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當年想做所有人的爸爸 跟如今的大大有點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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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人民必須感恩在1932年之後成為官媒宣傳的主調，也形成了一種大眾文化。在這之前，由於經濟的匱乏，蘇聯政權強調的是自我犧牲，還保留了一些蘇聯人的個人主觀動因；1932年後，隨著自我犧牲轉變為必須感恩，蘇聯人落入了一種外加的精神強製之中，主觀動因便也隨之消失。布魯克斯稱這種精神強製為禮物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 of
gift），經濟指的是一種交換關係。禮物代表一種以施恩交換報答的象征性交換關係。施恩的是斯大林和黨國，報恩的開始是享受特殊待遇的蘇聯社會精英布魯克斯稱他們為高等公民（super
citizens），後來則包括了所有的蘇聯人。盡管他們什麽待遇都沒有，但他們必須將自己的生活，以及由蘇聯社會所分配提供的一切物質和服務都歸功於斯大林和國家。（Jeffrey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 Soviet Public Culture from
Revolution to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p81）

蘇聯的高等公民們那些享有職位、頭銜、特殊待遇的精英人士，還有勞動模範、生產標兵都是蘇聯社會的傑出貢獻者，他們挑戰時間、科學和人的耐力，但是他們的貢獻沒有一樣足以充分回報他們所受到的恩惠。爭取進入這樣的人群，接受特別的恩賜，是每個人積極表現的動力。黨告訴蘇聯人，不管一個人的能力或貢獻多麽不凡，他都報不盡斯大林和黨國的恩情。每個人都不過是渺小的個體，這樣的想法消弭了每一個人作為創造者和能動個體的價值。布魯克斯指出，人民報恩的觀念在列寧時代就已經形成了，列寧把他的先進政黨打造成了社會的恩人，而斯大林及其政府則將之加以誇大，宣傳黨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創造者。與創世主的上帝一樣，黨對蘇聯社會有創世之恩，這種恩情可不一般，它是一種造物主的聖恩。

斯大林

 

在理解黨的聖恩之時，有必要了解黨恩的另外兩層的意思，一個是禮物的一般收禮和還禮關係，這是一種可以還得清的恩情回報。另一個是有家庭暗示的受恩與回報關係，它已經有了一種還不清的債務含義。在這兩層禮物關係之後或之上才有了進一層的創造與被創造的聖恩關係，聖恩是永遠還不清，絕對還不清的，是一種比天高，比海深的恩情。這三層道德禮物關係都對受恩者形成了不同的強製性操控力，迫使他服從和屈服於施恩者的意誌和意圖。

 

布魯克斯用法國社會學家莫斯(M.
Mauss)的禮物理論來說明蘇聯人與國家政權和領袖的屈從關係。這種交換模式的三個階段(或因素)是送禮、收禮和回禮。禮物交換僅僅在表麵上是自願和無償的。禮物必然帶有具約束性的義務。禮物關係的潛規則是,受贈禮物者必須回禮。這種交換的義務關係與現代社會中經由貨幣進行的商品交換的強製性交換關係有相似之處。

 

但是，禮物交換的實質畢竟與實利性的商品交換不同。禮物交換和商品交換體現的是性質不同的強製性，前者是一種類似於塗爾幹(E.
Durkheim)所說的外在於個人的社會聯係的強製性，
而後者則是出於個人功利利益考量的強製性。塗爾幹指出，決定人的行為方式的是人與他人的聯係(association)，與他人的聯係是一切其它動因之源。這裏的他人不隻包括我能選擇的,也包括我不能選擇的，我一出生，就不能不與某一群體有所聯係。塗爾幹所說的那種社會製約和義務對送禮者和還禮者都有效。(Emil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al Method. New York: Free Press, 1964,
p104)
蘇聯高等公民們對國家和領袖給予他們的榮譽、地位、特殊待遇懷有感恩戴德之情，並表現出無比感激。布魯特斯指出，隻有在斯大林及其同夥控製著公共資源分配的社會裏才會有這種公開感激政治人物個人賜予的事情，這是極權社會的利出一孔效應。

 

在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時期，勞動模範主要是受到榮譽的獎勵，很少有物質的好處，但是，後來那些被稱為斯達漢諾夫
(Stakhanovite)突擊手的模範人物就都是名利雙收的了。這個稱號後來又被擴大到集體農莊或甚至軍隊中的模範人物。斯達漢諾夫是一位前蘇聯被載入史冊的采煤工人，是一位蘇聯的雷鋒式英雄，後來的勞動模範就以他的名字來命名。1935年8月31日，他在一班工作時間內采煤一百零二噸，超過普通采煤定額十三倍，他獲得的獎項包括列寧勳章、紅旗勳章、社會主義勞動英雄勳章，他於1977年病死在精神病院。1935年9月他在《勞動報》接受采訪時說，他的勞動記錄是為了響應我們斯大林的號召，2個月後，他又公開對斯大林表示感謝，我們的幸福生活，我們美麗祖國的快樂和榮耀，都應該歸功於他，偉大的斯大林。

像斯達漢諾夫這樣的蘇聯高等公民誇張地表現高度忠誠和熱愛，是對領袖恩賜的一種虔敬回禮。這種回禮具有莫斯所說的強製性，收禮者不能不對禮物作出感謝的表示。但是，僅僅看到回禮階段的強製性(義務)並不充分。

 

事實上，莫斯明確提到,送禮和回禮都是義務性的。在布爾什維克的禮物關係中，贈與者有義務與被贈與者也就是領袖與人民保持一種融洽的、親密無間的關係。在官方話語中,這叫不脫離群眾、與群眾打成一片。關心群眾至少在理論上是領袖的一項義務。不過，這樣的官方話語對普通人很難具有像對高等公民那樣的說服力，普通人也許會說，我們又沒有得到特別的賞賜，為什麽要感謝呢？所以需要借用另一種更通俗的，更與傳統文化接軌的禮物話語，那就是家庭。
 

2.

家庭是社會中最能體現人際禮物關係的地方,也是兒童開始學習這種關係的地方。家庭因此成為我們認知其它人際禮物關係的一個核心觀念。在傳統的家庭中，盡管一個人進入家庭並不是自願選擇的結果，但他的存在本身就被視為一種賜予的結果。肌膚毛發受之父母，一個人獲得生命的感激規定了他回報父母的義務,即所謂的孝。

 

父母與子女的血親關係形成了家庭的自然黏合。這在傳統家庭和家族觀中最為突出，也就是人們平時所說的血濃於水。
與傳統家庭觀念的自然黏合不同。現代家庭觀念中有限地添加了自願因素。現代家庭的組成是兩個原本陌生的人自願地選擇結成一種特殊的黏合關係。這種自願更具禮物的性質。除非兩個陌生人各自把自我當作禮物贈與對方，以感激和回報來相互接受，他們不能形成夫妻家庭這種特殊的黏合關係。法國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認為，外族人的相互通婚，對一切包含相互回贈義務的關係都是一個原型，正是就禮物與家庭的原型關係而說的。（Claude
Levi-Strauss, Les structures elementaires de la parente. Paris:
Mouton, 1967, p.551）

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

 

布魯克斯在研究中發現，斯大林在蘇聯的國家父親形象是黨媒通過圖片、稱謂、暗示等手段精心打造的，顯得十分自然，因此有效。例如，1930年代末，報紙經常刊登斯大林和婦女、兒童在一起的照片，在這些照片裏沒有男人，斯大林就是那個男人，工會的報紙甚至把他稱為俄國的聖誕老人。1936年12月30日，報紙刊登了斯大林看著孩子圍著新年樹跳舞，一麵微笑，一麵拍手。1937年新年那天，《真理報》刊登一則消息：斯大林派醫生救治了一位婦女。婦女和兒童襯托的是斯大林的父親角色，這個形象很容易就擴大為國家之父。
俄語中的祖國一向是母親國(motherland)
或家國(homeland)，1931年，斯大林成為國家之父後，祖國就叫了父親國（fatherland）。

 

Fatherland
是斯大林修辭的創新，取義於革命前的過去：過去我們沒有Fatherland，如今我們推翻了資本主義，奪取了政權，人民有了權力，我們有了Fatherland。斯大林就是這個祖國的父親。微妙的暗示還有，許多人在報紙上對斯大林用親昵的稱呼（ty），就像他們屬於以斯大林為父親的家庭一樣。這個昵稱通常是在家庭內部使用的，使用者是親密的朋友或孩子。
斯大林是人民和他們國家的父親，一旦這個形象角色神聖化了，他所賜予人民和國家的禮物也就成了神的禮物，因而獲得了一種宗教特性。神聖化的禮物在基督教傳統中來自上帝，是一種原初禮物，一種至高的恩寵或者恩惠。恩寵之所以至高至大，是因為它普及眾生，大慈大悲，完全不求回報，所以也無以回報。

 

一切其它形式的禮物，包括親朋之間、陌生人之間或者個人與群體之間的禮物，都因為從原初禮物獲得意義，這才涉及不求回報的愛和贈與。
在基督教傳統中，神聖禮物還與犧牲和得救聯係在一起。出於這種聯係，無以回報的禮物變成一種從束縛下得到的解放，放棄世俗的自我,贖罪，因此成為一種解救。因此，最高的博愛是模仿上帝的愛，以犧牲自己來拯救他人。

 

神聖禮物為神治世界提供了合法性，這種宰製要求把現世與來世區隔開來，不斷地貶抑現世(contemptus
mundi)，導致一種滅人欲的製度，用世俗的禁欲苦行,來表現(自己)那種博愛的禮物。（ Jonathan Parry, The
Gift, the Indian Gift, and the Indian Gift. Man (N.S.) 21 (1986):
453-73, p.468）
在蘇聯的世俗語言裏，為某某事業或使命貢獻一切的口號包含著與基督教相似的禮物邏輯。革命和社會主義被神秘化和神聖化為某種超然至上的目的。這樣的使命一方麵被神聖化，另一方麵又被庸俗化，變成殘酷迫害異己的工具。神聖化和庸俗化看上去相互矛盾，其實互為表裏。以宗教名義進行的迫害殘忍酷烈，它的極端殘忍和酷烈必須從神那裏獲得正當性，才能在人間獲得合法性。而且，暴力一旦以神的名義進行，就必須進行到極致，否則不足以表現神的威嚴和人必須對神奉獻的極度虔誠。
 

3.

布魯克斯指出，斯大林政權是以敵我劃分和敵我殊死鬥爭來奠定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1930年代的大規模政治迫害和作秀公審（莫斯科審判）便是由革命之神（斯大林是它的化身）來進行的。二戰中的法西斯同樣也是蘇聯革命的敵人，斯大林成功地打敗了所有國內和國外敵人，這使得斯大林崇拜在戰後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不僅是蘇聯人崇拜的神，也是全世界共產國際共同崇拜的神，斯大林的70大壽成為蘇聯國家和國際共產主義的盛大節日。斯大林生日的第二天，12月22日，蘇聯詩人亞曆山大特裏福諾維奇（Aleksandr
T.
Tvardovsky）熱情澎湃地寫道，感謝你，偉大的斯大林，把我們從黑暗的深淵帶進來光明和幸福。斯大林就像是上帝，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

亞曆山大特裏福諾維奇

 

這種光明和黑暗不過是文人墨客的詩意阿諛，並不是普通人感恩的真實感受。正如戴維斯在《斯大林俄國的民情》一書裏指出的那樣，確實有一些蘇聯人是感激斯大林的，感恩確實是斯大林崇拜的一個因素，但他們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勞動模範、各種待遇的享受者、地位和榮譽的獲得者、得到提拔或升遷者，甚至包括一些對物質生活和新生活滿意的人士。但是，即使在物質、待遇、地位方麵的滿足也不等於沒有在其他方麵的不滿或抵觸。
官媒宣傳感恩，要說服的主要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而是那些並沒有得益，因此不覺得有什麽值得感恩的普通人。

 

官媒宣傳的目的是在那個沒有感恩之情的人群中製造感恩之情。然而，宣傳的結果經常並不是讓他們真的有了感恩之情，而是使他們意識到必須裝出有感惡之情，這正是布魯克斯在《感謝斯大林》一書裏所著重討論的那種感恩：一種做樣子的感恩。這種感恩已經失去了原有的真實情感價值，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政治表演，演示專製政權所強求的那種對斯大林本人的忠誠和服從。

 

布魯克斯從政治表演和扮相公共文化的心理機製和社會功能來解釋民眾對斯大林個人崇拜，與三種常見的解釋有所不同。第一種是從俄國宗教的聖人崇拜來解釋斯大林崇拜，強調俄國聖愚傳統的民族心理因素。第二種是從沙皇崇拜的傳統來解釋斯大林個人崇拜的俄國集體心理因素。崇拜對象由上帝變成沙皇。沙皇是慈愛而威嚴的父親，是俄羅斯人民的保護著。第三種解釋在聖愚和沙皇崇拜之外添加了現代魅力領袖的成分，認為個人崇拜是一種現代的，而非傳統的崇拜，是一種現代統治藝術，或藝術化的政治，富有表演性和儀式性。它運用於打造和展示領袖魅力的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手段是古代聖賢和君王所不可能具備的。這三種解釋看似不同，但有一個共同的先行假設，那就是，民眾的崇拜是真誠的，是他們確實在內心感受到的敬仰和崇敬。

布魯克斯讓我們看到的是，在斯大林的國家裏，這種真誠的崇拜恰恰是不能確定的，甚至可以確定是假的。所有蘇聯人都不得不做出來的斯大林崇拜與任何一種真誠的崇拜都是不同的。在斯大林的專製極權下，人們即使不願意甚至厭惡這種崇拜，也照樣得假裝出崇拜的樣子。真的東西真實、真相、真情是極權專製所敵視的，因為它們都對專製的虛假、虛偽和謊言構成了威脅。虛假的危害不隻是掩蓋了真實，而且在於，一旦人們習慣了虛假，也就失去了辨別真實與虛假的能力，甚至以為真實和虛假本來就沒有區別，辨別真假隻是庸人自擾。

人們舉著斯大林像遊行

極權製度下的民眾普遍地真真假假、半真半假，這種真假難辨和真假不辨有效地起到相互欺騙，彼此製造虛假服從的作用。極權要的就是這樣的統治效果。你半真半假，或者根本就是假裝的，並不要緊，隻要你表現出崇拜就行，不管你內心怎麽想。隻要你做出崇拜的樣子，那就是正確行為和正確表現，就可能對別人形成有樣學樣的壓力和影響。絕大多數人都這樣，也就自然形成了極權所要的那種萬民擁戴的政治環境氣氛。
在這樣一種政治表演和扮相的大眾文化中，人們會漸漸失去對做戲和扮相的察辨能力，或者變得根本不感興趣。大範圍人群的人戲不分、假戲真做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扮相和做戲會有弄假成真的效果，人會因為假戲真做而久假不歸，或者因為入戲太深而流連忘返。他們會把裝假當作自己的自由選擇，誤以為自己是自由的，並在這種心理暗示和誘導的影響下，不知不覺被他們不自由的選擇定型。更會有人一麵難得糊塗，隨波逐流，一麵拿做戲和扮相來套現，來交換能從權力那裏得到的恩惠和利益，至少可以在危險四伏的環境裏，求得自身保全和安身立命。他們也因此成為專製統治的協助者和配合者，沒有他們的協助和配合，斯大林主義的有效統治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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