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新冠肺炎的報道和輿情中，訓誡前所未有地成了一個熱詞。這樣的場景對我來說並不陌生，把我拉回四年前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任教時的回憶。作為一個公開出櫃、曾在課堂講授性別議題的同性戀教師，我曾遭到校方調查、訓誡、處分、盯防。
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記憶。
故事要從一個女孩說起中山大學學生秋白。2015年8月，因為大量教材上病理化、汙名化同性戀的描述，秋白將教育部告上法庭。立案後，她遭到中大校方的嚴重阻撓輔導員把她的性傾向告知了她的家人，她被家人帶去醫院檢查。
秋白的遭遇引發同誌社群的憤怒，但卻鮮有體製內的教師公開表達對她的支持。我以同誌教師的身份出櫃，在媒體撰文聲援秋白。媒體編輯在刊發前曾詢問我是否需要化名，我想，出櫃就是要以真實的力量打破人們的偏見。
第二天，我的出櫃成了刷爆廣外師生朋友圈的新聞，都是支持的聲音。新京報當時采訪我是否會麵臨學校的壓力，那時的我一派天真，沒料到幾個月後會遭遇體製的碾壓。
除了出櫃之外，為我埋下禍患、並成為日後罪證的，還有四次授課。2015年10、11月，我在《社會語言學》《漢語詞匯學》兩門課上，邀請校外的學者和公益人進行了四次性與性別議題的講座。
不久，學校各個部門像是一個被啟動的龐大機器，開始了對我的調查。學校書記召開全校教學管理會議，惡狠狠地說居然有教師上課談論同性戀！同事用微信給我發來語音消息，還沒聽完就被撤回了。又發來消息：我老公讓我不要多說。其他同事在校園看到我，會露出尷尬的表情。
教務處的工作人員突然來到我的教室旁聽。有學生為我通風報信：有些同學被學院領導找去談話，問你上課有沒有講什麽奇怪的東西。大家說你上課很好。老師，發生了什麽？加油！
我很想知道自己違反了什麽規定，學院領導不耐煩地說：打個比方，人家都說你犯罪了，你還要什麽法律呀！
負責教學和安全保衛的兩位副校長找我談話：同性戀這種大部分人不接受、高度敏感的話題是絕對不能進課堂的，這個態度校方是非常堅決的；本科生接受能力有限，不能把有爭議的東西灌輸給學生。
副校長還認為我破壞了學校聲譽：你是廣外老師，不能在公共場合說這些東西；廣外能有今天的名譽不容易，全校老師要維護廣外榮譽，你上課講同性戀，別人會覺得廣外亂七八糟的；一缸好酒，隻要掉進一顆老鼠屎去，馬上就不是好酒了。
我被要求寫下保證書，承諾不再在課堂上談論同性戀議題，不再與NGO有往來和合作，不再以廣外教師的身份在網絡和媒體發表與性別相關的評論。
之後，學校公開發布了處分文件《關於給予崔樂嚴重教學事故（Ⅱ級）處分的決定》。文件給我安插的罪名包括未經學校批準、授課內容與主要教學大綱無關、造成不良影響。
在這份處分同性戀教師上課講授同性戀內容的文件中，完全沒有提及同性戀三個字一種不承認其壓製的壓製。這一紙刺目的紅頭文件將進入我的人事檔案，成為伴隨我一生的印記，為我往後在中國體製內高校間流動帶來不確定風險。
全校通報後，兩位副校長又找我麵談了一次，恩威並施地說：這件事說有多嚴重就有多嚴重。你是年輕老師，本著愛護你的角度，給你二級教學事故處分，全校發文通報，取消你今年評優的資格，扣除一個月崗位津貼。
在教學方麵，副校長再次強調：教學內容一定要引導積極的人生觀，而且要符合中國的主流；一些西方思想在中國講不合適，中國有中國的特色。
副校長們還以香港占中事件、蘇聯解體的教訓為例說明政治環境的複雜，要求我警惕非政府組織的滲透，提高政治敏感度。非政府組織的滲透是無聲無息的；觀念的東西一旦放開以後守也守不住；中大那個秋白一弄你就支持，你知道秋白什麽背景？你還年輕，很多東西你看不清楚。
我被要求繼續加強自我反省：學校這個處分你怎麽看？你是發自內心認同，還是隻是說你認同？從你寫的書麵材料來看，你的認識還不到位，帶有抵觸情緒。學校這樣做不是對你有限製，是為了你好。這一點希望你有認識的思想高度。
為了準確地還原事實，我又重聽了當時被訓誡時的錄音，寫下上文引述的話。是的，我用手機偷偷錄音，這是當時我能想到的唯一可能的反抗方式。然而，四年多過去了，這些錄音存在我的電腦裏再沒被聽過，我一直不願回到那些刺痛的現場。
盡管校方認為我的教學造成不良影響，在期末的學生匿名教評中，學生評語包括老師授課方式多樣內容很有趣讓我很感興趣的一門課，老師為人很好我們都很喜歡他，上課有自己的風格我的兩門課獲得平均93分的高分。
2016年4月，我被處分半年後，學院才發布了一份名為《關於規範邀請校外專家舉辦講座的通知》的文件，我舉辦講座時學院根本沒有相關審批規定。學院課程的教學大綱也隻有模糊的課程介紹，沒有規定具體的教學內容與比重。老師們設計授課內容靈活性很大，普遍會結合個人研究專長有所側重。
之所以在語言學課程融入性與性別議題，不僅僅是出於我個人的研究專長，也因為這是近年來國際學界的新興熱點。2012年，學術期刊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exuality創刊，由知名學術出版社John Benjamins出版。2013年，由Janet
Holmes編寫的社會語言學經典教材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在第4版中新增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性的語言建構）章節。由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新編社會語言學概論》專設語言與性別一章，對這一領域的學科地位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在教學中，我既希望反映學界前沿進展，也希望借由性別研究學者和性別平權行動者的聲音展現中國性別生態的紛繁樣貌。
處分後，我的教學和研究處於持續的監控中。在教務處發布的表彰優秀教學信息員的文件中，我赫然看到我的學生。我問學生教務處要求匿名收集舉報哪方麵的教學言論，學生告訴我的內容包含同性戀議題。在研究方麵，我在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季刊》發表的論文被學院審查，不能參與學校年度科研成果審核。學院領導後來私下對我說：學校對你看得確實挺嚴的。
遭受不公對待是一種不幸，孤獨而又無助地消化這種不公是另一重不幸。被處分的陰影長期籠罩著我的生活。我似乎又回到了櫃子中，在教學與研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越過雷池一步，清空了微博，回避參與性別公益社群的活動。
記得在被處分一年後，有次接到學院領導的電話，突然又想到曾經接到領導電話被調查的一幕、忐忑不安地等待審判結果的煎熬，一種無力感突如其來。朋友告訴我這應該是PTSD（創傷後壓力綜合征）。我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與PTSD有關聯，但這似乎確實可以命名和確認我長久以來的心理感受。
2017年8月，我提出辭職。支持關心我的同事和領導私下勸我：學校巴不得你趕緊走，還是要慎重；雖然你在廣外晉升會受限，但吃飯沒問題。辭了職恐怕國內高校都進不了。雖然是主動辭職，但人事處似乎生怕我賴著不走，要求我先寫下保證書，承諾必須限期立即辦完所有辭職手續更像是我被掃地出門。
盡管我趁暑假低調辭職，沒有告知任何同事，但有知情的同事和領導為我餞行。席間領導告訴我：當時是國安找到了省教育廳，省教育廳找到了校長。現在都是簽責任狀的，校領導還去省裏做了檢討。
我的處分導致教師群體的寒蟬效應。其他學院一些講授性別相關課程的老師開始加倍小心地自我審查，有位研究西方文學的教授說她已經不敢在課堂上講酷兒理論了。少數幾個同事私下為我鳴不平，給我建議和安慰。甚至有敢言的教授想向學校抗議，但被勸阻下來大家都知道，個體跟行政體製抗衡是自不量力。
類似的言論空間收緊也在廣州其他高校和公益圈同步發生。廣州多所大學的性別公選課被取消，相關教師被約談，推動性別平權的多家NGO紛紛偃旗息鼓。這與我2013年剛來廣州任教時對比鮮明。那時，中山大學《社會文化與多元性別》公選課赫赫有名，每次課程會邀請性別社運人士就某一議題主講，吸引校內外人士旁聽。在以異性戀作為規範的（heteronormative）高校體製內，多元性別教育引導學生批判性地反思主流的性與性別規範，為長期以來被邊緣、被排斥的身份與實踐提供了支持的土壤。
中山大學《社會文化與多元性別》課程，攝影：阿山
在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在想如何才能說出我的故事。說出被訓誡處分的經曆並不容易。
說出不公意味著揭露體製粗暴猙獰的一麵，與校方對立，可能遭受進一步的權力壓製，於職業發展而言近乎自殺。
說出不公還意味著把自己敏感化如果辭職，會有其他高校願意招聘一個如此高調張揚、惹是生非的同性戀教師嗎？如果把自己變成新聞人物，家人會不會因此承受壓力？
說出不公還會被貼上受害者標簽，並因此承受二次傷害。有聽說我經曆的人以此證明同性戀不應該草率出櫃、太張揚、不懂得保護自己，言外之意似乎是我No
zuo no
die。這些評論一方麵把製度性暴力所造成的傷害歸咎於受害者，另一方麵強化和誘導著普遍的自我審查。他們忽視了一個事實：對於行動者來說，從來沒有一條清晰的安全界限。無動於衷、明哲保身永遠是成熟而安穩的，行動（activism）則意味著不斷拓寬權利邊界。
或許正是因為校方篤定我隻能保持沉默，才會如此有恃無恐。然而說出真相是必要的。如果人們隻看到出櫃的無畏和灑脫，卻看不到因此付出的代價，我是在釋放錯誤的信號，誤導人們對環境的判斷。如果體製作惡而當事人保持沉默，我的沉默是在助紂為虐。正如《端傳媒》發刊詞所說，漩渦裏的人，有責任說出漩渦的樣子。
當個體處在無法言說的巨大的不公與困頓之中時，會艱難地尋找一個解釋或出口。這些經曆迫使我麵對一係列問題：從剛入職時小心翼翼地隱藏身份，到後來公開出櫃、被處分，我是怎麽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同誌身份、高校體製、社會環境、政治氣候，這些個人與情境因素如何相互關聯，形塑了我的生活軌跡？有的領導和同事忽然與我拉開距離，或者轉臉變成指控我罪行的人，我該理解他們承受的政治壓力，還是追究他們對體製的附庸？如何在教育中觸及多元性別議題，教師的同性戀身份又如何影響教學？作為維穩機製的重要一環，高校是如何運作的？在層層維穩的運作中，異性戀規範（heteronormativity）如何被強化，性少數如何被進一步邊緣化，性別平權的行動空間與策略如何受到影響？
我能夠想到的一個展現邊緣經驗、反抗性別不公的方式，是學術研究。2017年9月，我在新西蘭奧克蘭大學開始攻讀我的第二個博士學位，研究中國高校男同性戀教師的職場經曆。不僅僅反思我個人的過往，我更希望揭示被遮蔽的群體經驗他們在校園裏對於出櫃與否有著怎樣的考量？如何與校園裏其他同誌師生互動？在進行同性戀議題的教學與研究時麵臨哪些風險，又采取怎樣的策略有所反抗？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已經訪談了40餘位同性戀教師。他們有的因為擔心暴露同誌身份而選擇辭職，逃離體製；有的被領導要求刪去教學中有關同性戀的內容，被教學督導頻繁聽課，最終取消了課程；有的為了隱藏身份回避認識其他同誌師生，過著自我孤立的生活；有的通過同誌社交軟件支持幫助校園內的同誌學生；有的通過國際發表來提升同誌研究在中國學術界的合法性，開拓同誌議題在高校的空間他們絕大多數都需要小心謹慎地自我保護，並以各種力所能及的方式挑戰著異性戀規範。
選擇這個研究選題，意味著不可能再退回櫃子，需要麵對不同情境下的有色眼光和未知風險。盡管新西蘭整體氛圍對性少數群體友善，但當地一些中國留學生和華人對多元性別議題常常缺乏了解。我曾經遭遇一些出於獵奇、或暗含傳統性別意識形態的反饋：同性戀的成因是什麽；你跟你男友在一起時，是扮演男性角色還是女性角色；做這種研究，你小心被掰彎了；中國有同性戀教師嗎。
讓我倍感認同的，是奧克蘭大學校方對多元性別議題的堅定支持。校方政策對性別歧視、恐同、恐跨零容忍。我被學院邀請擔任公正委員會（Equity
Committee）的彩虹代表（rainbow representative），負責反映和推動與多元性別相關的公正事務。
2018年2月，我在奧克蘭生平第一次參加了同誌遊行。遊行的隊伍是一片慶祝的海洋，總理Jacinda
Ardern參與遊行，成為新西蘭史上首位出席同誌遊行的總理。不少帶著孩子的路人附和著發出歡呼。
我所在的奧克蘭大學方陣舉起的標語是：為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間性人師生營造一個安全與包容的校園環境。帶領方陣的是主管全校公正事務的主任和我所在學院的院長，他們都是公開身份的同性戀。
攝影：奧克蘭大學
身處這樣的歡樂氛圍中，很難想象每個人可能背負怎樣的過往。有一刻，我覺得恍如隔世。我想起被校長當麵羞辱一顆老鼠屎的時刻，想起在被訓誡時唯唯諾諾、唾麵自幹的時刻，想起不得不在保證書裏道歉和承諾的時刻，想起在課堂上如履薄冰地回避同性戀話題的時刻，想起深夜一個人痛哭的時刻我要狠狠記住那些被我按在心底、試圖抹去的記憶。我不可能繞開創傷，成為此時此刻的自己。
還要記住這一路所收獲的支持。記住出櫃後我認識和不認識的人對我的鼓勵，記住私下為我鳴不平、安慰關心我的同事，記住給我通風報信和加油的學生，記住一直支持我的社群夥伴這些支持像是茫茫荒原上的一點點火燭，給我帶來暖意。
經曆過壓製、痛苦和冷漠，更知道發出支持的聲音是多麽重要。因此，我永遠不會後悔為了支持秋白而出櫃我所經曆的一切的開始。
作者簡介：
崔樂，2013年獲中國傳媒大學應用語言學博士學位，2013-2017年任教於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對外漢語係，擔任碩士生導師、教研室主任、孔子學院國家公派教師等職務。現為新西蘭奧克蘭大學教育與社會工作學院博士生，研究教育與職場的多元性別議題。學術論文見於《性學研究》《性別平等教育季刊》《中國性科學》《國際漢語學報》《海外華文教育》《孔子學院發展研究》等期刊，媒體文章見於Sixth
Tone、澎湃新聞、知識分子、BIE別的（異視異色）、中國數字時代、NGOCN等。郵箱l.cui@auckland.ac.nz
華夏新聞|時事與歷史：作為高校教師公開出櫃之後，我受到了學校的處分