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川朋友王藝穆是懷俄明州立大學鋼琴專業的研究生，3月份停課後所有的琴房也都關閉了，打亂了她的申博計劃。雖然特別希望能回國，但沒有航班的現實使她不得不暫時留下。最讓她發愁的是，學校的許多人防護意識不高，一個月前，除了亞洲學生幾乎沒有人戴口罩。
當被問到這場疫情如何影響她對中國和美國的看法，她說：“對於要麽政策不到位，要麽民眾不配合的，缺少防護意識、輕視病毒傳播強度和影響力的國家，我希望它們的狀況早日好轉，也希望它們能學到一些什麽……比如為什麽中國這個‘落後’的國家現在已經有能力控製疫情，而許多發達國家卻出現大暴發？”
恐怕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都是這樣去看這個問題的。我覺得這樣看雖然有一定原因，但可能忽略了重點。病例數和病亡率不應被當作一種權衡不同政府和社會、使它們互相對立的競賽。當中國和西方都陷入困境，兩者此時應放下互相指責和自吹自擂，彼此幫助，共渡難關。
我在俄亥俄州的歐柏林學院就讀大四。今年春節後，美國決定對中國實行旅行禁令，我趕在海關關閉的兩個小時前入境美國。但我沒有預料到，新冠病毒將在接下來的一兩個月在美國大肆傳播，感染情況看起來遠遠超過了中國，成為目前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同時，國內的情況趨於穩定。在去留的問題上，一些在美的中國留學生陷入了兩難。
除此之外，隨著疫情在全世界蔓延，許多中國同學對中國和美國的看法也在改變。“前期中文互聯網對中國防疫方麵的缺陷表達的憤怒和不滿還是很多的，但是隨著其他國家嚴重起來，大家一下子都發現原來我們還不算差，這些國家竟然還比我們做得差遠了，”在歐柏林念大一的李同學說道。
“不過，這也更加反應了疫情是全世界的問題，說明大家的防疫係統都有問題，”她接著指出。“區別隻在於誰問題更大、誰補救更及時而已。”我想，實情就是如此。盡管美國等西方國家正麵臨著曾經中國也經曆過的嚴峻挑戰，然而把問題的表述簡單地從“中國的”變為“美國”的或者“西方的”，是不準確的。怎麽減少中美對立，共同抗疫？我們必須這樣想問題，才能有出路。
歐柏林與全美大多數高校一樣，在州政府關於保持社交距離的政策出台後，迅速停了課，並計劃遠程完成下半學期。目前還有近225名學生被允許留校，其中有144名中國同學，學校繼續為我們提供食宿。這期間我們在線上課，每周從中國超市預訂生鮮蔬菜和零食，並和夥伴們一起做飯，教授們和教員已經減少了課業量，學校也為學生放鬆了評分政策以減壓。
現在正處於期末考試階段，然而一些國際學生並不知道他們接下來要何去何從。盡管校長卡門·安伯(Carmen
Amber)在郵件中表示，學校正在努力讓學生秋季可以返校正常上課，沒有人真正知道下個學期會發生什麽。特別是學校餐廳有一位員工被檢測確診後，加上學校周圍的病例也在增加，很多同學感到不安。
他們的想法，當然可以理解。在歐柏林，還有不少中國同學對於美國疫情的瞬間暴發和醫療資源的匱乏感到恐慌，有將近80名立即離開了學校，大部份回國了。但由於回國的航班幾乎停飛，機票價格不斷上漲，中國政府也無意撤僑，大多數中國學生隻能暫時留校。國際旅行有安全風險，加上美國對中國的旅行禁令可能會使得持F1留學生身份的國際學生秋季難以返校。
雖然近期美國各地加強了保持社交距離等政策的實施力度，不少留學生仍然對美國醫療係統不信任，對美國民眾的低防範意識和反華情緒感到害怕。特朗普、龐皮歐等稱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的做法讓我們感到危險，它似乎激發出了反華行為和暴力事件。特朗普政府是全世界最“把這個病毒政治化”的人，歐柏林大三的任梓樺說，“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把這個病毒說成‘中國病毒’的都是支持特朗普的人。”
在我和同學、朋友以及家人交談的過程中，我發現維護中國政權的聲音要遠遠大於質疑聲。他們的維護態度是基於中國政府如何對外建立自己抗疫領導者的形象，或者對內從上到下政策實施的高效率。雖然有同學提到了特朗普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等關於病毒出處“陰謀論”的荒謬，但在中國，外國人被禁止出入餐廳、商店和公園，甚至廣州的一些黑人被趕出家、被迫露宿街頭這樣不人道的事情並未被提及。
“可能因為體製原因，這個時候凸顯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中國至少掌控性比美國強很多，無論是大麵積的停工停學、政府支持、底下實施，還是群眾意識。”現居新澤西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羅同學說。在她看來，中國付出了巨大代價，警示世界新冠病毒的嚴重性，可是其他國家都在“走老路”。原來，“美國年輕人覺得可以自愈，加上信息相互矛盾，大家都不當回事。就像哥大（3月）停課第二天天氣特別好，結果外麵就聚集了全市的人來野餐。”
中國在全球抗援助方麵的貢獻也得到了中國民眾的認可，包括在留學生眼中。“中國政府和企業也正在給各國很多醫療物資上的支持，”任梓樺說。病毒無國界。現在注意力應該是放在全世界怎麽聯合起來對抗這個病毒。”
其實，留學生在中國和美國都被當作潛在病毒攜帶者。本應當合作抗疫的兩國政府卻互相對立，指責甚至仇視，使得留學生成為在這一場疫情中最為脆弱的群體之一。
外來病例輸入被嚴格管控的背景下，海外留學生同樣被中國國內不友好的聲音所包圍，發出這些聲音的人認為留學生和外國人一樣，會擾亂國內剛剛穩定下來的疫情，帶來新的危機。這讓我不禁感到心寒。無論是在中國常年生活和工作的外國人，還是出國在外多年的留學生，都不應當被當作“罪魁禍首”而被歧視和懲罰。疾病是疾病，不應被當作攻擊某一群體的“武器”，無論是不是為了宣泄也許早就存在的不滿和仇恨。
然而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的宣傳並不總是成功的。
在李文亮事件後，人們對於政府的憤慨如海嘯般席卷網絡世界。李文亮去世的那一天，我學習生物的朋友在餐桌上憤怒地對我說，她感到如魯迅所說，學醫救不了中國。我和家人在微信上也爆發了激烈的爭論，隻因為我的一個親戚認為看到意大利政府封城米蘭後民眾的亂象，她感到可以原諒中國政府的行為。她認為我在國外無法親眼所見中國政府在處理疫情上的高效率，比如方艙醫院的迅速建成等，並認為意大利和美國疫情暴發後的混亂證明了民主體係的失敗。我們更是對於“北美留學生日報”這樣一個支持中國政府宣傳的自媒體能否被當作可靠的新聞消息來源爭吵不休。這讓我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我接受西方教育後與70年代出生成長在中國本土環境下的親人們的割裂。
作為一名在美學習政治專業的學生，人文情懷、自由主義與民主對我的熏陶可以說是我大學的主旋律。因而當我看到中國人一邊呐喊自己在這場疫情中被歧視和暴力所傷害，一邊把傷害和仇恨的矛頭對準其他種族；當我看到愛國情懷在《人民日報》報道國外病例數和病亡率“反超了！”的過程中病變成一場對其他國家人民苦痛的無視和幸災樂禍；當我發現政府對於“麵子”的在乎建立在一輪輪的政治宣傳，並驅逐許多駐華記者（雖然官方稱是“對等措施”），我都無法控製地感到失望和無力。但這一切也許也是因為我一開始就對中國有著不切實際的期待。
談及“社會主義製度的優越性”的羅同學也認為，中國政府同樣在宣揚國家間的對立。中國媒體的報道讓她感到好多中國人沾沾自喜，似乎是覺得疫情在中國快過去了，反而對國外有一種嘲諷的態度。
“我覺得沒必要，（疫情）是大家共同麵對的嚴肅的事情，不管在哪都是讓人非常難過的事情，沒有必要在國家之間比較，而忽略了疾病本身的可怕，”羅同學說道。在疾病麵前，大家應該是一起共同想辦法抗疫。雖然每個政府有不同行為，導致不同結果，群眾沒必要嘲笑或者怨恨其他無辜的人。”
中國政府應當承擔起一個大國的責任，正如它所宣傳的那樣。那意味著和美國政府以及世界其他國家的政府合作對抗疫情，而不是老跟美國白宮一樣，互相指責，進行充滿敵意的攻擊。
除了外交關係，中國和美國在經濟上的緊密連接影響著每一個人。這次疫情對於兩國關係的影響可能會繼續導致部分“脫鉤”。過多的愛國主義和保護主義也會使得兩國的社會經濟各有損失。
麵對疫情，在華外國留學生的選擇
談到這是否會改變自身長期發展規劃，幾位同學則認為自身長期發展在中國還是美國和疫情關係未必那麽大，而和中國國內就業市場和以後工作規劃更相關。任梓樺認為要看具體產業。“比如想做中美文化交流，那肯定會受到影響。”
她還覺得，可能連任的特朗普會加重仇外傾向，這會對在美國生活造成一定心理壓力，所以在哪裏工作的話也要看下一任政府的政策。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中國留學生：防疫非要搞成中美對立的競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