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托華人捐給居民社區的口罩被裝在信封裏投遞到公寓信箱中
兩個月前，華人眾多的意大利普拉托市被有人猜測會成為新冠疫情重災區。這座位於意大利中北部的小城約有20萬人口，僅官方數據顯示就有近3萬華人，至2016年底有華人企業4291家，華人已壟斷了當地的服裝製造業。
然而，兩個月後的今天，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例513例，當地的華人社區則從始至終保持著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納大區有感染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華人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遠赴普拉托謀求發展，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產業鏈與社會生態。聊到此次疫情中普拉托華人社區的零感染，受訪者普遍表示要歸功於華人群體的自律、自助與自我組織，這已成為了他們心中的驕傲。
3月1日，普拉托中國街上行人稀少，店鋪紛紛關閉
一起上課真的安全嗎？
自三年前到意大利以來，26歲的陸可欣一直過著雙城生活工作日在佛羅倫薩的大學念書，雙休日則住到普拉托的姨媽家，兩地相距22公裏。
一月正值寒假後的考試月，陸可欣長居普拉托，偶爾到佛羅倫薩參加考試。到月底，得知有一對來自中國的夫婦在意大利被確診新冠肺炎，陸可欣緊張又糾結：2月下旬學校就要開學，暫未聽到因疫情停課的消息，這又是她研究生的最後一學年，她舍不得曠課。
她和其他中國同學在微信群裏商量，很多人已決定不去上課，隻有幾個研究生仍拿捏不定。有幾個同學是武漢人，還有人的家人是武漢的醫務人員，他們就一直叮囑我進出家門要噴消毒水，然後要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千萬要戴。
2月25日，陸可欣硬著頭皮返回佛羅倫薩上課。原本每天坐公共汽車去學校，為規避封閉空間的感染風險，陸可欣選擇步行，宿舍和學校分布在河東河西，她單程要花費近一個小時。
臨行前她從姨媽家拿了兩三個口罩，卻又不大好意思戴，因為路上沒人戴，很尷尬。等走到市火車站附近，眼見著周圍的人群密集起來，終於忍不住戴上口罩。她聽見身後有意大利語說：認真的嗎？戴口罩？
後來她想出一個法子，在口罩外麵圍上圍巾，叫別人看不出來她是否戴口罩，但很難受，根本喘不過氣。
上課沒兩天，校內有一位學生被確診患新冠肺炎，學校發通知說和病例一起上過課的學生都要被隔離，卻仍舊沒提停課的事。
陸可欣更強烈地想立刻回到普拉托的家裏，但又擔心自己成為流動的感染者：我們學校出了一例，我就感覺自己像早期的武漢人，萬一我身上帶病毒，回去害了家裏人。她決定結束雙城生活，暫且留在佛羅倫薩。
為長留做準備，陸可欣回普拉托取電腦、口罩之類的生活必需品。往常去返兩地都是坐火車，那會兒火車也不敢坐了，怕人多，就坐大巴車。大巴車上很空，隻有五六個人，陸可欣戴著口罩和帽子，一個人坐在最後排。到了普拉托，家門也沒敢進，和家人約在公交站台下，直接取了東西就走人。
3月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國停課，陸可欣開始在佛羅倫薩居家隔離。
陸可欣過去在普拉托華人華僑聯誼會中文學校兼職做英語老師，去上班要經過華人聚集的兩條中國街。
從前街上飯店的生意總是很好，店堂裏擺許多張圓桌，客滿到需要拚桌。1月底，武漢疫情爆發，陸可欣再經過這些店麵，看見裏麵的每一張桌子至多坐一個人。沒多久，熬不住生意冷清和華人圈內對病毒的恐懼心理，華人的餐飲店紛紛歇業。
緊隨而來的是華人的大規模囤貨，中國街的米價都被連帶著哄抬了上去，價格翻了一兩倍。普通的米被搶購一空，大家就開始囤香米。口罩等醫療物資也被近乎一掃而空。
中國夫婦在意大利被確診新冠病情後，陸可欣兼職的中文學校停了兩天課，後續在2月中旬又開了一周，給每個老師都發了一瓶酒精，讓灑在教室裏，又給每位學生都發放口罩。
但出勤的學生比之前少了一半還多，校內原本有三個英語班，可當時的學生加起來隻能湊出一個班。很多家長來反映，說現在國內疫情那麽嚴重，學校有很多孩子春節期間回過國，聚在一起上課真的安全嗎？
有從中國返回意大利的小朋友在課堂上咳嗽、流鼻涕，搞得大家都很緊張。中文學校幹脆宣布徹底停課，全部課程轉為網課。
在整個二月，中文學校隻開了一周課，比意大利全境範圍內的停課早了半個月。
停課前，陸可欣在中文學校的食堂吃飯，發現分飯的阿姨個個全副武裝，口罩、帽子、簡單的防護衣一應俱全。陸可欣因此覺得，比起回到佛羅倫薩念書，在普拉托的中文學校呆著反而很安全。
圖為2016年的巡遊活動，原定於今年2月1日、2日的活動因疫情取消
朋友圈裏全在自我隔離
普拉托的中文學校類似於課外興趣班，華人孩子的教育主業仍交給意大利學校。
當地許多意大利中小學校中，華人的孩子能占到一個班級人數的四分之一。人數雖多，到底沒有絕對的話語權，孩子間也不比成年人理智，疫情期間，時不時會發生對於華人學生的誤會甚至歧視。
陸可欣在中文學校認識的一個學生，平時在意大利學校上課，但那所學校怕引起恐慌，不許大家在校內戴口罩，還規定所有人必須在早上8點前進校門，否則就不準再進。
陸可欣說，這是因為有些華人學生為錯開上學的高峰時間，避免過多的人流，故意拖到8點後再進學校，但校方認為這是小題大做。
意大利學校不停課，又不肯加大防護措施，急壞了很多華人家長，華人家庭隻好另辟蹊徑。
有些華人家庭找家庭醫生開病假單，讓孩子稱病不再上學。還有的家長情願孩子留級也不讓其再去學校。陸可欣的表妹所在的學校不允許連續五天曠課，表妹就壓定了每周隻去一次。
此前，表妹很盼望的舞龍舞獅巡遊大會被取消了，那是普拉托華人圈內的春節固定節目，她原本樂津津地打算穿著漢服去參加巡遊。
當地華人保有相當傳統的節慶習俗，華人佛教總會在每年春節後都會組織舞龍舞獅、祈福、禮佛等活動，通常有幾百人參與。巡遊隊伍途徑中國街，旨在把福氣、財氣帶入華人的店鋪。
1月26日，武漢封城第三天，普拉托佛教總會宣布取消今年的巡遊，並打算向中國國內捐獻本用於舉辦活動的經費。
華工劉珊珊在一月底聽說武漢疫情後，再也不出遠門，每天隻兩點一線往返於工廠和住家，出行則全靠走，路上堅持戴口罩。很多華人公司開始要求入內人員必須佩戴口罩。
3月10日，意大利全麵封國，但部分產業仍在運營。劉珊珊和同事們一商議，認為意大利的疫情雖然集中在北方，但開工始終不安全，便集體向華人老板要求停工。老板應允下來，因此廠裏比意大利官方宣布停工要早上兩個禮拜。
另一方麵，早在1月30日，意大利總理孔特就宣布關閉所有往返中國的航班以應對疫情。1月31日，意大利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但政府未強製先前從中國境內出發抵意的人員進行14天的隔離，許多華人華僑坐不到直飛航班，就轉經德國、荷蘭等國飛抵意大利。
也是從那會兒起，華人圈內開始呼籲，凡從中國國內返意的，必須在家自我隔離至少14天。
劉珊珊介紹，普拉托的多數華工有兩種居住模式。一種叫搭鋪，與中國國內的合租很相似；另一種是住在華人老板提供的集體宿舍內，有一定概率與人共享一個臥室。這就使得居家隔離變得困難。
劉珊珊有位朋友正是住在集體宿舍，從中國國內回到普拉托，以為自己無處可去。另一位有獨立住房的朋友聽說此事，舉家搬出去借住他處，把房子讓給無處隔離的朋友。劉珊珊的身邊還有許多這樣的互助事例。
那段時間，華人的朋友圈內全在秀自我隔離的狀態，一是多少知道中國國內疫情的厲害，不願意冒險感染親朋好友，二是想為當地的華人社區樹立良好形象。
曾有許多聲音格外擔心普拉托在疫情中的安危。比如英國《泰晤士報》在3月1日發文稱，普拉托作為意大利擁有最大華人社區的城市之一，很難在疫情中成為一片祥和的綠洲。
而截止發稿，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確診病例513例，當地華人社區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納大區有感染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歐洲青年企業家協會向普拉托醫院捐獻醫用口罩、防護服、核酸檢測劑等醫療用品
我是不想把這疫情擴大
二月底，在普拉托經商的蔣一赫空出自己的酒店，不接外客，整棟樓專供從中國過完春節、返回意大利，卻又無條件居家隔離的華人華僑隔離，且吃住費用全免。
蔣一赫在朋友圈等各種渠道放出消息，有人打來電話，他就開車去機場將其接入酒店。
他的朋友圈裏寫道：不是我錢多，我是不想把這疫情擴大。他所在的為華人開辦的歐洲青年企業家協會亦有許多人主動捐款，共籌到51000元人民幣及10400歐元用於支持隔離點的運營。
隔離點在2月27日開始籌備，陸續收住五個人。3月4日，華商們去市政府開會，有官員得知這個隔離點，要蔣一赫將它關停，原因是酒店不具備完善的醫療衛生條件，達不到集中隔離的標準。
無奈之下，隔離點在會後第二天解散，原住客自費去住其他酒店。
同期，隨著意大利的新冠確診病患數量急劇上升，普拉托當地的醫療資源也相當吃緊。有華人醫生向歐洲青年企業家協會求助，會長黃勤海組織從世界各地買來物資，捐給普拉托當地的醫院、警察局、養老院、居民樓等等，先後捐了兩批共計兩萬隻口罩。
送給居民的口罩被裝在信封裏，塞到每棟樓的信箱中。信封封麵是一對相握的手，手上分別畫有中意兩國國旗。
在普拉托經營一家會計事務所的鄭麗平和李傑也做了相同的事。一月底，聽聞武漢疫情爆發，兩人便開始戴口罩辦公。他們此前在醫院做過翻譯，為不會說意大利語的華人求醫問診，因此結識了很多醫生。
意大利疫情爆發後，有位相識的普拉托兒科護士和李傑聊天，說他們日常所戴的口罩都要消毒再利用，目前戴的口罩已用了三四天。李傑想，若一線醫護的安全都無法保障，疫情隻怕更要蔓延。
當地華人囤物資囤得早，家中基本都有富餘。李傑便和鄭麗平開了一個微信群募捐，短短兩三個小時就募到了四箱物資，涵蓋口罩、手套、消毒液等。
後來群裏逐漸加入了兩百多人，華商、華工都有，還有些人沒入群，直接私聯鄭麗平和李傑來捐獻。
3月10日意大利封國後，規定非工作需求、健康原因或其他必要情況，居民不得前往其他市鎮，出行要攜帶出行申明表格應對檢查，同時避免非必要的進出及移動。
收集物資因此變得有些麻煩，因為捐口罩在那時並非一個必要的出行條件，為此出行有被罰款的風險。
有一天鄭麗平去一戶華人住家領物資，在路上被警察查停，鄭麗平隻好說自己是去上班，也所幸她隨身帶了簽工單和工作合同。那段時間我們會比較偷偷摸摸，要觀察周圍有沒有攔車的或者抽查的。
將物資交給醫護人員同樣周折。醫院的環境不安全，鄭麗平和李傑不大敢去，就讓醫護人員直接到他們家領取。鄭麗平家對麵正好有個超市，她便總約在超市附近，這樣即使碰上警察盤查，也好有一個正當的出行理由：去超市購物。
4月6日，普拉托所在的托斯卡納大區委員會頒布第26條主席條例，明確施行強製戴口罩政策，許多華人歡呼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戴口罩了。
截止目前，鄭麗平和李傑組織向包括醫院、老人院、看守所在內的六個機構捐出了20萬人民幣的物資。歐洲青年企業家協會捐出約140多萬人民幣的物資。
普拉托還有許多華人華僑組織進行了捐獻，其中相當一部分在疫情早期為中國國內做過募捐，後期意大利爆發疫情時，又接受到了國內的回捐。
一月底，普拉托華人華僑聯誼會向武漢捐獻包括醫用口罩、手套、鞋套等醫用物資共162箱。意大利疫情爆發後，聯誼會收到從中國國內發回的30萬支口罩。
普拉托的中國商店櫥窗上貼著自我隔離號召
為了保護我，也為了保護你
聊到普拉托華人社區零感染，受訪者都很驕傲，普遍表示要歸功於華人群體的自律、自助和自我組織。
最早在1980年代，第一批華人就奔赴普拉托尋求掙錢的機會，從為意大利人打工做起，混得好的慢慢能開創了自己的產業。2012年播出的電視劇《溫州一家人》中，殷桃飾演的女主角阿雨作為早期出國的華人，在普拉托掘得人生第一桶金。現今，人口約20萬的普拉托有近3萬華人，其中90%左右是溫州人。
服裝皮具業和餐飲業是普拉托華人謀生的主要行當。據普拉托商會2018年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至2016年底，普拉托有華人企業共計4291家，含415家紡織企業、3630家包裝工廠。
《南方人物周刊》在2014年發表過《普拉托製造：Made in
Italy背後的中國人》，描述普拉托南部遍布華人皮具工廠，市麵上能買到的奢侈品皮包，有許多正出自這批華工、華商之手。華人亦在當地發展出快速時尚產線，生產銷往世界的價格低廉的時裝。
當地華人的鄉土情結很重，新來的華工基本隻給華商打工，休閑娛樂就去中國街。尤其是中老年群體，很少邁出華人圈子。像陸可欣的母親，九十年代末到普拉托打工，一直在華人製衣廠工作，不大會說意大利語，休息日喜歡到中國街的麻將館搓麻將。
年輕一代的華人則更好地融入了意大利社會。普拉托與溫州在2002年結為友好城市。現今有許多普拉托土著學習中文，當地甚至有意大利警察會說溫州話。
然而疫情初期，普拉托的華人與意大利人之間也多少產生了嫌隙。停課前，陸可欣去學校的打印店打印教材，老板拿兩個指頭接過錢，接著用免洗洗手液拚命地洗，還問她為什麽戴口罩。
陸可欣說我是為了保護你、保護我自己。老板說，有什麽好保護的。陸可欣說因為其實我也很害怕，老板打斷她：有什麽好害怕的？
出國隻有三年，陸可欣的意大利語沒有很流利，再想解釋也難，隻好作罷。她覺得委屈：這位老板原本是很友善的人，不知道為何在疫情期間變得有些敏感急躁。
那會兒中國人要戴口罩需要克服心理障礙，陸可欣形容為心裏發毛。哪怕正常走在路上，戴口罩也很不自在，常常被異樣的目光打量。數位采訪對象也提到，隻有在中國街上才敢肆無忌憚地戴口罩。
意大利的疫情惡化後，陸可欣想和要好的意大利朋友聊聊，又覺得很迷茫，猶豫著不敢行動，怕他說出來的話會讓我失望。
等那朋友主動來關心她，她才頓悟，好像是她自己對他沒有基本的信任。你在猶豫的當下其實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了，如果你是百分百放心他的話，你完全可以直接找他溝通。但是我總覺得雖然我們關係還可以，卻沒有真正走入過對方的內心。如果是和中國朋友聊天，哪怕大家觀念不一樣，也可以聊。陸可欣有些傷感。
再後來，見多了社交網絡上意大利人的抗疫記錄，有調侃如被大風刮跑的帳篷醫院的，有動人如陽台鼓掌、陽台音樂會的，陸可欣慢慢開始理解普通意大利人與中國人並無太大的不同，他們不一定有惡意任何地方都會有先意識到危險的人和反應慢的人，也有一開始輕視、後麵逐漸重視的人。
普拉托的意大利人也開始感謝華人社區為抗疫作出的努力。
黃勤海往意大利鄰居們的信箱裏送口罩，第二天早上在家門上發現一張貼紙，寫著謝謝你們。他認識的好幾個朋友都收到了類似的感謝信，意大利人有他們的感恩方式。
路透社4月1日報道，托斯卡納大區衛生官員倫佐貝爾蒂認為是華人群體將普拉托的感染率降至全國平均水平以下。
普拉托市長馬泰奧畢弗尼4月1日也在直播中稱，普拉托疫情的平穩得益於當地華人及時而嚴格的防疫措施，也正因此，市民的防疫意識得到全麵提高。
據意大利政府4月2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意大利現有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數首次下降。意大利政府計劃在5月4日逐步恢複社會生產經營活動。
4月10日，普拉托市長馬泰奧畢弗尼成立專家組評估市內經濟情況。結論顯示，由於出行禁令，以紡織服裝業為主的普拉托地區受到了非常嚴重的經濟打擊，除企業訂單受損外，供應商的評級也有下跌，綜上，極有可能導致客戶的流失。他隨後給意大利總理寫信，稱禁令下的普拉托每月損失6.15億歐元，企盼早日開放產業。
對普通人來說，抗疫期間最大的難題也是經濟問題。
王靖雯家在普拉托辦了近20年的布料廠，她介紹說，3月至6月本該是服裝業的旺季，訂單最多，占全年盈利的70%，然而今年上半年的生產與銷售都基本泡湯。
意大利人的法定每日工作時長是8小時，超過8小時就要給加班費，但普拉托的服裝業有不成文規定，華工大多數每日工作12小時。工資計件結算，做多賺多，做少賺少。工人們與家人分別，遠渡重洋辛苦勞作一年，大半的工資就靠這上半年的做工。
華工劉珊珊聽上去倒很樂觀，她說有老板包吃住的傳統，工人們雖然賺不到錢，總算也沒有大的花銷。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零感染的意大利華人社區：3萬中國人海外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