網球時，旁敲側擊地問喬對蔣此番“剿匪”的看法，喬自信滿滿地答道：“我也聽到了不少風聲，但我認為，蔣委員長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鬆本繼續追問：“但您相信蔣院長能夠說服張學良嗎？”“當然可以！”喬打了包票。
 
西安事變前夕，1936年11月，於洛陽舉行的蔣公五十壽誕賀宴。前排左起分別為張學良、宋美齡、蔣介石、閻錫山。
 
可鬆本並不甘心。翌日，致電《大公報》社了解情況，聽說主筆張季鸞剛從西安回滬，便嚐試約飯局。張也是鬆本的老朋友，剛好也想向鬆本了解日方情況，便照自己的檔期，定在了當周六（12日）晚上。“那麽我在‘新月’恭候，請務必賞光。”“新月”是位於上海文路上的一家日式居酒屋，安靜，氛圍好，價格也適中，也是內山完造、魯迅等人常關顧的館子，而鵪鶉鍋是那裏冬季的招牌菜，再合適不過。那段時間，坊間各種小道消息不斷，飛短流長，鬆本急於確認信息的真偽，“我是伸長了脖子期盼著星期六的到來”。
 
周六（12日），6點剛過，鬆本便先一步到了“新月”，“免得比客人晚到而失禮”。不一會兒，張季鸞也到了。鬆本略微寒暄了幾句，張季鸞便說：“鬆本先生，我們都是新聞記者，別來那麽多客套，今晚好好聊個痛快。”接著，張便率先吐槽起了日本的“二元外交”：“長此下去，日本這個國家是會被葬送掉的。你不這麽認為嗎？中國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鬆本則表示：“您對日本的批判，我無言以對……東京對中國的認識與中國的現實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錯位，尤其是軍部的鷹派對中國的認識相當不足，不僅不去分析新形勢，相反逆流而動。”說著，便趁機切入實質問題：
 
但蔣介石對日本不是也沒有拿出什麽應對之策嗎？好像依然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立場。張先生，我聽說蔣在10月下旬出發去西北時在南京曾明確宣布，這次一定要在一至三個月內的時間內剿討“共匪”。現在已經過去一個半月了，真能如期完成嗎？
 
“張的臉色似乎一下子暗淡了下來……”鬆本卻繼續追問：“您在西安見過蔣介石了吧？”正在這個當兒，包間的扇門打開，女侍走了進來：“鬆本先生，是同盟社南京支局長打來的電話。”鬆本說了聲“失陪”，便下樓去接電話。南京支局的蘆田英祥告知，“出了件怪事。從今天下午開始，南京和潼關之間的電話聯絡中斷了，蔣院長眼下應該在西安，可能出了什麽事……”鬆本指示蘆田向日本駐南京武官雨宮巽確認一下狀況。緊接著，蘆田再次打來電話，告訴鬆本：“已問過武官，聽說蔣介石昨晚已從潼關抵達西安，但這一消息尚未得到證實。另外，潼關的臨時行營現在跟南京的軍政部以及蔣院長秘書室沒有任何聯係。”
 
鬆本回到席上，原原本本向張季鸞轉述了電話的內容。張當即表示：
 
鬆本先生，不是說我已經知道了什麽，也許發生了什麽非常重大的事情。假如蔣院長今天到了西安，這之後卻與南京沒有聯係，看來這很奇怪。承蒙您盛情款待，可我也想去了解一些情況，請允許我先告辭。
 
鬆本見他急於離開的樣子，“似乎忘記了要答複我關於跟蔣介石見麵的情況”。兩位資深政治記者顯然都預感到發生了什麽非常事態，於是，幹脆埋單走人。鬆本也要回同盟分社，便順路先把張季鸞送到《大公報》社。握別時互致珍重，並相約“保持聯係”。
 
鬆本回分社時還不到9點。在等待次長兼發信部長下條雄三趕過來的時間裏，迅速思考了要證實這個消息背後的異常事態所應當采取的步驟，直覺從日本和第三國渠道都不會有實質性斬獲，得出了“隻能從中國方麵入手”的判斷。他先致電蔣百裏，得知他也去了西安，而日裔夫人顯然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麽。再往喬輔三家裏打電話，喬夫人說：“我家先生傍晚的時候到孔（祥熙）公館去了。”從喬夫人處得到孔公館電話，一直占線。過十分鍾再打，居然通了，且接電話者正是喬本人。鬆本單刀直入，上來就問道：“喬君，蔣院長去西安該不會發生了什麽變故吧？”喬輔三立馬說道：
 
出事了！重大事件啊！南京給孔部長打來的電話說，今天佛曉，在張學良的指揮下，張學良的部隊和楊虎城的部隊發動兵變，在西安郊外的華清池溫泉監禁了蔣院長。張學良發給孔先生的通電剛剛收到，現在正在看這份通電。
 
鬆本急於了解“叛亂的目的、性質”，喬讓他三十分鍾後再打過來。
 
快10點時，被鬆本緊急召喚的下條趕到了支局。鬆本簡明扼要地通報了一下情況之後，便與下條分工：鬆本負責與外界聯絡，獲取情報並確認真偽，下條負責記錄並給東京發電。二人都是見多識廣的資深特派員，意識到一個震驚世界的獨家新聞即將從自己的打字機上產生，難免有些激動。特別是下條知道，“今天晚上朝日支局的那夥人都跑到‘藍鳥’跳舞去了”，更是難以抑製。接著，他又一溜煙跑出房間，十分鍾後，回來報告說：“剛才我到一樓去了。聽說今天晚上9點左右，南京政府給大北電信公司以及其他外國海底電纜公司的電報收發室下了一道死命令，禁止向海外發報。這樣一來，哪怕是外國特派員知道了這個消息也沒法發出電報了。”鬆本說：“照這麽說，看來我們這就是世界性的獨家新聞了。”兩人不禁相視而笑。幾分鍾後，下條便把第一條電文通過“同盟”專用的無線電網絡發到了東京：
 
據中國方麵消息，蔣介石11日去西安郊外的溫泉後便音訊不明，南京正牽掛著蔣氏的安危。
 
鬆本深諳重大事件報道的分寸感和火候，爆料切忌一股腦，包袱要一個一個地抖，不能過密，但也不能斷。他與下條簡單溝通之後，對後續報道的進度做了大致的安排：“反正我們這裏消息多的是。第二條報道就說張學良兵變和蔣介石被監禁，第三條就是逮捕監禁的時間和地點了……”而對蔣介石的生死問題，二人意見有分歧：下條年輕氣盛，多少“沾染了富於煽動性的記者脾性”，為製造聳聽效果，力主搏出位，不惜冒誤報的風險，幹脆寫“蔣已被殺”；而鬆本則認為，蔣的生死問題“根本無從知曉”，“如果張學良遵守自己通電內容的話，我打賭他最終隻是諫言，現在還沒有殺蔣的意思”，主張使用保守的表述。結果，當然是分社長鬆本說了算。如此，從晚11時到翌日淩晨2時，上海支社共計發出了五十條電文，坐坐實實地搶了個大獨家。事實上，因國府對通過海底電纜收發電報的緊急規製措施，連《紐約時報》上海特派員發紐約總部的電文，都是鬆本幫忙翻成日文後傳給“同盟”總社，再從總社譯回英文輾轉傳到紐約的。
 
13日，鬆本像往常一樣，9點去支社上班。“記者們都在爭相傳閱昨夜電報的拷貝。30分鍾後，大北電信公司的投遞員送來了有線電報”，鬆本拆封一看，是本部發來的感謝信：
 
感謝昨晚的努力。《朝日》把你們的電報印成整版“號外”分發，祝繼續努力。岩永、吉野。
 
鬆本遂召集分社全體員工，大聲讀了一遍電文，“大家聽完後，直呼萬歲。我也感到昨夜的疲勞一下子都消失了”。
 
毋庸諱言，鬆本重治作為由代表日本的“國策通信社”派駐“敵國”的特派員，自然有其官方立場和政治立場，但同時也應該承認，他確確實實是一位“和平派”人士，從他當時所主導的戰爭報道和戰後出版的、包括《上海時代》在內的若幹著作中，均能體會到與戰時主流輿論的“溫差”。如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針對海軍陸戰隊武官室發表的戰況，“其言辭完全沒有一點人情味”的狀況，鬆本派手下一位叫鬆尾哲夫的記者（戰後任玉堂美術館館長）去前線采訪，要求他“一定要搜集類似社會版麵的新聞”。鬆尾去野戰醫院，親眼目睹了戰爭的血腥、殘酷。他報道一位在吳淞口登陸戰中負重傷的士兵，因受傷痛的折磨而不住地呻吟，但哼的是“媽媽，我好難受”，臨死前最後叫的是“媽媽”，而不是“天皇陛下萬歲”。
 
“八·一三”事變時，鬆本重治（站立者）於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1937年8月）。
 
在街壘戰最激烈的時日，鬆本在辦公室閉門不出，和衣而臥，中餐和晚飯基本靠叫外賣。常用一家叫“杏花樓”的北京菜館，“在電話中一預定炒麵或炒飯等飯菜，馬上就會送來”，令鬆本頗感動：
 
在中日兩國開戰後，中國人有大國的風度，非常沉得住氣，明知我們是同盟通信社上海分社的，仍然把飯菜送來。大概他們一定認為，戰爭這種事情，是下等人的軍隊幹的。
 
當然也不盡然，“在此期間，也有打了電話，對方卻尋找各種理由拒不送飯菜的情況。我們也沒有什麽辦法，隻好作罷”。
 
對軍部的占領南京計劃，鬆本始終持明確的反對立場，認為在國民政府既已遷都重慶，軍隊也已撤離的情況下，“占領南京沒有任何意義，反而會使中國人團結在抗日的旗幟下”。且預料到南京攻略將使“日本軍隊兵站補給線拉得太長，糧秣不足，很可能發生掠奪”。主張“去南京之前，停止用兵，進行和平談判，除此以外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救日本”。他還試圖通過近衛文麿首相的同窗、密友和智囊後藤隆之助說服近衛。後藤在滬期間，鬆本多次對其陳情，曉以利害，還為他約請徐新六，以便他更直觀、深入地理解中國人的抗日決心。後藤很重視鬆本的意見，回國後專程赴京都對近衛建言（1937年11月26日）。但是，近衛歎息道：“我充分理解你所說的話，我也有同感，可事到如今，已經沒有辦法了。”為此，後藤特致信鬆本，表達歉意：“我沒把事情做好，很對不起你。”鬆本則在回憶錄中綴筆道：
 
我感到後藤先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已經錯過時機了。就在後藤、近衛兩人會見後不多日，大本營於12月1日發出了攻占南京的命令。時勢是可怕的，它盲目地推進一切。
 
盡管鬆本重治是軍部南京攻略的“持不同政見者”，南京“陷落”後，鬆本作為同盟社在大陸的代表，還是受邀出席了“入城式”。鬆本也想與支那派遣軍最高指揮官鬆井石根見麵，交換意見，他與鬆井是太平洋會議時期的老朋友。在鬆本眼裏，鬆井作為參謀本部中國班出身的“支那通”，不單著眼於中國，而且關注英美在中國的權益及其對華政策，是深具國際視野的“國際派”。
 
鬆本在回憶錄中，詳盡記述了入城式的過程。12月18日下午兩點，慰靈式。出席者須提前半小時進場，“我與深堀報道部長一起，急匆匆趕往儀式會場的故宮飛機場。那天是陰天，風雖不太大，但感到了刺骨的寒冷。昨晚的小雨已化作雪花，仿佛給會場化了淡妝。參加儀式的部隊在規定的時刻以前已經排列整齊……”鬆井最高指揮官代表陸軍、中國方麵艦隊司令長官長穀川代表海軍擔任齋主，坐在祭壇前麵；後麵是朝香宮中將、柳川中將和近藤戰隊司令官；再後麵是各部隊首腦機關將士約五百名列隊。祭祀儀式按嚴格的神道方式舉行，各項儀軌有序推進，一絲不亂。日高參事官代表川越大使致悼詞後，兩齋主供奉玉串，陸海軍的喇叭手吹奏“鎮國曲”，參與祭祀的全體將士舉槍行禮……“我想這大概就結束了，突然鬆井指揮官站了起來，開始對朝香宮等參加儀式的將士訓話”：
 
汝等雖然努力地弘揚皇威，但是由於一部分士兵的暴行，使皇威一舉墮地！你們給我幹了些什麽事情？作為皇軍能做這樣的事情嗎？汝等從今以後，必須嚴肅軍紀，絕對不許虐待無辜平民。這就是對戰歿、病歿者的供奉。
講到後來，鬆井已是聲淚俱下。坐在台下的鬆本，在心裏說：“鬆井先生，做得好啊。”一邊請求身邊的深堀部長：“日本軍的暴行，現在全世界都已經知道了。我希望向世界轉發鬆井大將訓詞的新聞，請報道部長批準。”
 
翌日，鬆本回滬後，立馬趕到分社辦公室，在向東京發送電訊的同時，要求部下把鬆井訓詞翻成英文，即刻發往路透等各家西方新聞社。但僅報道鬆井訓詞，也還是真真意難平，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雖然鬆井最高指揮官的態度是出色的，然而鬆井先生訓斥的日本軍人，在南京及其他地方犯下最可恥的暴行，屠殺、放火、褻瀆屍體等事實，不斷刺痛我的心。
 
南京大屠殺之後，日軍用汽油焚燒屍體。屍堆中，有不少普通市民，女性和孩子。
 
次年4月，一位在南京陷落時，與一些西方人一起堅守難民事務所，在建立難民區事宜上曾得到過鬆本幫助的中國紳士田柏烈先生到上海分社拜訪鬆本，並帶來了其編寫的一本書《日本軍在中國的殘暴行為》。田對鬆本說：“這對於有良心的日本人，真是感到很抱歉。但是，我們是想讓世界知道這樣一個可悲可恨的事實，戰爭會使人變成野獸。”鬆本當即表示：
田柏烈先生，我隻是日本人中的一個無名小輩，對南京的暴行和屠殺，我感到深深的羞恥。大作可能具有反日宣傳效果，這也沒有辦法。對於中國人，乃至對於全人類，我們日本人應該深刻謝罪，同時也希望把你的書作為我們反省的糧食。你的話太客氣了，反而使我更加痛苦。
 
無論是當時，還是戰後，鬆本在南京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鮮明的，眼裏不揉沙子。在他作為外交家和社會活動家活躍於公共空間的七十年代初中期，“南京事件”還是一個相當敏感的詞匯，圍繞大屠殺之有無的問題，日本社會展開了一場左右對決。鬆本在他先後出版的幾部回憶錄性質的著作中，對南京陷落後，日軍針對戰俘和平民的駭人聽聞的暴行，從來就直稱“南京大屠殺”，而不是在主流出版物上更常見的較比“克製”的“南京事件”。隻是他進入南京時，局勢已基本平穩，故其本人未能親眼目睹大規模屠殺，也確實並不掌握具體數據，但他直接聽過一些隨軍記者同行們的講述，甚至仔細翻閱過他們的隨軍日記，那些對日軍殘虐行徑的原生態記錄，甚至令鬆本產生了強烈的生理性抵觸，難以卒讀。田柏烈等中國和西方友人的證言，是鬆本重新檢討曆史的另一個維度。大屠殺的親曆者、時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的金陵大學曆史係美籍教授M·S·貝茨也是鬆本的朋友，戰後曾在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證。鬆本與他在輕井澤重逢時，這位美國學者麵帶疲憊，隻說了一句話：“那時候實在是太殘酷了，我已經什麽都不想說了。”但鬆本卻再次受到強烈的觸動：
雖然“南京大屠殺”的犧牲者人數以及真相依然不明，但這在我們日本人的心底深處，留下了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痕。
 
然而，鬆本檢證曆史的努力卻受到了來自左右兩方政治勢力的夾攻：認為所謂“南京大屠殺”，不過是“少數人人為製造之虛幻”的“幻影派”保守派分子，指責鬆本“造謠、汙蔑，作偽證”；而左派人士則拿同盟通信社的“國策”背景及其自身的戰爭責任說事，質疑鬆本為何不在實施屠殺時去現場采訪，等等。
 
其實，對鬆本來說，“與被害者人數相比，日本軍人所做的非人道行為本身更令人痛心”。特別是當他看到“捷報”傳到日本本土後，各大報紙紛紛推出“南京陷落”的“號外”，數以萬計的東京市民在銀座街頭提燈遊行“祝捷”時，深感“在日本國民中，正蔓延著一種錯誤的中國認識，以為占領南京後蔣介石很快就會投降，而趾高氣揚起來”。也正是在這個時點上，“我開始認真考慮日本軍隊從中國撤退的問題”，包括旋即被卷入“和平運動”，恐怕亦與彼時所受的刺激有關。所謂“和平運動”（以下簡稱“和運”），實際上是由日本政府和軍部共同策劃的以武力為後盾、以對華政治誘降為主要訴求的國家謀略，旨在通過招降並控製汪精衛集團（即所謂“汪兆銘工作”），促成國民黨“改組”，進而使其易弦更張——“從徹底抗戰轉向和平”。說白了，就是把整個大陸變成“滿洲國”第二，以達成“不訴諸武力而謀求一勞永逸之政治解決”的目的。
 
“南京陷落”的捷報傳來，東京皇居前廣場上祝捷的人群。人們提著燈籠從二重橋向銀座方向行進。
 
應該說，“和運”之出現，絕非偶然。首先，“七·七”事變前後，在國民黨權力層內部，有一個泛政治化的鬆散聯盟“低調俱樂部”，以汪精衛為精神領袖，成員有周佛海、胡適、顧祝同、熊世輝、陶希聖、陳布雷、羅君強、高宗武等，他們經常聚會，討論時局，對中日戰爭前景感到悲觀，所謂“戰必大敗”。後胡適逐漸拋棄和平幻想，對汪說“和比戰難百倍”，遂退出，其他人則依然故我，越陷越深。而與此同時，日本的權力層，特別是陸軍中，也有一個主張“和平”的所謂“不擴大”派，以華北方麵軍司令官多田駿、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和支那派遣軍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等人為首。雙方有一個虛幻的目標交集——“和平”，盡管是完全不同定義的“和平”。而對於鏈接該目標的路徑問題，雙方的認識則高度趨同——即汪精衛。
 
汪作為黨內老革命，風流倜儻，卡裏斯瑪無出其右，卻在與蔣的權鬥中處於劣勢，悲情色彩濃厚，是“低調俱樂部”的靈魂。該組織的核心成員，如周佛海、高宗武等人，無一不是汪的“腦殘粉”。1935年，中日兩國通郵問題交涉時，汪的主旨演講便給高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象。鬆本在書中寫道：“高君曾親口對我說，他非常崇拜作為政治家、同時作為一個普通人的汪精衛。從那一瞬間（即聆聽汪演講之時——筆者注）開始，他就決定了後半生要為蔣、汪兩人工作。”汪也相當器重高宗武，通郵協定簽訂後，汪即任命高為外交部日本科科長，不到兩個月又提升為亞洲司司長——當然，這種人事安排經過了蔣介石的認可。但顯然，在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的麾下，高作為對日外交實務責任者，在與日方軍政大鱷不斷過手的過程中，內心的天平日益向汪傾斜。
 
國民黨主帥和副帥。在權鬥中，汪精衛處於劣勢（1936年）。
 
更要命的是，鬆本自己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汪粉”。在他筆下，蔣介石是一個冷酷的專製獨裁者，而汪精衛則是熱情的理想主義者。1935年6月，中日《何梅協定》簽署後不久，在高宗武的破例安排下，鬆本初次拜會汪精衛，簡直受寵若驚。直到近四十年後，他在回憶錄中追述當時的感覺，仍難抑激動，乃至連大牌政治記者為搶獨家而不顧一切的職業本能都暫告退隱了：
我常聽說，汪先生是能夠麵對成千上萬的聽眾呼喚吼叫的中國第一流雄辯家，今日得聞其聲，不由得感到他是個動如脫兔，靜如處子的高超演員。更為難得的是，他不是叫我“鬆本先生”，而是稱呼我的全名。我交往的中國友人著實不少，但是稱我全名的，今天還是第一次。所以，這聲音一直在我的胸中回蕩。……或許也是因為初次見麵的緣故，他說話特別客氣，但是他始終直視著我的臉，目光炯炯：“鬆本重治先生”，就這樣到結束叫了我數十次，汪先生的這樣稱呼，使我在心中深深感到，這是超越一般禮儀的誠意和對我的友情。
 
坐在汪精衛對麵開始談話後，單獨見麵作獨家采訪的記者本能，竟逐漸不知蹤影。“汪先生，這次我來拜訪您，不隻是為了采訪，我想不做記錄，隻是聽您講話，想了解您，理解您的想法。如果可以的話，請您隨便地、並且坦率地談一談。至於我要發的電報，之後我會與高君商量之後再適當決定。”聽了我的這些話，汪先生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我其實並沒有什麽秘密呀。不過，您能這樣做的話，我也可以說得更自在一些了。”
 
鬆本從汪的身上，感到一種“麵對日中外交充滿荊棘的道路，勇往直前的悲壯感，於是不由得深深地受到了感動”。起身告辭時，“汪先生對我說：‘我希望先生也要多加保重。’‘汪先生也務必保重。’說完，兩隻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鬆本到底是有信用的記者。回到下榻的酒店，即起草了發往東京的電文，“刪除了可能會對汪先生有影響的部分。接著，我立即打電話與高君商洽，得到他的同意之後，就發了電報（南京6月20日發“聯合”電）”。初見汪先生的印象是如此完美、如此強烈，“沒想到三年後，自己會協助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以至於鬆本竟有種在夢中的錯覺。
 
可以說，這種對汪“人格”力量的景仰，在“低調俱樂部”成員與日本所謂“和平派”人士之間是一個共通項。當然，具體到人，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因人而異，未必能達到“最大公約數”的濃度，但至少對鬆本和高宗武來說，濃度不可謂低。直到事件已塵埃落定近四十年後，鬆本還在書中試圖為汪正名：“如今被稱為漢奸、被貶為賣國賊的汪精衛，如果打分的話，也許在零分以下，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一百年後，一定會重新評價汪精衛。”鬆本與高宗武之間非同尋常的“同誌”（Comrade）情，及二人對汪發自內心的崇拜，“在汪精衛走向投敵叛國的道路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曆史學者、《上海時代》中文版序說作者餘子道語）。
 
南京“入城式”結束，回滬後不久（1938年1月17日），鬆本便應“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之邀，見了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此乃鬆本正式切入“和運”之始。至此，其“上海時代”也到了最濃密、最難忘的尾聲階段——也是作者最引以自豪的一段“崢嶸歲月”，此前的種種曆練、經營，包括人脈網絡的構築，仿佛都在那段濃縮的時日中結晶、升華了。
 
董道寧也是鬆本的老相識，從小在橫濱長大，說一口超流利的東京標準語，在國民政府外交部負責日本事務，頂頭上司是亞洲司長高宗武。董此番來滬，正是受高宗武的派遣，一來是見川越茂大使，“請大使協助，要求日本在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工作上緩和條件”，二來是與鬆本、西義顯策劃秘訪東京的日程安排。董在東京順利搭上了日本參謀本部影佐禎昭—多田駿這條謀和秘密管道，影佐還托他帶信給何應欽和張群（二人均係影佐在“陸士”的前輩）。3月10日，董從神戶出發回國，在大連受到“滿鐵”總裁鬆岡洋右的鼓勵，然後回到了上海。以此為開端，“和運”開始提速。
 
蔣介石、日本大使川越茂（中）和高宗武（右）。
 
3月中旬，高宗武來滬，與鬆本秘密商議推動“和運”的方略，鬆本提出“應考慮國民政府改組，或者設立第三政府”，得到高的首肯。高透露周佛海等“正在暗暗地摸索和平的途徑”。3月16日，鬆本會同西義顯的副手伊藤芳男與高、董四人會談，在確立談判路線圖的同時，圈定了雙方參與“和平工作”的名單，並按照加入的先後順序，為每個人取了代號：太郎—西義顯，次郎—董道寧，三郎—伊藤芳男，四郎—高宗武，五郎—鬆本重治，六郎—影佐禎昭。中方兩位成員，均為外交部擔當日本事務的實力派，雖然是上下級關係，但應該直接對汪精衛負責。而日方四位，則分別代表不同的政治勢力：西和伊藤，以“滿鐵”實力派人物鬆岡洋右為背景；影佐及稍後加入的今井武夫，是參謀本部次長多田駿和新任內閣陸相板垣征四郎的代理人；鬆本雖被看成是首相近衛文麿及其密友、“同盟”社長岩永裕吉線上的人，但其實更具超派閥色彩，其本人與影佐有親戚關係，與隨後入圍的參議院議員犬養健的私交亦篤，而且是筆杆子出身，日本數一數二的國際派記者，人脈深廣，從哪方麵說都堪稱核心。在會上，正是鬆本提議，活動進程除了要向鬆岡洋右報告外，“還應該和首相近衛先生談”。
 
他還動議當月底在香港再談一次，得到大家一致讚同。6月27日上午，十點半，在香港淺水灣飯店，六人再次舉行會談。從上午11點到下午6點，談了大約七小時。鬆本在書中欷歔道：“這是戰爭期間，所謂敵對國人士的聚會，同時也是同誌間的聚會，令人感慨。”
 
除六人會談外，作者在香港與高宗武至少有四次深度磋商。鬆本提出先讓蔣“暫時”下野，由汪“掌舵”國民政府的方案。日方則予以響應，發表在一定期限內從中國撤兵的聲明，以此作為雙方停戰議和的第一步。二人甚至敲定了撤兵所需的時間（“因為是大軍撤退，需要一年半或者兩年”）。他還堅決支持高立刻赴東京，以期與各方大佬具體調整。見高有些動搖的樣子（“我也不想成為漢奸啊”），作者苦口婆心地勸誘道：
宗武，你有你的想法，我尊重你。但是伊藤君已經等在船上，西君與影佐先生等人做了各種準備。我和日本方麵保證，絕對不會使你們成為漢奸。如果有這樣的事，我們、你們都可以中途叫停。你與蔣先生之間的問題，佛（即周佛海）不是說由他負責嗎？你到東京去，決不是背叛蔣先生和中國呀。你到東京去，是為了中國永久和平與幸福，你應該向日本的朋友們滔滔雄辯，堂堂正正地闡述汪先生以及他那和平派的主張。而且，對日本應該要求的東西還是得要求的。你到東京去絕對不會失敗，我可以絕對保證。你應該去做隻有你才能勝任的事情……
 
《高宗武回憶錄》，高宗武著，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最後，在輪船就要從黃埔港起航的一個半小時前，鬆本親自駕駛同盟社的乘用車，掩護高宗武通過了外白渡橋頭日軍哨兵的盤查，直送他登上了“日本皇後”號客輪，走上了通敵謀和的不歸路。鬆本作為朋友也夠仗義，送走了高的次日，便乘飛機趕赴東京與高匯合（“我不能比四郎晚到”），並引薦同盟社首腦、近衛的智囊岩永裕吉和前首相犬養毅之子、國會議員犬養健與之會談。作者本人還拜會了包括近衛首相在內的一幹大佬，縱橫捭闔，尋求對“和運”的理解和支持。
 
同年8月，鬆本應高宗武之約再赴香港。但後者因吐血而住院，在與周佛海協商之後，推薦了梅思平作自己的“備胎”，與鬆本繼續會談。鬆本與梅思平連續談了五次，使“和運”更加具體化、清晰化。9月8日，鬆本從香港回滬，正待把香港會談的“成果”向東京方麵匯報時，卻不幸病倒，連日高燒不退，心髒也出現問題，後被確診為傷寒，緊急住進了虹口福民醫院。臥病之際，會談的筆記本就墊在枕頭下麵，還隨時準備做功課，奈何力有未逮。幸虧“西君和伊藤君從東京來看望我。我把備忘筆記本轉交給他們，在病床上向他們報告了同梅君（即梅思平——筆者注）與高君的談話要點”。報告完畢，鬆本“如釋重負”，旋即陷入了長達兩星期的昏睡，兩度病況危篤。多虧了從東京傳染病研究所派往上海的醫療專家應對搶救及時，有驚無險。直到12月初才跨出醫院大門，回漢密爾頓大廈的公寓繼續療養。
 
12月20日，得到“同盟”總社發出的人事調令。於是，當月29日，在“萬分遺憾”的心境下，乘船“離開了令人留戀的上海”。不過，令鬆本真正感到“遺憾”的，還不是關鍵時刻生病掉鏈子。在離滬前夕，鬆本已獲知汪精衛脫離重慶的消息（12月18日）。隨後，顯然是為了呼應汪的行動，日本發表了近衛首相的《第三次對華聲明》（12月23日）。“但其中隻提到‘為防共在特殊地點需日本軍隊駐屯’，而沒有發現在這些區域以外，日軍從整個中國‘撤兵’的表述”。鬆本“感到愕然，仿佛看到了籠罩在和平運動前方的陰影”：
雖然感到萬分遺憾，但這時我什麽也做不了了，我自己的身體還必須療養數月，隻能灰心放棄。
 
不過至此，他也總算看清了過去一年來，自己和高宗武等“同誌”飛蛾撲火般全身心投入的“和運”的本質。
 
鬆本的“上海時代”結束了，可上海時代的故事卻仍在進行時。回到“同盟”東京本社後，鬆本雖然與“和運”漸行漸遠，但與當初在“崢嶸歲月”共甘共苦的“同誌”們的交情卻未翻篇，與有些人的友誼甚至持續終生，特別是高宗武。“高陶事件”後，高宗武隱居美國，徹底淡出了政治。而鬆本戰後則長年擔任日本美國學會會長，每每赴美出差，必在華盛頓約會高宗武。高宗武常對友人介紹，“Mr.
Matsumoto（即鬆本）是我的救命恩人”。此誠非虛言或客套，而是確有其事。
 
 
1941年1月22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高宗武、陶希聖致該報的信及其攜出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暨附件的文本，釀成“高陶事件”，舉世震驚。
“高陶事件”兩位始作俑者晚年於華盛頓合影（左為高宗武）。
 
鬆本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近衛時代》中，曾講述過他在東京救四郎於危難之中的故事。高宗武與鬆本一樣，原本就對軍部抱有強烈的不信任感，二人所參與的一係列談判，也一直把“撤兵”作為必要的前提條件來加以推進、解決，為此而得罪了一些陸軍中的死硬分子。加上高宗武年輕莽撞，性格耿介，有恃才傲物的一麵，在汪從河內潛回上海、建立傀儡政權及“還都”南京等方針上大膽建言，不惜忤逆汪意，與周佛海等實力派的矛盾也日益公開化，乃至隨同汪精衛訪日時，竟被單獨安排住在遠離代表團的酒店，且暗中受到監視。
 
『近衛時代ーージャーナリストの回想」（上・下）、鬆本重治著、中央公論社、昭和６２年１月初版。
 
鬆本重治的兩種著作：《昭和史的證言》（每日新聞社，昭和61年6月版）和《我們生涯中的中國》（みすず書房，1983年11月版）。
 
彼時，鬆本正因盲腸炎手術而再度住院。前“和運”同誌、三郎伊藤芳男前來探視時，有意無意的一句嘀咕被鬆本聽到：“陸軍中的熱血漢對四郎很是搓火，看來高宗武懸了。”鬆本遂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托三郎帶話給四郎：“就說我想他了，讓他來醫院看我。”高果然馬上就來探視，鬆本見了他就說：“情況似乎有些不妙。你最好明天就悄沒聲地離開日本。”高聽了，笑而不答，但顯然已經察覺到了什麽，隻用目光示意鬆本：“明白。”翌日，高宗武即從羽田機場回國。
 
兩三天後，周佛海又來探視鬆本。鬆本故意問周：“宗武怎麽樣了？”周說：“那家夥好生奇怪。唉……失去一個同誌雖然不無遺憾，不過也是沒法子。”鬆本聽了，更堅信自己的第六感，同時仍掛念著高的安危。直到“高陶事件”後，得知四郎已從香港赴美，才鬆了一口氣。不過，此事雖說關乎鬆本重治的上海時代，但對《上海時代》來說，則是題外話了。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史海沉鉤：一個日本記者親曆的汪精衛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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