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進入一個高風險的實驗期，城市和國家成了露天實驗室，研究如何在新冠病毒肆虐下最安全有效地重新開放。
由於不能無限期地等待科學來回答每個謎題——哪些情況會導致感染激增，哪些情況不會——各國政府所推動的政策建立在對這種病毒不斷增長但並不完善的認識基礎上。
對於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衛生與社會和經濟需求，幾乎沒有共識達成，各個社會正在權衡利弊中摸索，就算可以更深入了解特定政策可能造成的生命和生計損失，這種權衡也將是很痛苦的。
“我們正處在一個全球反複試驗的時期，努力在一個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找到最佳解決方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衛生安全中心(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主任湯姆·英格斯伯裏(Tom
Inglesbury)說。
第一波重新開業潮主要在亞洲和歐洲，這是一個可能會不斷持續下去實驗和調整過程的預演。
諸如丹麥的學校讓學生保持距離，或者香港餐館內的體溫檢查，每項政策都是基於科學知識和成本效益計算，也是在試驗什麽措施有效、什麽東西有價值、人們會接受什麽。
雖然在生活中獲得的經驗會將一些未知轉化為已知，但在預計將持續一到兩年的危機期間，許多問題可能仍然沒有答案。
其中包括那個最困難但也最緊迫的問題：挽救生命的代價，究竟幾何？
各國別無選擇，隻能在猜測中做出那個令人痛苦的道德考量。要讓多少人冒著生命危險，才能使1000人免於失業？才能防止一代孩子的學業落後？才能挽回一種常態的感覺?
雖然英格爾斯伯裏博士強調，“有很多基於公共衛生和常識的原則”可以用來指導我們，但他也說，“這方麵沒有路線圖”。
在未知中航行
在一定程度上，許多國家的政策是由對病毒認識的不同所決定的。
例如：將活動轉向戶外是否能大幅限製傳播？
立陶宛相信這是可行的，因此封閉了首都的街道，以便餐館和酒吧提供僅限戶外的服務。
其他地方則以更溫和的方式檢驗這個假設。曼穀重新開放了公園，但禁止大多數涉及多人的活動。悉尼重新開放了海灘供人們遊泳和衝浪，但不允許日光浴或社交活動。
另一個謎是：兒童是否容易並且廣泛傳播新冠病毒？
因為有跡象表明兒童可能相對安全，一些國家正在冒險重新開放學校；同時也實施限製措施，以防出現安全隱患。
丹麥讓年齡較小的兒童返校，因為暫時認為他們的風險較小，但同時也對班級規模實行限製。
與此同時，德國讓年齡較大的兒童返校，理由是，他們雖然可能會造成更高的傳播風險，但更能遵守有關口罩和保持距離的規定。
還有另一組未知數：它們與人們的行為有關。
韓國政府把賭注押在公民會自願遵守一係列日常交往的指導方針上，比如在葬禮上鞠躬而不是擁抱。
在其他地區，政府對人們就不是那麽信任了，它使用罰款和數字監控來強製隔離被認為與感染者有過接觸的人。
加州將允許一些企業提供路邊提貨服務，希望有足夠多的勞動力和消費者接受這種方式，在足夠安全的情況下阻止經濟直線下降，而又不會導致感染的增加。
與此同時，佐治亞州取消了對企業的限製，結果卻發現消費者基本上不願回來。
高風險的試錯
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醫學倫理與衛生政策係主任伊齊基爾·J·伊曼紐爾(Ezekiel
J. Emanuel)說，任何重新開放的措施都旨在“平衡至少三件不同的事情”。
它們是：保持低感染率，防止衛生服務不堪重負；保持較低的病亡率，這需要遏製較高風險的感染；控製經濟和社會負擔。
但是，即使能預測到某個既定政策將改善其中一項指標或惡化另一項指標，對新冠病毒的認識不足仍意味著，我們無法確定改善或惡化的程度有多大。
“找到合適的平衡點顯然是最主要的問題，”伊曼紐爾博士說。“這真的很難。”
例如，將工廠部分重新開放的德國官員幾乎無法預知這樣做會使多少人患病，或能因此保住多少人的工作。
在許多情況下，要確定一項政策的益處是否值得所付出的代價，唯一方法就是嚐試實踐並觀察會發生什麽。
因此，重新開放的每個步驟也是一係列將整個社會作為小白鼠的實驗——或者你也可以說，這是探險家大膽地踏入未知之地。無論是哪種，不會有多少人指望這個過程會是整齊有序的。
英格斯伯裏說：“由於所有這些都是我們第一次嚐試，我認為我們不可能一開始就麵麵俱到。”
可以肯定的是，盡管在適度地持續緩慢開放，德國的感染人數還是回升了。
另一方麵，印度在取消一些限製後感染急劇增長——這增加了恢複封鎖的可能性，就像中國一些城市已經做的那樣。
即使失敗的實驗也可能會提供來之不易的教訓，從理論上講，每次重新開放都要比上一次更安全。
“在某種特定模式的社交間距限製放鬆下，病例是否重新出現了？”英格斯伯裏問道。“我們是否發現了公共交通中發生的病例？香港對餐館所做的措施是否起效？”
但是有一個問題：城市和國家趨向於同時作出幾個改變，這導致難以將教訓的歸因分離開。一項政策在某些情況下似乎會失敗，而在另一些情況下會成功，從而減慢了世界的學習能力。
痛苦的權衡
即使世界可以將某項特定政策如何影響病毒和社會福利確定無疑地量化，也沒有辦法平衡兩者。
這迫使世界各國領導人麵對多年來一直困擾倫理學家的一個問題：社會願意為拯救生命作出多少犧牲？
換句話說，如果已知長期失業與預期壽命的降低相關，為了挽救一條生命，可以有多少人失業？如果讓社區保持當地工廠的運轉，可以允許多少人死亡？
醫學倫理學家伊曼紐爾說：“這裏的一個新事物是人們的長遠未來之間的權衡。”
他說，沒有簡單的公式或答案，“必須做出一些權衡。我不知道還能怎麽辦。”
對於特朗普總統而言，重新開放的好處甚至超過了最極端的風險，他比任何領導人都相信這一點。他還是唯一幾個在全國許多地區病例持續上升的情況下推動重新開放的領導人之一。專家警告說，由此帶來的經濟損失可能多於緩解。
其他行動準則需要在人類生活與公民自由、社會不平等甚至文化價值之間權衡。
韓國正在著手重新啟動其職業棒球聯賽，這既是商業，也是百萬人的娛樂之源。香港允許部分開放圖書館。
而且，美國人已經在爭論強製實行保持社交距離——通過監督、罰款或直接的強迫——所犧牲的個人自由在何種程度上會令人無法接受。
重塑社會
起初是經濟或公共衛生的問題，便很快成了難以回答的哲學和價值觀問題。
學校應該以多大的步幅進行重新開放？新的疫情也許會威脅到老人或存在基礎病的成年人。但是一年的失學給孩子造成的阻礙將是影響一生的。
重新開放像百老匯這樣的文化場所的價值，是僅從經濟角度衡量，還是以為觀眾帶來的歡樂以及對文化的貢獻來衡量？它的價值是否值得冒生命危險？
個人主義的韓國已經作出了對自由和隱私的讓步，這種讓步在疫情結束後可能會延續下去。這些抉擇，可能會疊加到已經根據所獲得的價值觀進行了重組的社會上去。
抉擇的後果日漸累積，抗疫的代價會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清晰。
“這將是一種非常困難的權衡，”英格斯伯裏說。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全球走向重新開放，生活在“試錯”中艱難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