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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時:台灣副總統何許人也?流行病學家和病毒專家

台灣台北——電話是在晚上打來的,此時台灣副總統陳建仁通常穿著睡衣待在家裏。科學家向他尋求關於抗病毒藥物研發的建議。正在調查一艘軍艦上冠狀病毒暴發的衛生官員請求他的指導。

與許多世界首腦一樣,陳建仁正在努力控製冠狀病毒,並預測大流行的進程。他在追蹤感染情況,推動疫苗和檢測試劑盒的生產,並提醒公眾要勤洗手。

但與大部分官員不同的是,陳建仁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在為這一刻做準備:他是一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培養的流行病學家和病毒專家。

這段經曆也將陳建仁從幕後推到了台灣應對這一危機的最前沿。他欣然接受了罕見的雙重角色,利用自己的政治權威批評中國最初試圖隱瞞病毒的做法,即便作為科學家的他,一直在埋頭分析病毒的傳播趨勢。

在科學變得越來越政治化的當下,當中美兩國的官員總用未經證實的理論就病毒起源問題攻擊彼此時,陳建仁橫跨了這兩個世界。

在世界各地,公共衛生專家與政治領導人經常就病毒傳播和封鎖的成本與效益展開爭論。陳建仁說自己作為副總統的決策,隻會以事實為基礎。

“證據比玩政治更重要,”他最近在台灣首都台北市接受采訪時表示。

如今任期已至最後幾周的陳建仁,作為副總統的首要功績或許將是台灣的防疫成功。

現年68歲的陳建仁有一頭卷曲灰發,微笑時會露出牙齒,在台灣被親切地稱為“大仁哥”,許多人相信是他幫助這個島國避免了冠狀病毒的大規模感染和死亡,盡管這種病毒已經淹沒了許多國家。

早在2003年的SARS危機期間擔任高級衛生官員時,他就推動了一係列改革,為下一次疫情暴發做好準備,包括建立隔離病房和病毒研究實驗室。

台灣的早期準備工作使它在病毒來襲時可以無所畏懼,而它的應對措施也贏得了廣泛讚譽。目前台灣報告了約400例確診和6例死亡,遠遠少於許多國家。

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政治學副教授莊嘉穎說,陳建仁的“政治影響力和技術專長”在台灣發揮了作用,他說在台灣社會,人們對科學有很強的信任,對醫學專家尊重有加。

現在,陳建仁希望台灣能在幫助世界從疫情中恢複和重啟經濟增長的方麵發揮領導作用。他正在監督疫苗和冠狀病毒快速檢測試劑盒等工具的研發。

“當其他國家麵臨巨大的危險,台灣不能袖手旁觀,”他說。

陳建仁保持著科研工作者的書生氣,大部分時候不習慣被關注。他在政治生涯中遠離了政治鬥爭,甚至拒絕加入由蔡英文總統領導的執政黨民進黨。

“他本來是一個學者,其實不太會介意權力遊戲,”台灣行政院副院長陳其邁說,1990年代,陳其邁作為一名公共衛生專業的學生,選修了陳建仁主講的流行病學課程,兩人至今仍是好友。“因為他的中立,反而受到大家歡迎。”

總統已經把陳建仁當作一個主要的遊說聲音,讓台灣在全球舞台上獲得更大認可,包括爭取進入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陳建仁現正處於關於病毒如何在全球傳播的爭論的中心。

他說台灣在去年12月底就試圖警告世衛組織關於該病毒人傳人的可能性,但被忽視了。世衛組織否認這一指控,稱台灣隻是要求該衛生機構提供信息,並未發出任何警告。

陳建仁抓住了機會,譴責中國阻止台灣加入世衛組織的活動,並呼籲世界各國研究疫情防控的“台灣模式”。

陳建仁的聲望導致他總成為中國大陸評論人士批評的對象,他們指責台灣政府利用大流行尋求獨立,而中國政府一直認為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

“其披著專業外衣,背離科學嚴謹,公然胡說造謠,”中國官方新聞機構新華社在最近一篇時評中表示,“性質尤為惡劣。”

對於這些批評,陳建仁一笑置之。

“中國必須把更多精力放在Covid-19的控製,而不是政治上,”他說。

陳建仁從小生活在一種政治氛圍裏。他是台灣南部一位有權勢的縣長之子,他說自己很快就學會了妥協的藝術。

“從父親那裏,我明白了政治並不意味著人們必須互鬥到死,”他在2016年接受台灣官方媒體中央通訊社的采訪時回憶道。“一旦人們在這樣的對峙中陷入困境,就會不斷互相指責。”

在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裏,他都可以避開政治,專注於他的“初戀”——自然科學。1982年,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拿到了流行病學和人類遺傳學博士學位,並成為乙型肝炎和砷暴露相關疾病的權威。

在SARS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台灣有671人感染,84人死亡,陳建仁被任命為衛生署署長。

在當局封鎖了一家尚有1000多人的被感染醫院後,政府麵臨著信任危機。這一舉動引發了恐慌,醫院裏的一些人相信他們或他們的親人感染了病毒,因此試圖自殺。

“我們看到有人跳窗,”陳建仁回憶道,“形勢確實十分混亂。”

在控製住SARS後,陳建仁領導台灣為下一次疫情做準備。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建立災害管理中心,增加防護裝備的生產,修訂傳染病法等等。

陳建仁回歸了學術生活,直到2015年,當時的總統候選人蔡英文選擇他為自己的競選夥伴。

作為副總統,陳建仁還麵臨著其他挑戰。他著手進行養老金改革,引發了公務員對削減開支的抗議。作為天主教徒,他以副總統的身份三次訪問梵蒂岡,這激怒了北京,令其敦促梵蒂岡斷絕與台灣的外交關係。

雖然受到其他基督徒的批評,但他支持去年在台灣合法化的同性婚姻。

大部分時候,他都保持著低調。但在去年12月底,位於台北西北方約600英裏的中國武漢發現神秘肺炎的第一批報道出現後,他擔心疫情可能蔓延,並立即采取了行動。

陳建仁迅速命令當局對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進行篩查,並隔離出現感染症狀的人。到1月21日,台灣出現了第一例感染,政府很快開始配發口罩。

在一艘軍艦暴發疫情後,他敦促官員對700多名船員進行檢測,希望為一項針對無症狀患者的研究收集數據。

5月20日那一天,陳建仁將卸任副總統一職。他打算回到學術界,並表示冠狀病毒將是他研究的重點。

每天早上7點左右,陳建仁都會去教堂,但彌撒已經因為病毒而取消。

“我祈禱能有勇氣去改變我們能改變的東西,”他指的是生產質量更好的試劑盒、藥物和疫苗的努力。“對於不能改變的東西,我們隻有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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