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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國正在批量淘汰中國淘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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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墨西哥城蘭迪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林耀昌聽說了一個讓他極為驚訝的報價——30萬美元。

這是一份”協​​助中企辦理IMMEX資格”的仲介報價。 IMMEX是墨西哥製造業出口企業的核心執照,持牌者可低稅負進口原料、加工後再出口。過去,它是大量中國企業「借道墨西哥、轉口進美」的製度入場券。

這份報價在2026年初還只要2萬美元,4月漲到10萬,5月翻到30萬。 「一個月翻三倍。」林耀昌見證了全過程。墨西哥營商環境複雜,沒人能判斷這是騙局還是真能辦事,但價格飆到這個程度本身已經說明問題:這張牌照,不好拿了。

牌照不好拿的另一面,是越來越多的企業根本不再來拿。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報告顯示,2025年中企對墨投資額為5.883億美元,年減80%。進入2026年,萎縮仍未止住。

很難想像,僅僅兩、三年前,這裡還是中國製造最嚮往的飛地之一。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後,地理上緊鄰美國、又能藉《美墨加協定》享受零關稅的墨西哥,承接了一輪密集的產能轉移——新能源汽車、家居家電、紡織服裝魚貫而入,中國一度是墨西哥外資增長最快的來源國之一。

轉折發生在2025年。川普重新上台後,把矛頭直接對准在墨西哥札堆的中國工廠,關稅大棒一次次落向墨西哥與中企。政策陰影下,借道墨西哥的邏輯迅速鬆脫。

這並不是中國製造第一次撞上同一堵牆。過去幾年,那些湧向墨西哥的企業,也曾湧向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每一次遷徙,都是為了繞開壁壘、續上一條通往大市場的出口通道;而每一次,壁壘最終都會沿著新的路線重新築起。

如今,這條靠地理騰挪套利的路正走到盡頭。

但路被堵,不等於市場消失。記者近期接觸了多位在墨西哥一線的中國企業主、律師與創業者,他們的經歷指向同一個判斷:當貿易規則被反覆改寫,靠”換個地方”來套利的跳板正在失效,真正決定去留的,是能不能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紮下根來,把生意踏實做下去。

這其中,有人已經對準了新的目標。

01 脆弱的跳板

在墨西哥城待了六年後,盧超發現,當地的工作不好找了。

作為自由工作者,盧超主要服務於出海至墨西哥的中企,提供日常翻譯及部分管理支援。但過去兩年裡,墨城的工作機會變少了,報價也一路下滑,「大概降了20%-30%」。

盧超觀察到,以中企在當地放出的基礎翻譯崗為例,2024年年初,月薪最低都能開到6萬比索(約2.3萬人民幣),如今,不少崗位已降低至4-5萬比索(約1.5-1.9萬人民幣)。但職位的應徵標準反而在提高,“你不能只是單純的傳話,還得有經驗、懂行業。”

人才市場的寒意,是中企出海墨西哥趨勢轉變的縮影。

中企對墨西哥的興趣始於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在那之後,不願意放棄美國市場的中國企業利用「中國產零件輸入—墨西哥組裝—零關稅出美」這個鏈條開始在新大陸搭建了新的組裝線。這股熱潮在2022-2023年達到高峰。頭部企業密集落子:立訊精密在墨西哥佈局消費電子組裝產能;敏實集團擴建墨西哥汽車零件工廠;海信、TCL在蒙特雷、墨西哥城等地多年深耕家電產能;比亞迪則在2024年高調宣布選址建廠計畫。

為了滿足不斷上升的涉外法律需求,2023年下半年,林耀昌被蘭迪律師事務所外派至墨西哥城。他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為配合時差常常熬夜,“來諮詢的企業很多,大概是怕錯過機會,不管業務有沒有落地,都要找你問一問。”

川普揮起關稅大棒後,這種彌散在出海圈裡的「FOMO」情緒(錯失恐懼症)極速降溫。林耀昌估算了近一年裡加上的潛在客戶,“一共幾百個吧”,已經明顯減少。消失的大多數,原本都將美國視為出海的目標市場。

這國正批量淘汰中國淘金者

墨西哥城街景圖來源:受訪者林耀昌

早在競選期間,川普就開始釋放「中國企業不能藉墨西哥繞道進入美國」的訊號。他曾在2024年10月的某次演講中強調,要重新談判《美墨加協定》(USMCA),並“徵收任何必要的關稅——100%、200%、1000%,以保證(中國)建造的這些工廠不會向美國出售任何汽車。”

《美墨加協定》規定,符合原產地規則的產品可享有零關稅待遇進入美國市場。這項政策是墨西哥吸引中企投資的核心原因之一。隨著川普不斷釋放收緊貿易規則的訊號,並考慮到《美墨加協定》將在今年進行重審,市場對於未來政策走向的愈加擔憂。 「照目前情勢看,修改後的協定只會更加嚴格,中企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林耀昌表示。

「發現政策有變後,不少企業直接放棄了在墨西哥落地。」林耀昌估計,他接觸過的前期諮詢客戶中,約七成沒有選擇繼續推進。

已經落地墨西哥的企業相對穩定,開始深耕經營,但退出案例也增加。在林耀昌接觸過的、已落墨西哥的企業中,因關稅等政策影響而撤出市場的比例約有三成。

影響的關鍵原因是,在美國施壓、本地工業發展考量等多重因素下,墨西哥收緊了對中國企業的態度。 2025年12月,墨西哥國會通過了一項新關稅法案,要對來自非自由貿易協定(FTA)國家(包含中國)的超1400種產品徵收最高可達50%的關稅。

對於依賴「中國產零件輸入—墨西哥組裝—再出口美國」的企業來說,新關稅政策會讓其原材料進入墨西哥的成本被整體抬高,依靠關稅套利建立的商業模式失效。

同時,墨西哥也在同步收緊IMMEX法案的審查。該法案允許獲得資格的企業以較低稅負進口原材料,在墨西哥加工後再出口,是大量製造業企業實現低成本跨境生產的製度基礎。

但在過去兩年內,墨西哥相關部門加強了對IMMEX企業的真實性核查,要求其提供更完整的供應鏈與生產證明,且名額明顯收縮。 “有很多企業申請了一到兩年還沒有結果”,林耀昌表示,圍繞IMMEX審批的灰色交易卻開始活躍了起來。

當產業秩序開始混亂、販子漫天要價時,意味著這個市場失去了最基本的規則預期。從墨西哥繞道進入美國的「跳板」模式,已經接近失效。

02 看不見的高昂成本

服務於出海企業的遠梯諮詢營運總監Lora觀察到,一些原本依賴轉口貿易的企業,正重估墨西哥市場本身的價值。

她提到,一家長期透過墨西哥向美國汽車製造商供貨的中型汽配企業,審查加強後就立刻調整策略,在墨西哥投資設廠。 「原本是為了保住美國的客戶,但隨著中資汽車廠出海拉美,他們發現本地的客戶前景也很不錯,重心逐漸偏向墨西哥。」Lora表示。

「其實一直以來,我的客戶裡更多都是在做本地業務。」林耀昌表示。墨西哥擁有超過1.3億人口,是拉丁美洲第二大經濟體,當地工業水平和消費市場“像二三十年前的中國”,仍有許多發展空間。

但機會的另一面是問題。真正紮進本地環境後,混亂的營商環境、繁瑣的合規流程、低效的行政批准——每一項,都足以讓外來投資者頭痛。

劉淼看中了墨西哥穩定成長的兩輪車市場,於2022年底在墨西哥州首府托盧卡建廠,經營自有摩托車品牌,並代理了部分國產摩托車的銷售。十年前,他曾在國內經營摩托車配件廠,專為墨西哥企業供貨,對當地市場並不陌生。但真正落地後,他發現,“問題就沒有停過。”

在墨西哥,工廠選址是一門學問。以托盧卡為例,安保嚴密、交通更便利的工業園區,每平方公尺的租金為8美金/月。出園區後,村鎮中也有工廠,租金僅3-4美金/平方/月。劉淼聽聞,有朋友為了節省租金選擇後者,結果一週內被六個不同的當地人上門索取保護費。

「他們會說:這是我的地盤,你在這裡辦廠,就是我罩著的。但大家也無法驗證。雖然每次只是索要兩三百美金,但次數多了還是很『噁心』。」劉淼直言。

他最後選擇在工業園區建廠,用更高的成本換安心。但內部問題層出不窮——工廠的零件時常失竊,樣品車停在廠房外,後視鏡也會被撬走。本地員工對偷竊習以為常,“他們竟然都看得下去”,劉淼不解。部分中層貪污嚴重,“但凡有點權力,就想著法子去撈錢,比如把自己的家人弄進來,和熟悉的物流公司合作、拿回扣之類。”

「如果讓墨西哥的中國老闆們坐在一起,大家能吐槽三天三夜。」劉淼無奈表示。

Lora則發現,中企落地墨西哥的成本,都在無法公開的帳面上。她最常做的服務是公司註冊、簽證辦理,需要時常在墨西哥政府部門間跑動。每次接到客戶需求後,Lora都會先跟對方坦言,需要準備「打點費」。

這並非空穴來風。透明國際發布的《2025年全球貪腐感知指數》顯示,墨西哥得分僅27分,在經合組織(OECD)38個成員國中墊底。

在Lora的經驗裡,她接觸的當地部門裡,有六成都需要在某一環節「打點」。具體的案例是,在任何需要交材料、審批的環節,工作人員都有可能在材料都沒看完的情況下,直接說“不行”,或者用“需要內部審核”的理由,拖延結案的時長。 Lora親歷了這個場景,她正準備理論,對方就拉開抽屜,指了指裡邊的公章,開口,「5萬比索」(約2萬元人民幣)。意思是,“現金拿過來,我馬上就給你批。”

在國內,安全的生產環境、順暢的政務通道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到墨西哥後,這些都成了隱形成本,逐步侵蝕中企在當地的利潤。

03 最貴的成本,往往來自僥倖

另一方面,許多企業所遇到的“問題”,並非墨西哥的營商環境導致。

在墨西哥簽合同,除了約定條款內容,合約開頭通常還需要專門說明雙方的“背景情況”,包括企業的經營範圍、註冊信息,以及公司依據哪份公證文件成立,以證明公司的存在及其業務是真實的。在規範的流程裡,企業還需提供稅務評價作為佐證。

然而,許多企業直到開展業務才發現,稅務合規是其正常經營的基礎門檻。如果企業未按要求完成月報稅,稅務評價就會顯示為「消極」狀態,進而影響在墨的合約簽署、政府審批甚至銀行開戶。

林耀昌觀察到,不少出海企業更關注市場開拓和銷售成長,對合規建設不夠上心,也因此付出代價。 “很多人的想法是先把貨賣出去,遇到問題了再解決”,這一心態直接拉高了其合規成本。

勞工問題則更為嚴峻。多位業內人士表示,許多落地墨西哥的中國企業,在從國內外派勞務時,並不會先為其辦理工簽,而是讓勞工以旅遊簽入境工作,俗稱「打黑工」。等其工作穩定後,再推進工簽手續。

這項做法背後的核心是成本考量。 Lora解釋稱,首先,企業需要具備聘用外籍員工的資質,這一門檻本身就已經將大量中小出海企業排除在外;其次,即便通過與其他公司合作等手段獲取了聘用批文,還得面臨工簽面試的繁瑣程序。因國內墨西哥領事館面試預約週期過長,部分員工還需前往美國境內面試。

如此一來,企業為一名中國員工辦理工簽的綜合成本顯著上升,「僅是簽證,就需要5-6萬元人民幣」。 Lora表示,迫使企業做出選擇的問題是,“如果投入這麼高的成本,而員工乾幾個月就跑了,怎麼辦?”

最終,企業選擇把成本轉嫁給候選人,勸誘以「旅遊簽入境工作」的方式推進用工。初到海外的員工往往低估違規用工的法律後果,且早期出海墨西哥的政策環境相對寬鬆,“他們覺得大多數人都沒出事。”

這國正批量淘汰中國淘金者

墨西哥城展會,參展方多為中企圖源:受訪者Lora

然而,隨著中企落地墨西哥的階段推進,墨西哥政府也開始發現政策上的漏洞。尤其是中企最早聚集的墨西哥北部工業區,出現了許多勞動局直接上門查簽證的案例。

一旦被查實,員工會面臨遣返,甚至數年內無法再次入境的懲罰。對企業而言,除了生產與專案進度會被迫中斷外,還可能被納入重點監管名單,面臨後續更高頻率的抽查,直接推高長期合規成本。

“這是有錢也無法解決的問題”,Lora表示。在出海過程中,中企低估了當地制度複雜性,那些多出來的成本,本質上是為管理疏忽和僥倖心理買單,是為錯誤決策付出的代價。

04 遊戲規則更改後,重新發現拉美

那些只把墨西哥當跳板的投機者被淘汰了,留下來的企業,則被迫開啟了真正的跨國經營之路。

「墨西哥不再是一塊可有可無的市場了。」林耀昌表示。即便「北美後門」的通路已經逐漸被堵上,但若想在全球化競爭中獲得優勢,墨西哥仍是出海企業通往拉丁美洲市場的橋頭堡。

中國企業正在重新發現拉美數億人口的真實價值。根據商務部數據,過去二十多年,中國與拉丁美洲貿易往來成長了40多倍,總貿易額連續兩年突破5,000億美元

美洲的消費熱情一向被眾人稱道,早期進入墨西哥市場的貿易商小濤對此印象深刻。剛到墨西哥時,他曾拿著展覽上剩下的美發展品挨家挨戶推銷。 「先去剪頭髮,和老闆套個近乎,產品當場就能賣出去不少。」憑藉中國供應鏈帶來的價格優勢,小濤很快找到當地代理,鋪開銷售網絡,賺到了第一桶金,“感覺錢追著我在跑。”

類似的機會並不只存在於墨西哥。在智利、秘魯、哥倫比亞、巴拿馬等國家,消費升級與工業品供給不足同時存在,為中國企業留下了廣大空間。以智利小鎮Los Andes為例,不足北京三里屯商圈大小的鎮中心裡,就聚集四家中國超市。這個不起眼的場景,折射出整個拉丁美洲市場長期依賴進口的現實,以及背後龐大的市場需求。

對於已經紮根當地的企業而言,墨西哥正成為進入整個拉丁美洲市場的起點。今年初,墨西哥對中國摩托車整車進口加徵25%關稅後,劉淼代理的國產摩托車業務受到影響。他沒有選擇收縮,而是決定再開闢新的業務線,進一步深耕本地市場。

「你只能去適應這個市場。」劉淼說。如今,其摩托車業務已以墨西哥為中心,擴張到了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巴拿馬、哥倫比亞等多個拉丁美洲國家。

如果說過去幾年吸引中國企業的是進入美國市場的可能性,那麼今天留下來的企業,看中的更多是拉丁美洲市場本身。

林耀昌發現,早期出海到墨西哥的企業多數抱著試探的心態,「可能只是做簡單的轉口貿易,租個小廠房就開始做」。而現在,他所接到的客戶,大多已經在當地投入重資產,且綁定了長期客戶,其需求從前期公司註冊等基礎問題,轉向了勞工、稅務等更為長期的系統化工程。

「儘管諮詢量整體減少了,但客戶的品質在提升。」林耀昌表示。

盧超有同樣的觀察──新一批來到墨西哥的華人老闆,比早期的企業主更尊重當地文化。明顯的差異是,他們對墨西哥的辦事效率有預期,會更加耐心,「不再要求所有事情都得立刻有個結果」。新老闆對待員工的態度也更加平等,“不僅不會為工資討價還價,甚至可以接受加班費。”

中企經營與管理問題的集中暴露,也是出海生態升級過程中的篩選。政策收緊、成本上升、合規門檻提高,淘汰的不只是企業本身,更是那些依賴資訊差、監管差和製度套利的舊模式。

盧超已經決定在下半年離開墨西哥,回到中國。但他並非要退出出海潮,而是計畫中墨兩邊跑,以服務商的身份助力中國企業出海,重新連結中墨兩地。他的身分轉變,也是中企出海墨西哥從「尋找機會」走向「長期經營」的縮影。

墨西哥的機會還在,只是躺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接下來,沒有捷徑可走的中國商人,比拼的是陌生土壤裡紮根的耐心和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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